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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乾隆 郎世宁等绘《弘历雪景行乐图》局部 ❈ 诗词岁时记 ·冬至 和清明类似，冬至不只是节气，亦是节日。 它有很多别名，譬如“冬节”“亚岁”之类。这样的别名很能彰显冬至的地位： 所谓“冬节”或许正可类比于“春节”，而“亚岁”不就是说，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过年么？ 清代道光年间书写吴地风俗的《清嘉录》里，有不少关于冬至的记录，就其作为节日的隆重性而言，莫过于“冬至大如年”这句谚语—— 岂止是“仅次于”，简直是与过年一般了。 明朝人杨循吉撰《吴邑志》，写到“岁时”一节，照抄宋代名贤范成大《吴郡志》“风俗”条，说以苏州为核心的吴地“俗重冬至，而略岁节”，可见至少从南宋到清代的大几百年里，冬至都是某些地区最隆重的节日，这就不止是“仅次于过年”或“与“过年一般”了，而大有几分抢春节主角光环的意思。 将冬至视为如此重要的节日，起源颇为古老，与公元前千余年立国于吴的勾吴之国有关。 清代嘉庆时有个叫蔡云的苏州人，写了组竹枝词《吴歈百绝》，其中一首说的就是苏州盛行过冬至节的习俗，并提及了它的来历： 有几人家挂喜神， 匆匆拜节趁清晨。 冬肥年瘦生分别， 尚袭姬家建子春。 诗后有作者自注，大意是说——在冬至日那天，除了张挂喜神像（一般指葛成，又号驱魔将军，是吴地的副城隍）外，亦有和春节一般张挂祖先遗像用以祭拜的传统，只不过后者在如今不太流行； 冬至又叫亚岁，故有“肥冬瘦年”之说，往往比过年更为热闹和隆重，但早起往亲友处拜节则是一样的。 作者的自注基本解释了诗的前三句。 末句的“姬家”自然是指勾吴的首代君主泰伯一族，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因为想成全姬昌的父亲季历，使他得以合法继承周族领袖的位置，于是出走到如今的苏州一带，断发文身，主动作了“荆蛮”。 但在南方立国的泰伯一族，与周文化的关系依然藕断丝连，周人的习俗随之流传到了吴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冬至，对周人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日子。 根据《礼记》里的说法：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 唐代大儒孔颖达为之注释： “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 可见周人的正月定在子月即阴历十一月，而以冬至日为新岁之首，行祭天之典。 《左传》里亦有周人以冬至为岁首的记载。 相比于后来者的演绎，这两部渊源更为古老的典籍的说法应该最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对于周人而言，冬至相当于他们的过年…… 当然，不是说冬至习俗被泰伯带到吴地后就消失在北方。 以冬至为重大节日的情况几乎是全国性的，并且绵延一两千年，只是它的风头并不常常盖过春节罢了。 时移世易，在不同的年代，它会有不同的遭遇，人们也会有不同的体会。 周代以后，秦汉以降，历法屡有调整，但直到晋代，冬至依然被视为一年的开端，有着相当隆重的仪式。 这种仪式体现于庙堂，往往显得典雅庄严： 日月不留，四气回周。 节庆代序，万国同休。 庶尹群后，奉寿升朝。 我有嘉礼，式宴百僚。 繁肴绮错，旨酒泉渟。 笙镛和奏，磬管流声。 上隆其爱，下尽其心。 宣其壅滞，训之德音。 乃宣乃训，配享交泰。 永载仁风，长抚无外。 这是见诸《晋书》《古今岁时杂咏》的四言诗《晋冬至初岁小会歌》，写的是晋代的某个冬至日君臣宴饮时的盛况，同时承载着王朝理想的精神气质： 岁时季节轮替，到此佳节，天下共享福禄太平； 朝臣们欢聚一堂，参加君主举办的宴饮，繁多的菜肴和甘洌的美酒陈列于众人之前，各式乐器合奏，乐音婉转； 而君主表达他的仁爱，臣下尽他的职责，君臣知无不言地沟通，可以媲美于天地之气的互相融合，万物因此而通泰，故能广布仁德，而以天下为一家。 这种诗描绘出了一个古典政治的理想国，虽然它从来没有被真正实现过。 哪怕是在为后来者所称颂的大唐盛世，以及在这个盛世的尾声中，提起冬至，诗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飘零的身世与回不去的家园：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 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 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俗自相亲。 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 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 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这是杜甫传世作品里三首与冬至有关的诗，采用的都是他登峰造极的七律诗体。 第一首《小至》写冬至之前一日，第二首《冬至》写当日感慨，第三首《至后》写冬至过后，作于不同的年份，却均有极深的乡关之思。 