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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曲未终人已远:梅兰芳家族(8)

 cxag 201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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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姹紫嫣红


      人民演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

      6月,梅兰芳接到邀请,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梅兰芳夫妇带了梅葆玥、梅葆玖、化妆师顾宝森、管箱郭岐山、演员王少亭等,和周信芳随南方代表第二团登车北上。车到南京,刘伯承设宴欢迎梅兰芳和代表团。火车到浦口上了渡轮,一位老工人看出有梅兰芳,主动过来握手问候。火车到了浦口继续北开,车头前面的两面五星红旗中间,挂上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剧照,同车代表向梅兰芳开玩笑:“现在火车成了您的专号了。”车到蚌埠,因铁路桥正在抢修,代表团临时下车休息,梅兰芳到一家饭馆吃饭,很快有人认出并传开,饭馆门前和附近的街上一下子聚满了人,大家热烈鼓掌要求看梅兰芳。梅兰芳走到二楼窗口,向人们挥手致谢,人们又齐声要求梅先生唱几句,梅兰芳看到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便唱了一段《女起解》的流水板:“苏三离了洪洞县……”后来工作人员一再对人们说梅先生旅途劳累,需要休息,人们才静下来。代表团有位作家李青崖即兴口占一绝:

      桥断长淮觅渡忙,撑天火伞焰方张。心情解放终难锁,空巷人民看艺王。

   (许姬传:《谒梅兰芳先生墓感赋》,《许姬传艺坛漫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3~224页。)

      车到济南,已是午夜,站台上仍有欢迎的人群欢呼:“欢迎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受到这样的欢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这是新社会的新气象,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他喝彩的情况大大不一样了。

      6月26日晚,火车到达北平,车站月台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京剧名家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李少春、叶盛兰、裘盛戎、叶盛章、袁世海、筱翠花、李宗义、刘连荣共百余人及西北戏剧学校学生在欢迎人群前列,梅兰芳、周信芳下车后和人们热烈握手,梁小鸾、云燕铭、杜近芳、林蕴华代表北平戏剧界向代表团献花,人们欢呼梅兰芳的归来,并长时间地鼓掌。

7月初,第一届文代会在北平的怀仁堂正式召开。梅兰芳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尽情交流,畅谈戏曲改革的前景,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梅兰芳演出了《霸王别姬》。有一天回到招待所,梅兰芳兴奋地对福芝芳说:“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是那样和蔼可亲,令人敬爱。周副主席对每一位代表都十分关怀。他对我说:‘三十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他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就说:‘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副主席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各界代表在文代大会上发言,畅谈感想,梅兰芳也做了一次简短的发言:

      这次参加文代大会,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而兴奋。在会场中所看到的是光明、团结,一片祥和之气笼罩着整个会场,产生了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我受到了鼓励,我自己感觉到,这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把我逝去的青春找了回来,我不觉年轻了许多。许多首长、专家对于我们所演的戏剧是这样的重视。对于梅兰芳个人几十年来在社会上一点微薄的贡献一再称许、勉励、启发,我更觉得惭愧。

      我今后要根据我这次学习所得,很虚心地跟着毛主席的思想脚踏实地向前迈进,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梅兰芳在第一届文代会上的发言)

      同年9月,梅兰芳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梅兰芳作为文艺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春,梅兰芳从上海回北京定居,住护国寺街甲1号。

      时代不同了,梅兰芳同许多艺术家一样,对新中国充满了新鲜感和信任感。在经历了清末、北洋、国民党几个时期后,梅兰芳深深感到新中国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感到共产党和国家对自己的信任、期望,他决心用努力演出、积极参加戏曲改革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和人民。

      梅兰芳开始回忆、总结自己几十年的舞台艺术生活,由他口述,许姬传手录、整理,出版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二集(第三集在梅兰芳逝世二十年后出版)。

      据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一文记载,在许姬传按照梅兰芳口述开始写作这部书稿前,梅兰芳曾定下六条原则:

      一、要用第一手资料,口头说的和书本记载的详细核对,务求翔实。

      二、戏曲掌故,浩如烟海,要选择能使青年演员和戏校学生从这桩故事里得到益处的。

      三、不要自我宣传。

      四、不要把党、政、军重要人物的名字写进去,这样会使人感到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

      五、不要空发议论,必须用实例来说明问题。

      六、我们现在从清代谈起,既要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又要避免美化旧时代的生活,下笔时要慎重。

      梅兰芳夫人福芝芳也曾回忆:

      兰芳一向谦虚谨慎,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努力学习党的优良作风。他生前常同家属谈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并再三嘱告:“写文章不要把毛主席、周总理和我的对话写进去,那样,自我宣传,不好。”所以在兰芳发表的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中,很少提到毛主席、周总理。但是,每当我想到兰芳,不由得便想起他生前同我们讲述毛主席、周总理的时候那种幸福激动的神态。(福芝芳:《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梅兰芳以饱满的热情,参加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白天参加会议,发言、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晚上,在大众剧场演出《穆柯寨》《枪挑穆天王》。

      他刚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便率领剧团去武汉演出《贵妃醉酒》《霸王别姬》《龙凤呈祥》《奇双会》等剧。

      从1950年至1954年,梅兰芳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也最紧张的演出生活。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他在京津沪等城市的观众较为固定——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居多的话,那么这几年,“我的观众圈子比过去扩展了几十、上百倍,不但观众的数量有了空前的扩展,而且工人、农民和战士占了观众中极大的比例”。(梅兰芳:《劳动人民使我的艺术创造有了新的生命》,《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到梅兰芳逝世前的十多年中,他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二十多个省市和地区。

