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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更像“隐者”

 198912春 2018-12-22
                   □韩浩月

  如果强调二月河的专家身份,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将他称呼为清史研究专家,这位读古文也能做到一目十行的写作者,被金庸高度评价,金庸认为二月河对清史的了解已经超越了他。于是,围绕二月河的争议也随之而来,作为一名对历史了解得如此真切的专家,他该从何种角度来评价帝王?带有何种情感来讲述封建社会?如果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他该怎样强调自己的位置?
  姚雪垠被二月河奉为老师,当二月河带着他的作品《康熙大帝》前往拜访的时候,就遭到了前辈作家的痛批,认为不该用“大帝”的说法来形容康熙,但二月河对此不以为然,虽然此后的两部作品在书名上没再延续“大帝”的叫法,而变成《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但在内容书写上,还是赋予了皇帝身上不少的“大帝”气质,这气质也蔓延到后来火爆荧屏的各类清宫戏当中,成为观众心目中中国古代皇帝的普遍形象。
  意料之内,在二月河去世之后,在评价他时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肯定他作品的价值(可读性强,笔法恢弘),一种是否定他对“帝王思想”缺乏批判性,相信随着有关纪念他文字的增多,这种争议也会更明显。于是,二月河也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截然不同两种史观对立点上的标志人物。这种结果的产生,与人们对二月河的身份有不同认知是有联系的。
  在人物标签上,二月河一方面是高官大员的座上宾,同时也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以自己的言行,来确认自己的百姓本质。比如,他一直坚持居住在河南南阳一处普通的居所,身穿邋遢的衣服上街买菜,上台讲课之前把吃饭时染上油渍的衣服反穿……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比照,通过这种比照也不难发现,二月河更重视他的百姓身份,每每接受媒体采访,“我就是个普通人”也宛若口头禅。
  二月河的身份和言行特征,的确会造就一定的矛盾与误会。他的“历史小说作家”的头衔是公认的,但他的写作,究竟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还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写作抑或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以观众与读者的视角看,二月河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他的作品既有知识分子才具备的结构能力与穿透性的视野,也有民间评书般的口头传播效应与感染力。从二月河对《聊斋志异》的推崇来看,他自身是站在民间的位置,来看待历史人物与王朝变迁的,在他庄重的写作态度之外,也不乏一些探秘、趣味性的描写,小说不是历史,从创作的层面看,是可以理解并值得尊重的。
  现在回头再看二月河以及他的作品,会更清晰地发现他的“隐者”身份,以这个身份写作,使得他脱离了诸多的束缚,可以更自由地在作品中表达他的文化愿望与情感倾向,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即便想要更深地躲到书斋中去,也难以实现了,这大概是属于二月河的一个个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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