据学者考证，《小至》写于杜甫晚年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时期，毕生流离中最后一段生活相对稳定的时光。 所以，诗里固然不乏时光迫人的感慨，却依然能读出暂时的放松—— 冬至是昼短夜长的极致，自此之后，白昼逐渐变长，宫中绣女工时加长，以至于需要添一截线； 苇膜烧灰放在玉制成的律管中吹，测试气候，冬至后阳气复苏，灰飞向上，预示着“阳生春又来”； 柳条欲舒，梅花凌寒待开，自然风光里孕育着春之生命力； 虽然此番风物与故园并无区别，但历经乱离，家国非旧，无可奈何之际，还是与儿子一道饮尽那杯中酒以销忧吧。 在同样可能写于夔州时期的《冬至》里，诗人的情绪比《小至》中呈现的要更低落些。 诗人想起这些年，年年冬至节都不在故乡过，漂泊于外，被穷困愁苦纠缠不休； 环顾长江边常往来者，只有自己憔悴了很多，在这远离故乡如天般遥远的地方，当地人自顾互相亲近而不理会外来之人； 在大雪之后拄着手杖徐步山谷之际，或许正是朝廷百官散朝之时； 可是那些报效朝廷的日子，已经离诗人远去了，正肝肠寸断的他，前路茫茫，哪里又有通往长安的归路呢？ 相比于前两首，《至后》写得更早些，大概作于成都时期，此际杜甫挂名在严武幕府中任职。 剑南道治所在成都，洛阳是杜甫旧居之地； 青袍白马比喻闲官卑位，此处应代指幕僚之职，金谷园与汉洛阳故宫之铜驼，则均指诗人的故乡风物，“非故乡”意谓故乡的这些风物或已不复往昔模样。 在诗的后半段，诗人想起了冬至后渐次开放的梅花，它的开放自然而然，并没有如人般富有情感，但兄弟（棣棠之花与花萼，谓之棣萼，形容兄弟）相隔甚远，自从别后再也没有相见，就足以惹人伤感了吧。 每逢佳节，倍加思念亲人，但干戈阻隔人世乱离，家人无法团聚一处，诗人只好靠吟诗来排遣，谁知诗成之后勾动伤情，反而倍感凄凉。 这是杜甫笔下的冬至节，欢时实少，哀时实多，虽然不谐于凡夫俗子们对冬至日的节庆期待，却因为情感的深度与诗思的细致，格外地动人心肠。 相比之下，吴文英的《西江月·丙午冬至》多了些世俗欢愉和个人乐趣： 添线绣床人倦，翻香罗幕烟斜。五更箫鼓贵人家。门外晓寒嘶马。 帽压半檐朝雪，镜开千靥春霞。小帘沽酒看梅花。梦到林逋山下。 冬至开始白昼渐长，室内绣床上的人儿闲暇得生出困倦，罗幕边的香炉散发出缭绕的烟雾； 这是一户富贵人家，冬至日五更晓寒时辰，即有箫鼓齐鸣、马儿嘶叫，一派赶早庆贺节日的热闹情景。这是写热闹。 词的下片写的却是闲静。 此词作于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冬至，四十七岁的吴文英在杭州。 贵家热闹和词人这样的寒士有何相干？ 只见他压低帽檐，走在风雪之中，到西湖边去赏景，湖水正波光潋滟，迎着朝日泛彩，如美女颊间的酒涡那般光彩照人。 随后词人到小店沽酒，饮酒赏梅，庆贺冬至节，他在不远处著名的林和靖（林逋）隐居过的孤山下，找到自己的精神安慰：梅妻鹤子，安贫乐道，远离尘嚣…… 冬至在宋代被重视的程度也不逊色于春节。 《东京梦华录》追忆开封冬至习俗： “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中，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祖先……庆祝往来一如年节。” 这种重视，在明代中期以前似乎依然如此。 明人叶盛的《水东日记》里说，在这一天无论贵贱，都和过年一般彼此奔走往来互相道贺送礼。 可见无论富贵贫穷，大家对冬至都寄托了很深的期待。 吴文英词里杭州冬至的“晓寒嘶马”现象，体现于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旧事》卷三“冬至”，则是这样说的： “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遝（通“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谓之像过年。” 可见不只是千余年来的苏州地界，就是中原，在很长的时间里冬至亦堪比过年。 关于冬至，可以征引谈论的文化资料实在是太多了，冬至节流行的各色吃食更不会少，单在如今的苏州，就已经可谓花样繁多了。 而且，苏州如今更流行过冬至前一夜，这冬至夜，古代称之为“冬除”，类比于春节，即前一夜之所谓“除夕”。 各式卤菜、馄饨、羊肉/羊糕、冬至团和冬酿酒是此地的冬至节标配。 相形之下，遍及北方的“冬至吃饺子”单调习俗，或许是民俗方面的一种退化，过去时代的丰富性正在渐次消失。 兴许人们应该试试恢复尘封在那些古老典籍里的冬至节礼俗了，尤其是那些曾经弥漫着香气、形态各异的吃食。 元代名臣程文海亦能诗，有《雪楼集》传世，诗风磊落俊伟。 他在某一年冬至日填了一阕词，以“次韵姚牧庵题岁寒亭”为题，在文人的风雅间，其实“吃点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岁寒之日，情热之火的燃起： 翠节下天来，通明谁侍。地有高斋要名士。相逢恨晚，老矣酒兵诗帅。岁寒同一笑、千年事。 黄鹤羁情，暮云离思。半掬心香火初炽。梅花满树，又是一年冬至。正相思，恰有江南使。 可不是“梅花满树、又是一年冬至”吗？ 如今江南虽然未雪，亦不妨且覆掌中杯，亦不妨小帘沽酒赏梅，亦不妨相思相待相逢恨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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