      在辽宁鞍山,梅兰芳参观了鞍钢工人的劳动生活,见到了孟泰、张明山、王崇伦、李凤恩等劳动模范,孟泰热情地和梅兰芳握手说:“梅先生,这么些年了,我一直在盼望着看到您的戏,而今终于达到了目的,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梅兰芳心里也非常激动,他想:“同志,我一直想演戏给我们祖国最优秀的人看,想不到我也真正实现了这个愿望!”(梅兰芳:《劳动人民使我的艺术创造有了新的生命》,《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2年7月,梅兰芳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为首都工人演出,天不作美,演出日期推后了几天,但还是经常下雨。到了演出这天,从门头沟、琉璃河、长辛店和市内各厂来了四千左右工人,音乐堂内存有几天的积雨,主持演出者对工人们说,今天仍然有雨,大家如果不怕下雨就开锣。工人们都说不怕雨,希望马上开戏,梅兰芳在舞台幕后听到很受感动。等到《霸王别姬》开场后,雨越下越大。到虞姬舞剑时,舞台毯子的外缘,完全被雨点打湿了,梅兰芳为了防止滑倒,只能在靠里边桌前的一块干燥的台毯上表演。台下的工人一直在雨中看戏,聚精会神,纹丝不动,就好像天上根本没有下雨一样。

      以后几年,梅兰芳在天津、上海、青岛、石家庄等地为工人演出。梅兰芳在天津工人文化宫演出后,几位工人给他写信,表达他们看了演出后的喜悦和满足的心情,决心以努力生产完成计划的实际工作来感谢梅兰芳;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时,每场都有近两万名工人看戏,他们准时来到,排队入场,看戏当中非常安静,遇到高潮或梅兰芳的优美唱腔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1958年年初,梅兰芳随中国文联组织的文艺工作者访问了京西煤矿。他穿上矿工服,戴上矿工帽、矿工灯参观了井下巷道和作业区,和矿工们谈心,一位矿工对梅兰芳说:“我们干得好,把您引来了,您一来,我们干得更好!”(梅兰芳:《矿井中的温暖》,《北京日报》1958年1月21日。)

      梅兰芳没带行头,便给门头沟、城子两矿工人清唱了两段,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的6月7日,正在太原访问演出的梅兰芳参加了山西省、太原市文艺界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文艺宣传游行活动。游行前,梅兰芳在迎泽宾馆门前向群众讲话:“我们文艺界都已动员起来了,纷纷用诗歌、散文、歌唱、表演各种文艺形式来宣传总路线精神。今天我们戏曲队伍中许多主要演员都化妆扮演了各种角色,准备在游行时流动演出。”(梅兰芳:《难忘的一天》,《文汇报》1958年8月3日。)

      梅兰芳和晋剧名演员丁果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叶子、梅剧团老艺术家姜妙香等乘车参加了游行。

      有一次,梅兰芳在石家庄演出《霸王别姬》,那天台下的群众多数是农民,梅兰芳刚一出场,许多农民忽然把头上的毛巾摘了下来,一会儿,他们又把毛巾扎在头上。梅兰芳心里有些纳闷,戏终,梅兰芳出来谢幕时,农民们又都站起来摘掉毛巾,向梅兰芳鞠躬致礼,梅兰芳这才明白农民们出于礼貌摘毛巾,心里颇为感动。

      1957年冬,梅兰芳随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同事们到北京东郊农村访问。他们参观了和平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听社主任介绍农业生产和使用新式农具的情况、社员生活和经济、教育状况,社主任说:“社里虽然有各种文娱活动,但大家喜欢的还是京戏,我们常常有业余演出,就是行头不全,有些戏演不了。”(梅兰芳:《访问农村》,《光明日报》1958年1月10日。)

      梅兰芳还到社员家和下放干部的宿舍,和农家妇女、下放干部谈心。

      1953年10月,梅兰芳接到通知,让他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梅兰芳非常兴奋地对家人说:“这是我早已许下的心愿,今天总算要实现了,我一直想演戏给我们祖国最可爱的人看,我能到朝鲜慰问他们,我的心情确实是非常激动的。”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在朝鲜的土地上,赴朝慰问团受到朝鲜人民和朝鲜政府的热烈欢迎,金日成元帅接见并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梅兰芳随同慰问团来到前线,亲眼看到中朝两国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并肩作战。在一次慰问大会上,当梅兰芳看到罗盛教烈士的父亲罗迭开和被罗盛教救出的朝鲜少年崔滢拥抱在一起时,他竟不由自主地流下热泪;罗南市一位朝鲜老大娘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派了最优秀的儿女援助我们,现在又派代表团来慰问我们。我即使把满头白发拔下来,编成草鞋送给你们,也不能完全表达我感激你们的心情。”梅兰芳:《在和英雄的朋友和亲人相处的日子里》,《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慰问团受到志愿军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战士们为慰问团突击盖起了新房,有的房子还贴上春联,上联是:高高山上盖礼堂;下联是:迎接亲人进新房。横幅是:战地宿舍。走进一间宿舍,梅兰芳看到他床边的墙壁上,在一层白纸上粘贴着梅兰芳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影,梅兰芳心里一热,再往旁边看去,还有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留须的照片和《醉酒》《奇双会》的彩色剧照,这显然是志愿军战士们特意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

      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所在的演剧第二队开始了紧张的演出工作。人员少,大家不辞辛苦,每场平均演四出大戏,有些原来不登台的后台工作人员也扮装出现在舞台上,有一次二十几个人先后扮演了六十多个角色。有的人在四个戏里面扮演五个角色,大家在舞台上演过戏,却从来没有在风里雨里演出过。尽管演出艰苦,但演员十分努力、认真,因为这是给祖国最可爱的人演戏呀!

