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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的桑塔格 | 科学网

 置身于宁静 2018-12-25
作为艺术家的桑塔格

《我,及其他》,[美]苏珊·桑塔格著,徐天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定价:29.00元
□来颖燕
苏珊·桑塔格为人们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她的小说。一直以来,她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她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敏锐和独到。然而,才能的拥有必然是混融为一不可分割的。看过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就会明白,为什么哲学家们往往会不承认小说与理论著作是割裂开来的两个创作门类。
苏珊·桑塔格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桑塔格的中文文学作品,其中收入了她的8个短篇,以及2篇近作。从内容而言,这10篇小说如棱镜般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二战之后,美国知识精英们的成长历程和精神肖像。桑塔格本人的印记在其间若隐若现,这从她将合集名字定为《我,及其他》就可以显见。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切肤的困惑和矛盾,桑塔格得以由此及彼地构想着她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并且用着一种冷静而复杂的笔调。她善于深入感知生活,长于捕捉意象和归纳意义,所以她的小说往往具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比如,《朝圣》指涉的是战后美国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美国魂》描绘的是当代人成长后的生活经历,而《假人》则是对于当代美国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射。注重笔下人物个体的多样性,是桑塔格的小说在内容上给人的直观印象。
但相比于内容,桑塔格对于小说表现形式的探索要更为令人记忆深刻。她的小说,或从叙述方式,或从结构安排,或从创意构思,都具有着明显的先锋实验性。
小说《宝贝》一文通篇是夫妇二人以病人的口吻,轮流向医生叙述他们那些具有典型意味的伤心事。这些叙述看起来逻辑混乱,时间不清。但正是这样一种拼贴式的叙述方式,让人体味到那是一个时代的病症。《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则通过间接引语的方式展示了五个人的“声音”,他们谈论着他们朋友所罹患的艾滋病,显露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热情、直爽、嫉妒、困惑和无助。而这艾滋病是一种隐喻,象征的是“我们”的生活状况——不可言说的禁忌,互相怜悯的心态,无可抗拒的命途。《假人》的构想则荒诞离奇,“我”为了逃离既定的生活程式,躲避尘世俗物,制造了个假人代替自己的位置,无奈假人也厌倦被人设定的生活轨迹,也意图逃离。冷静的反讽造成的间离效果,让人在看似可笑荒诞的情节中感到一种绝望的无奈。
桑塔格追求着短篇小说的无限可能性,她不停地跳脱开“固定”和“固有”,在每一篇小说中转变角度,寻求看待时代和现世的不同视野。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道:“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无知。”桑塔格在她的小说中实践着自己的“背叛”,在“背叛”中把握着现代小说的真谛。
现代科技的发达,似乎分解和割裂了原来具有着“同一性”和“整体性”的人类文明。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知道得越多,就越会感到自身的盲目和渺小,最终发现其实连自身都无法看清,堕入了海德格尔称之为“对存在的遗忘”的状态,而千百年前苏格拉底的那一句“我知道我不知道”的叹息仿佛是现代人认知自身的谶语。而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迷惘而生,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它也受到'认知激情’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所以,“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
桑塔格显然深谙小说的复杂性特质。于是,她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意图走出重复性,去描述个体的区别性特征,从而探索尘世陷阱中的人生。她意识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现世处境的制约,所以力求规避和逃离这些使我们越来越相似的处境。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她的小说就像是一张存在性的地图,在内容和形式上对于无限可能性的探索,正体现了她对人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的探索。
在这一切的复杂性中,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是桑塔格自身的矛盾——思想与感情,良知与感性,道德与美感,渴望叛逆,同时需要秩序。这是以桑塔格为代表的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和自我的冲突,也是那一代人的矛盾心理和精神困境的症结所在。在矛盾中逃离现世,但欲冲不破;在复杂中审视人性,尊重存在的个体多样性,桑塔格的小说由表及里地让我们感知这个活生生的纷扰世界。
对桑塔格的小说进行解读,想来一定会遭致一些人的顾虑和质疑——桑塔格所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便是“反对阐释”,对她的小说进行阐释,不是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感吗?这确是一个悖论,但这悖论却是桑塔格理念世界的终极体现——如她所说:“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如果我反对释义,我也不是这样反对释义本身,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
原来她反对的是简单化和单一整体的阐释,反对的是对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化和冷漠。而这样的尊崇个体性和还原复杂性的主张不正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了她的小说世界中了吗?
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理论建树,桑塔格在其先锋实验的外表下,骨子里所蕴藏的是对于现世的关注和悲悯。渴望改变世界的愿望是支撑了她一生的信念。她的创作和理论研究,在终极意义上,都是基于对人情世情的“阐释”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她不是小说家,也不是文艺理论家,而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关注,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渴望。
《科学时报》 (2009-12-3 B4 精神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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