      有一天晚上,第二队在广场上为志愿军演出,舞台是志愿军用木板木柱连夜赶搭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只挂了几幅横幕,北风吹来,幕布声音很响。高矮不齐的电灯架矗立在舞台前面,广场密密麻麻,早已坐满了人,一直挤到舞台的前沿。

      这天演剧队准备的剧目是《收关胜》《女起解》《金钱豹》,最后一出是梅兰芳、马连良的《打渔杀家》。《收关胜》开演不久,风刮得大起来,吹卷了“关胜”的靠旗,吹乱了髯口,身段动作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演关胜的演员不怕干扰,精神抖擞地挥舞大刀,和对手开打。

      《收关胜》还未演完,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演员坚持演完了这个戏。雨下得更大了,打湿了台毯和幕布。这时技工组在台侧支起帐篷,让乐队继续伴奏。梅兰芳一回头,看见儿子梅葆玖已经扮好了《女起解》的苏三,红色的罪衣罪裙穿得齐齐整整,站在镜前发愣。梅兰芳对梅葆玖说:“你赶快出去,站在幕后,等候出场,虽然雨下得这么大,但也不能让两万多位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你一个人。”梅葆玖正要往外走,两位志愿军负责干部走进来,拦住他,对梅兰芳说:“现在已经九点半,雨下得还是这么大。我们考虑到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工作,如果把行头淋坏了,影响以后的演出,我们主张今天的戏就不演下去了。刚才向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这个原因,请他们归队,但是全场同志们都不肯走,他们一致要求和梅先生见一面,对他们讲几句话。”梅兰芳激动地说:“只是讲几句话,太对不起志愿军同志们,况且他们有从二三百里外赶来的。这样吧,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以表示我们的诚意。”梅兰芳就和马连良走出化妆室,来到台口,梅兰芳站在扩音器前,对全场的志愿军同志们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京剧队全体同志抱着十分诚意向诸位作慰问演出,可是很不凑巧,碰上天下雨,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先生唱他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最后,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在别处慰问完成后,还要回到此地来再向诸位表演,以补足这一次的遗憾。”梅兰芳:《雨中清唱》,《新观察》1954年第3期。)

      讲毕,台下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志愿军战士们端坐在风雨中听了梅兰芳、马连良的清唱,两位艺术家也感动地流了泪,风声、雨声、台上、台下、雨水、泪水融汇在一起。

      一天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散步时听到一间屋里有胡琴的声音,便来告诉梅兰芳,梅兰芳又约了马连良、高元钧一同到那间屋里,说一齐开个临时清唱晚会。梅兰芳说:“刚才听见胡琴响,就请拉胡琴的同志给拉一下,更有意思。”原来拉胡琴的是牟绍东、王占元两位炊事员,他们忙说:“怕我们托不好你们的腔。”梅兰芳说:“不要紧,我们会凑合你的。”马连良先唱了《马鞍山》和《三娘教子》,接着周信芳唱了《四进士》,老舍唱了《钓金龟》,梅兰芳唱了《玉堂春》,高元钧说了几段山东快书,又说了一段《武松打虎》。第二天,牟绍东找到梅兰芳,拿了一本纪念册请梅兰芳写几句话,梅兰芳写道:“《玉堂春》我有十几年没有在舞台上表演了,你这次替我拉这个戏,真是值得我纪念的一件事。”

      1954年2月,梅兰芳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广州慰问解放军指战员。梅兰芳、李再雯、王玉蓉、小王玉蓉、梅葆玥等演员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为部队模范人物授纪念章、赠送锦旗礼品,然后演出了评剧《秦香莲》片断和京剧《贵妃醉酒》。因为这个体育场很大,坐在最后面的观众距离舞台近一里地,那里的观众看清台上的表演实为困难,为了使这部分观众看得清楚,梅兰芳就尽量把表演动作加以夸张放大,他后来回忆:

      在这个台上表演,与一般舞台上的部位、身段都有些出入,需要灵活运用,勇于创造。贵妃的出场,照平常的惯例是胡琴的过门拉到一半时才出来的,但这个露天平台比起室内的舞台要大几倍,就不能仍按惯例出场。因此,我听见胡琴一响,跟着就走了出来,站在适当的地位,开始做那两个左右抖袖的身段。中国古典戏剧传统的表演方式,在舞台上要找中心,舞姿要左右对称。《醉酒》里面的闻花、衔杯的身段都是左右对照着做的,如果演员在比普通舞台大的舞台上不能环绕着舞台中心表演,那就会破坏舞台画面的完整,观众看了是会感到不舒服的。又如看飞雁的身段,是从左面转到右面的台口,用扇子指着远处,一边唱一边倒退到左面的上角。这种身段也要事先看好地位,配合音乐节奏,多一步或少半步都会感到不协调。过玉石桥的步伐,跟舞台的大小也有关系,像在越秀山体育场的台上,这座石桥就放长了,必须多走几步,否则观众老远望过来,就会感觉到桥的长度与舞台的面积不相称,也失去了戏剧给人的真实感。


      俭朴随和

      作为驰名中外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一生从不铺张自傲,而是俭朴随和,平易近人。梅家的生活习惯是老北京的习俗,特别是福芝芳与梅兰芳成家后,福家是旗人,便沿袭一些旗人的习惯。据梅葆琛回忆:

      我们兄妹四人自幼都是由外祖母福苏思老人抚养照管的,由于管教很严,生活也比较简单,她给我们立了个规矩:小孩子在上小学念书以前,不准上桌子与大人一同吃饭。在饮食上午饭经常吃炸酱面,这个老北京的传统,一直从“九·一八”事变举家南迁到上海,也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北京定居,中午饭还常常吃炸酱面。父亲看到我们身体发育很结实,曾风趣地对我说:

“看你们长得又白又胖,应归功于你们吃炸酱面的功劳。”

      梅兰芳在饮食方面并不讲究,爱吃素菜和鱼虾,从不吃零食。每逢晚场有演出时,他中午吃得较少,午睡后到四点钟吃点面包或烤馒头、鸡蛋一类的点心,然后于五点多钟去剧场化妆,梅葆琛问父亲为什么只吃一点东西就去演出,梅兰芳说:“俗语说‘饱吹饿唱’,也就是说,凡是在场面上吹奏者必须在演出前吃饱了,而在舞台上演唱者不能吃得太饱,如果对付不当,就会影响舞台演出时的效果。”所以,梅兰芳只是演出结束后,才回家吃上一顿较为丰富的夜宵,来补充演出时的身体消耗。

      在穿着方面梅兰芳也很朴素,除了外出开会、访友、赴宴时才换上西服或中山服,平常在家穿得很普通,天热时常穿一身棉布的格子衣裤,天凉时常披一件破旧的小夹袄,1930年梅兰芳出访美国时就曾穿着这件夹袄,梅兰芳喜欢穿着它在院子里练功。天气冷时,梅兰芳早晨在院子里散步,常穿一件深紫红绒的带里子的晨衣,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据梅葆琛回忆,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时就看见父亲穿着这件晨衣,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父亲到外地巡回演出时,仍穿着这件晨衣。梅兰芳告诉家人,要处处以节俭为原则,“对任何衣物都要爱惜,只要还能穿用,就不应弃旧换新。”到了寒风凛凛的冬天,梅兰芳坚持在院子里散步、练功,常穿一件黑色对襟的中式皮袄,外套一件蓝布的罩衣,看上去朴素大方。梅兰芳逝世后,福芝芳让体质欠佳的梅葆琛穿上这件皮袄。葆琛回忆:

      当我穿上皮袄时,总感觉闻到一股腥味,我翻开衣里仔细一看,原来皮桶子是未经加工的生羊皮,这种皮子价钱便宜,穿在身上分量又重。按经济条件,父亲不是买不起一件质量好的皮袄,但他讲求的是经济实惠,能御寒就可以了。我将这件皮袄视为至宝,每当冬天我就穿着它上下班,不管西北风有多大,父亲的遗衣穿在身上,暖在心里。穿了几个冬天,领子和袖口都已经磨破,但是经我爱人的修补又穿了几个年头。现在我已将这件珍贵的皮袄收入箱内,妥为保存,以留作纪念。

      梅兰芳的卧室内有一张老式的红木写字桌。一天,梅葆琛和女儿卫文到梅兰芳屋里,爷爷看到孙女进屋来玩,心里高兴,说笑着打开桌子的一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条鲜艳的红色镶有金丝边的尼龙纱带,问孙女:“你喜欢不喜欢,爷爷给你扎在头发上,打个蝴蝶结一定很漂亮。”卫文很喜欢,问:“爷爷,您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头带?”爷爷说:“这是我从纪念品的盒上取下来的,我看很好,就收在这抽屉里,是准备给你的。”ꨂ 梅葆琛在一旁听着祖孙两人的对话,顺眼看到这只拉开的抽屉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包装纸和包扎绳,看到父亲如此节约和细致,不禁肃然起敬。

      这条尼龙纱带,成了卫文珍贵的纪念,她只在过年时扎了一次头发,便保存起来。悠悠岁月,不能湮没孙女对爷爷的怀念之情,一直到现在,卫文想起爷爷就拿出来,仿佛在尼龙纱带上映出爷爷慈祥的微笑与和蔼的神情。

      梅兰芳一生待人处事都非常随和,没有艺术家的架子。他每天早晨在院子散步、练功,见到家人、炊事员等服务人员,他总是先打招呼问好。大家说:先生真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在他身边工作感到亲切温暖、心情愉快。

      1950年9月,梅剧团赴天津演出返京后,梅兰芳回家对梅葆琛说:“这次去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戏,由交际处接待和安排全团的住宿。我住在利顺德饭店,事有巧合,这家饭店正是我三十年前到天津演戏时住过的。进入大厅后,有不少老服务人员热情地欢迎我,大家一见如故,我一一与他们握手,他们好似见到亲人一般地向我问好,这种情景真使人感动。三十年前的情谊还是这般的深厚,使人难以置信……有一位老职工,三十年前每晚我演出后回到饭店时,他总是坐等到深夜给我们开门。这次又重逢,我和老人都喜出望外,都很激动。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我还是在看大门,可是您这位有名声的艺术家还认识我这个普通的工人,您还是那样关心人,您真是一位没有架子的大艺术家呀!’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品德是多么重要,我在三十年前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今天又重逢,才知道这情谊还牢牢记在人们的心中,这是为人处世最重要的事,希望你也要做到这一点。”

      据梅葆琛回忆:一天深夜,服务人员刘德钧突患急病,立即送到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马上做了手术。梅兰芳忙让梅葆琛和林映霞去医院看望,并转达他的嘱咐:“要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病,一切费用我会缴付的。”刘德钧不幸在手术后心脏病突发,于天亮时去世了,梅葆琛、林映霞夫妇在老刘的遗体前鞠躬行礼,回家告知父亲,梅兰芳悲痛惋惜,在院子里靠北屋的两棵盛开的海棠树前默立良久。原来这两棵海棠树是1951年4月3日为纪念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特意让老刘到护国寺花店买回来种在院子里的。经老刘多年精心培植,海棠树长得枝繁叶茂,每逢春季,满树花朵馨香扑鼻,到了秋天果实累累。如今睹树思人,梅兰芳十分感慨,他告诉葆琛夫妇:“在你们幼年时他已与我在一起了,他是看着你们长大的,1930年我赴美国演出,他也随团去了。以后对待其他人员也是一样,要尊重他们。”

      梅葆琛的两位朋友很想见见梅兰芳,又顾虑梅兰芳是否愿意见他们,梅葆琛说:“你们放心大胆地来吧!见到我父亲后,你们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的。”结果两位朋友到梅家后,梅兰芳与他们热情交谈,两位朋友后来对梅葆琛说:“刚到你家时,心里挺紧张,也很矛盾,首先是很想见到你这位闻名中外的大艺术家的父亲;但另一方面唯恐真见了面,不知对他说什么,不知从何启口?但现在我们真正感受到你父亲是一位热情、和蔼、关心年轻人的长者。他使我们肃然起敬。”

      在震旦大学校友会北京分会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林映霞原在协和医院工作的老同事、后来改行唱歌的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和梅葆琛、林映霞夫妇说起看过他们回忆梅兰芳文章的感想,他说:……我又想起了在1953年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时,在生活中与你父亲接触的几件事。那时我还年轻,只有三十一岁,慰问团里文艺界的老艺术家很多,在从北京到朝鲜的这段生活里与他们有了接触的机会,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你们的父亲梅兰芳先生了。记得在开往平壤的火车上,梅先生正在餐车用餐,当我走过他身边的座位时,梅先生见到了我,马上放下餐具,并站起来跟我打招呼,我顿感惊讶,又觉不安。我是一个年轻人,又素不相识,他却是这样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地对我,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还有一天梅先生有演出任务,我突然想请梅先生签名留念,就拿着日记本,直奔后台,当时梅先生正在化妆,我什么也不顾就请梅先生给我签个名。他听后,立即停下妆来,很认真地在本上签了梅兰芳三个字,我真是欣喜若狂,连谢谢也没有说就走出后台。事后我才知道,按规矩,演员化妆时,也是在酝酿感情的时候,一般是连句话也不说的,更何况是要停下妆来签名。但梅先生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破例地为我签名。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梅兰芳在排演《穆桂英挂帅》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下颌部位不够丰满,担心影响穆桂英的形象,便和林映霞(在协和医院口腔科任医师)商量,能否做副假牙来弥补这个缺陷,并由林映霞陪同去协和医院检查,又请来负责修复技工的王子鸣技师一起检查、研究,决定做一副义齿。

      在与王、林(映霞)两位大夫的合作中,梅兰芳耐心细致地提出设想:希望假牙既要使下颌部位垫高,又要将凹凸不整齐的门牙上覆盖上一层薄薄的塑料牙面,且要求在启口时不能露出金属的牙钩。这副义齿制作的技术要求相当高,存在一定难度,经过两位大夫的努力,几个月后义齿制作成功。在《穆桂英挂帅》的首场演出中,梅兰芳戴上义齿登台,下颌部位显得丰满,演唱张口时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效果极佳。据林映霞回忆:梅兰芳十分珍惜大夫的劳动,也很爱护这副假牙,用银制的小盒盛满清水,将假牙浸泡在内。某年梅葆琛去看望王大夫,王大夫仍感念此事:“几十年我不住地在心里想念与梅先生合作时的感情,他谦虚好学、尊重医师、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杨门女将”

      梅兰芳一生爱演穆桂英的戏。1913年他随王凤卿第一次赴上海演出,就以文武兼重的《穆柯寨》唱红上海滩。

      1953年,梅兰芳在上海看了豫剧演员马金凤主演的《穆桂英挂帅》,觉得很有特色,又连着看了三场。最后一场演过,梅兰芳特意请马金凤到上海家中叙谈,梅兰芳告诉马金风:“我很喜欢穆桂英这个角色……但我没有演过老穆桂英。这次看了您的四场《挂帅》,真正感到豫剧是一个有发展的剧种,蕴藏着许多我所要学习的东西。” 两人谈了许多穆桂英在京剧、豫剧中的剧目、表演特点、服饰、化妆等问题,谈得十分投机。

      以后几年,梅兰芳始终惦记着这个事,多次考虑把豫剧的《挂帅》移植过来,改编成京剧。他对长子梅葆琛说:“在移植兄弟剧本时,我在思想上很明确,那就是要根据京剧的特点和风格来加以变动和修改,绝不能不经过自己的融化而生搬硬套地去模仿。我要尝试用京剧的程式和表演手法来表现穆桂英的这一段动人的故事,我虽然演了几十年的穆桂英,但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准备排练的新剧目,我已六十开外,要演好中年穆桂英的英姿,肯定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我有信心要移植成功,虚心向豫剧学习。”

      在确定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时,梅兰芳选定了《穆桂英挂帅》。中国京剧院请陆静岩、袁韵宜创作京剧本《穆桂英挂帅》,并确定郑亦秋任导演。

      剧本写佘太君归隐乡里后,闻西夏侵宋,命曾孙杨文广、曾孙女杨金花赴汴京探听。兵部尚书王强欲荐其子王伦为帅,寇准保荐杨家将,王不允,乃定校场比武。王伦连胜几人,杨文广兄妹不服闯入校场,不几回合杨文广刀劈王伦。宋王听说是杨家后代,令请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见子女捧印回家,想起宋王刻薄寡恩,怒责杨文广,不愿出征;经过佘太君相劝和激励,穆桂英为抵御外侮,慷慨誓师,挂帅出征。

      全剧共分八场,穆桂英的戏有三场,即“乡居”、“接印”、“发兵”。梅兰芳和导演郑亦秋研究剧情与穆桂英唱、做的结合,和徐兰沅一起研究唱腔。

      这出戏的高潮在第五场“接印”,穆桂英从不愿挂帅到基于爱国毅然接印出征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梅兰芳考虑到这个地方不应过渡得太快,应该有一些思想活动,但是在送走佘太君后,进行大段演唱和独白都不合适。这时梅兰芳看了河北梆子跃进剧团青年演员演出的《穆桂英挂帅》,在《接印》这折戏中,她把穆桂英思想转变的过程用了左右两冲的身段,使梅兰芳受到启发。他联想到京剧《铁笼山》的姜维观星,《一箭仇》的史文恭战罢回营,都采用低着头揉肚子的身段,完全可以借用过来。于是,梅兰芳大胆地采用了[九锤半]的锣鼓套子,用哑剧式的表演,靠舞蹈身段来加强戏剧效果。

      1959年5月25日,《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进行首场演出,演员阵容很整齐,梅兰芳演穆桂英,李少春演寇准,李和曾演杨宗保,袁世海演王强,李金泉演佘太君,青年演员夏永泉演杨文广,杨秋玲演杨金花。首都观众用掌声和喝彩声对梅兰芳等艺术家的表演给予充分的肯定。后来,在梅兰芳剧团演出《穆桂英挂帅》时,由家中的父子饰演剧中的母子,梅兰芳饰穆桂英,梅葆玖饰杨文广,梅葆玥饰杨金花;排练时,梅兰芳教梅葆玖、梅葆玥身段、动作,父子同台演出,传为梨园佳话。

      连着演了几场,梅兰芳和同台演员、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是回到家静下来后,梅兰芳仍然认真地琢磨,思考自己表演的得失。一天晚上他问长子:“葆琛,你看我这几天的演出有什么意见没有,因为是新戏,可能在台上还有不理想的地方”。梅葆琛没想到父亲会突然问有什么不足,想了想说:“我只觉得当看到‘捧印’一场时,我琢磨不透在剧情发展中您的有些身段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在过去编演的戏中没见过……在金鼓号角齐鸣中,您一转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精神振奋,表现出穆桂英对国家安危怀着责无旁贷的真实感情,唱出‘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捧印亮相,直到下场后,锣音虽停,但是台下观众仍沉醉在剧情中。” 听了梅葆琛的话,梅兰芳很高兴,因为儿子说出了这个戏创作的难点,同时肯定了他的表演,梅兰芳对梅葆琛说:

      对“捧印”这场戏,我是琢磨了很长的时间,你也看到了,在我青衣本行的身段中,却找不出合适的身段来表达出穆桂英的复杂心理和决心,于是我只好在其他剧种和行当中去找。我想到武生的锣鼓经中的“九锤半”,它是表达剧中人物在思想混乱时期及考虑如何办时(一般是武戏中使用的)用以配合身段表达心情的。“九锤半”是无台词的表演动作所专用的,所以我就先以它做试验,你不知道我在客厅的大镜子前,在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心中背着锣鼓经,一次又一次地把穆桂英的心情用身段表演出来。我花了很多心血和时间,最后才决定借鉴武生杨小楼演出时的各种身段,使之融化在青衣的身段中,这是戏能演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对于穆桂英的性格,我真费了不少时间,动了不少脑筋去塑造,要演出她既稳重又大方,而又有报国之心的豁达气度。

      尤其是当我唱到“二十年抛甲胄未临战阵”时,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八年抗战后又重登舞台时,我对自己的嗓子、扮相、身段等各方面会出现的问题,心里产生了矛盾,这不是与穆桂英二十年又重振旗鼓、挂帅出征时的心理矛盾是相同的吗?所以在“捧印”时,我已忘却了自己是在舞台上,我的感情已经升华到生活中去,演出也就较为真实和成功了,当时我也像穆桂英一样,“抖擞老精神,重新挂帅上阵。”

      梅兰芳在排演中勤奋排练,不管是人物的地位、表情、语气,还是手势、动作,都是反复排练,力求准确。郑亦秋认为梅兰芳在排演中除了虚心听取意见、博采众长外,还有几个特点:“一、理解深透,内心线索清楚。二、外部技巧运用自如,节奏鲜明,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三、善于积蓄力量,劲头用在最要紧处,因而高潮突出,震撼人心。四、在别人表演中,适应别人的节奏,相当和谐。”对“捧印”这场戏,郑亦秋这样评价:

      梅兰芳同志这段戏表演处理得非常好……目送佘太君下场后,双手微弹水袖,面上顿时光彩焕发,表现出这位女元帅不甘蛰伏,重执兵符的内心喜悦。唱到“一家人闻边报雄心振奋,穆桂英挂帅印再度出征”这两句时,梅兰芳同志的表演是凛然屹立,使我们觉察到她的心弦跳动,外弛内张,静中有动。等唱到“二十年抛甲胄未临战阵”后,水袖转动,转身从台右内方,走到台左的前方。两手翻袖,左右挥动,表现跃马疆场的动作;两手在面部一晃,感到自己不似当年青春时代了。再静一下,从台左起,撩起水袖,坚定地走到台右,表示年事虽高,英武尚在,决心出战。继之左右一看,想到旧日部将多已凋零,有些感慨。倏然间,觉得自己冲锋陷阵有足够的信心,于是一抖水袖,上肢微微震动了一下,接着精神抖擞地唱“难道我竟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梅兰芳同志这段表演是层次分明、干脆利落;音调高亢清越,非常有力。(郑亦秋:《〈穆桂英挂帅〉排演随笔》,《文汇报》1959年10月12日。)

      剧作家景孤血认为梅兰芳“捧印”这场是“一个人演满台”,景孤血有一段相当生动的描述:

      在梅兰芳唱过“穆桂英二十年未临战阵”以后,台上气氛突变,随着打击乐的音响提高,顿时把戏引入一种“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意境里面,使人人感到风云变色,山雨欲来,我们再看梅兰芳,变了!他完全变了!他虽然仍是梳着大头,穿着蓝花帔,可是已经变成了一位“姽婳将军”!他那眉头由敛而舒,面容由嗔作喜,麾舞长袖,比划出刀枪式子,一来一往,掠影翩翩,就好像在旌旗丛中驰骋大漠。他的唱腔韵味也变了!一段流水板,有如珠走玉盘,却是每个字都像剑锋般地锐利。应当特别指出:此时他的一只手还在拿着黄布包装的印盒,实际上只用单袖麾舞;最后,他连那只拿着印盒的手指也变了样!从他那拿印盒的手姿和手劲上也可看出:先前看成是身外之物的“印”,此时却变成是血肉相连了;而那手式之美也就是说连手上都有了更多的“戏”,无怪当他把那黄布包装着的印盒从掌心上高高擎起的时候,台下已是再一阵地掌声如雷了。这一场戏,假如说梅兰芳是一只凤,他就像给空台上布满了彩云;假如说梅兰芳是一条龙,他就像给空台上激满了海水。而实际上台却还是空台,只凭他那飒飒浃浃的演技,不但是充满了台,而且还使满台欲动。景孤血:《“一个人演满台”写在观摩梅兰芳〈穆桂英挂帅〉》,《北京晚报》1959年5月26日。)

      穆桂英第三次出场,是全剧的最后一场《发兵》。穆桂英披蟒扎靠,戴帅盔,插翎子,抱着令旗宝剑。当杨文广受到夸奖,发出藐视敌人的言论时,穆桂英为了警示儿子,当即假意传令问斩,杨宗保和众将再三求情,穆皆不允,最后寇准讲情,才饶了他。这时梅兰芳借用了程继仙演《群英会》中周瑜打黄盖时,偷看诸葛亮的做派,在众将求情中,穆桂英在[乱锤]中掏双翎,“向外亮住,先不抖双手,用眼偷看寇准,然后抖右手看右边,转过脸来再抖左手看左边。意思是说,穆桂英首先想窥探寇准的态度,他究竟识破她的用意没有?等看到寇准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旁,知道这位老于世故的寇天官已经懂得她的意思,他必然会来讲情的。”梅兰芳:《我怎样排演〈穆桂英挂帅〉》,《梅兰芳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为了准确、细腻地表达穆桂英二十年后再次升帐点将的心情,梅兰芳在这场戏中设计了[西皮导板]转[原板]、再转[南梆子]、再转回[原板]的唱法,十分新颖。

      于连泉也曾谈起《穆桂英挂帅》:“这一出戏是很难演的,要有扮相、有嗓子、有基本功夫,还要有元帅的气度,起先要含蓄,之后要放开,而且还不能离开青衣的范围,要演得既稳重又大气,才合乎中年穆桂英的身份。”(于连泉:《老当益壮——看〈穆桂英挂帅〉》,《文汇报》1959年10月12日。)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晚年的代表作,诚如周总理对梅兰旁所说:“你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四十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


      故乡之行

      1956年春天,梅兰芳率剧团正在南京演出,突然接到泰州市梅秀冬的来信,信中说他是梅兰芳的兄长,家乡的人们都很想念梅兰芳,希望借此次演出机会顺道回家乡认亲。梅兰芳看过信喜出望外,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祖辈与家乡断了音讯已过半个世纪,终于能够回到故乡探亲了,多高兴呀!

      3月7日下午,梅兰芳剧团到达江苏泰州,梅夫人福芝芳、儿子梅葆玖也随团抵泰。泰州人民听说梅兰芳回来了,奔走相告,欣喜万分,人们涌上街头,夹道欢迎梅兰芳归来。

      梅兰芳没有想到故乡人民这样热烈地欢迎自己,心里非常激动,频频把身子探出窗外,向群众招手、点头。保卫人员见群众涌过来,怕出意外,请司机把车开快点,梅兰芳却一再请司机把车再开慢点,他说:“这是家乡人民对我的厚爱,我应该和大家见见面。”(居湧:《万人空巷看艺王——梅兰芳先生返乡纪实》,《中国戏剧》1989年10月号。)

      汽车在税务桥刚一停下,泰州市领导、人民代表向梅兰芳献上鲜花,当介绍到梅秀冬时,梅兰芳紧紧握住梅秀冬的手说:“大哥,今天我终于回到家乡来了,我看望您们来了。”(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梅秀冬也十分激动,握着梅兰芳的手,许久说不出话来。梅兰芳住进乔园内的因巢亭,这里是泰州最古老的文化建筑,为明代建造,又名三峰园。

      当晚,泰州市政府和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在人民剧场举行欢迎大会。梅兰芳在答谢词中说:“返乡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今天居然达到了我的目的,怎能不叫我感到高兴!这次来泰州前,南京市陈副市长对我说,泰州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泰州人民英勇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听了感到非常骄傲和光荣,因为我也是个泰州人!”(梅绍武:《梅兰芳泰州寻根记》,《人物》1994年第5期。)

      与会代表对梅兰芳充满深情的这番话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第二天,梅兰芳来到梅秀冬家,两人问候、寒暄,格外亲热。梅秀冬拿出《梅氏家谱》给梅兰芳看,并讲述当年梅巧玲随寡母远走天津、北京的情况。梅兰芳将梅巧玲戏装像一幅赠给梅秀冬,并题词:“我的祖父巧玲公的戏装像,饰《雁门关》肖太后,系老画师沈蓉圃所绘,赠予秀冬大哥,以资供养。”(《梅兰芳与泰州》,江苏《泰州文史资料》第4辑。)

      两天后,梅兰芳、福芝芳、梅葆玖由梅秀冬陪同,来到鲍家坝祖坟祭扫,敬献了花圈。

      梅兰芳在泰州共演出6场,主演了《贵妃醉酒》、《奇双会》、《宇宙锋》、《凤还巢》、《霸王别姬》。只有1 000多个座位的人民剧场场场座无虚席,剧场门外搭起华丽的彩门,高挂宫灯,引人注目。除泰州外,江都、扬州、兴化、高邮、泰兴、泰县等地观众也前来购票,有的人为买到一张票头天晚上就排队。泰州城北有位老太太曾两次专程去上海购戏票,想看梅兰芳的戏,因未买到戏票失望而归;这次梅兰芳在泰州演出,老太太终于买到一张戏票,她高兴地对邻居说:“这回可好了,梅老板把戏送到家门口了,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梅先生的演出,死了也闭眼了!梅先生要不是泰州人,恐怕我这辈子也看不到他的戏啊!”居湧:《万人空巷看艺王——梅兰芳先生返乡纪实》,《中国戏剧》1989年10月号。)

      更多的观众购不到戏票,市广播站就在市中心装上了高音喇叭,进行实况转播,每场都有许多观众兴致勃勃地在街头收听,感到非常过瘾。

      在泰州,梅兰芳祭扫了革命烈士祠,游览了泰山公园、岳王庙,并为公园画了一幅水墨梅花。梅兰芳还特意品尝了泰州土产大炉烧饼,品尝了功德林素食馆厨师做的素菜,连声称赞家乡的菜好吃,家乡的厨师手艺高。

      3月15日,梅兰芳结束了在故乡的访问演出,带着泰州人民的深情厚意,依依惜别。汽车开动的一瞬间,许多乡亲热泪盈眶,挥手相送;梅兰芳的眼睛也湿润了,他默念着:祖父,我终于回到您的家乡,并为乡亲们演了戏,乡亲们,再见了,我还要回来看望你们的。

      梅兰芳逝世后几年,十年动乱使北京梅家和江苏泰州亲属断了联系。直到1981年,梅家子女先后再回泰州故乡,与家乡人民团聚。

      1981年5月,梅绍武和夫人屠珍到扬州开会后,顺道访问故乡,打算探望梅秀冬伯父一家,并借阅梅氏家谱。到家后,才知道梅秀冬老人已经逝世。九十多岁的梅伯母及其子女见到梅绍武夫妇非常高兴,梅伯母拉着梅绍武的手,指着墙上挂着的多幅照片,激动地说:“这都是你父亲当年和我们一家欢聚时照的,前些年说什么也舍不得让人毁掉,一直偷偷藏了起来,如今终究又挂了出来。”梅绍武问及家谱时,才知那部珍藏的典籍早已在“文革”中被焚毁,无法披露于世。

      1985年10月,梅绍武应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的邀请,参加了南通市纺织博物馆的开幕典礼,拜谒了张骞先生的陵墓,参观了梅欧阁,与张绪武一家重叙了世交友谊,然后第二次访问了泰州。泰州市副市长陆镇余为梅绍武放映了“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全部录像,参观了梅兰芳剧院和梅亭。

      梅葆玥、梅葆玖姐弟曾于1982年10月下旬来到泰州访问演出,26年后再一次回到故乡梅葆玥倍感亲切。梅葆玖向姐姐介绍泰州的风土人情,与梅秀冬的家人亲切交谈。梅兰芳“重返故乡演出”的夙愿,终于由梅葆玥、梅葆玖姐弟实现了。他们后来撰文写道:“在泰州演出的半个月中,我们把能演的梅派戏全都演了,乡亲们也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我们和爱护我们。”“我父亲的老搭档——七十多岁的名须生王琴生,想起他当年陪我父亲来泰州演出的盛况尤为高兴。”

      梅葆玥、梅葆玖还特意为泰州福利院的老人上门送戏。95岁高龄的江友兰和80岁的张桂林看过戏后十分激动,送别梅葆玥姐弟时潸然泪下:“旧社会我们这些孤寡老人流落街头无人过问,而今,梅大师的一双儿女却给我们送戏,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1984年秋,泰州举行“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梅葆琛和夫人林映霞从南京来到泰州。梅葆琛夫妇在陆镇余副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梅兰芳剧院、市文化局等处,拜谒了梅氏祖先墓地,并参观了在建的梅兰芳纪念亭。10月6日,梅葆琛夫妇游览泰州公园,来到梅兰芳塑像的雕刻现场,刚刚转出过道,见到一米多高的梅兰芳塑像,两人异口同声说:“很像!很像!”林映霞便向梅葆琛提议:“我们和‘父亲’一起照张相吧。”于是他们一左一右紧挨着尚未干透的石膏塑像,请泰州文化馆的栾学志为他们拍了照,并和主持雕塑的张执中等人合影留念。梅葆琛后来撰文深情地回忆:“我们在故乡的时间虽短暂,但家乡人民的盛情是难以忘怀的,这深情厚谊主要是我父亲在1956年回乡认亲并为家乡父老演出时播下的种子,今天得以开花结果。”(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984年10月,江苏省文化厅、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苏分会和泰州市人民政府在泰州隆重举办“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梅葆玥、梅葆玖和梅绍武夫人屠珍与会。10月8日的大会上,梅葆玖代表梅家发言。

      1994年,“梅兰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泰州举行,梅兰芳的曾孙、梅葆琛的孙子梅玮随梅剧团赴家乡演出梅派名剧,彩唱《贵妃醉酒》《凤还巢》片段,清唱《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选段,受到家乡人民好评。

      1999年秋,纪念“梅兰芳诞辰一百零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由泰州市梅兰芳研究会和泰州市梅兰芳纪念馆联合举办,来自北京、河南、辽宁、江苏各省和新加坡的梅派艺术研究者与会。梅兰芳的长孙梅卫平夫妇参加了研讨会。

      故乡人民永远怀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8】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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