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艳茜谈路遥 ·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空谷罗汉 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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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茜女士

【导语】

“致敬经典，追忆情怀”，有一种情怀叫文学至上，有一种情怀叫经典永存，有一种情怀叫平凡人生。

他如流星一样划破天际，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文坛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年仅42岁就去世的惋惜……他的人生是平凡的，但是他的真实世界却如谜团一般，不为人所知。本期《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和家宽文化艺术研究院有幸采访了著名作家张艳茜女士。

1985年，刚刚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张艳茜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那时候，张艳茜经常在陕西省作协大院遇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他们在一个院里单位工作了七年，她见证了《平凡的世界》是如何诞生，也见证了路遥最后的人生。她说：我要和你（路遥）重新交往。带着遗憾和惋惜，带着心痛和敬畏，张艳茜女士讲述了她和路遥的交往，一位伟大作家生前的辛路在眼前展开，感受中国作家心中的文学情结。

烟不离手的路遥先生

【初识】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和路遥老师的相识过程吗？

张艳茜：我见到路遥其实是在1982年，那时候我上大学二年级，刚读完他的《人生》，他到西北大学给我们做讲座，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阅读路遥的《人生》是我读当代文学作品当中最压抑的一次阅读过程。当其他作家的作品还在反思文革，还处于伤痕文学阶段的时候，路遥的作品已经直接触及到了人性，触及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城乡二元对立。当时我还不到19岁，正是情感懵懂期，阅读《人生》时便纠结于黄亚萍、高加林、刘巧珍这些人物关系之中。没想到不久后就见到了作家本人，更没想到1985年毕业的时候，西北大学把我分配到了省作协工作。

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报纸上、报刊上如雷贯耳的名家名字，突然间在我眼前变得生动，我感到有幸同时又很忐忑。

每天我踏着西安报话大楼敲响八点钟的钟声去上班，回来的路上就会见到早晨从中午开始、在院子里走动的路遥。听到他在那儿哼着俄罗斯歌曲或是陕北的民歌，但是我就是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也不敢跟他说我少女时代读他的作品带给我的那种震撼。

后来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他坐在我前面，那次使我领略到路遥的抽烟习惯。他是早晨一根火，然后不间断的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而且习惯不用前面的过滤嘴，每次都把过滤嘴掐掉。他跟我的习惯一样，开会是溜边儿的，不会坐在显著位置。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的时候，过滤嘴就会掉在地上。就在我数过滤嘴的时候，他回身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是新来的小张吧。就这样，路遥老师先跟我打了招呼，释放了我的紧张感。

路遥先生在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

【创作】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您在认识路遥后，那时候他是否已经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张艳茜：1985年，路遥开始创作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此前，前期的准备已经完成，这个时候是正式开始进入文案创作过程。作品中因为要写到校园里谈恋爱的情景时，他说他不熟悉现在高校的学生生活，也不熟悉现在学生的恋爱状况，希望我跟他讲一些情况。我说我很惭愧，我在校四年实在是愧对美丽的西大校园，没有谈过恋爱。为此我把大学同宿舍的外语系女生叫来，让她跟路遥聊了一下午。

路遥的写作习惯是，初稿是要封闭写作。1985年的秋天，他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封闭写作，直到春节他才从陈家山煤矿回来。这时候我因为住房调整，和他的工作室同在一个四合院里，我在南边儿，他在东边。

思考中的路遥先生

【相处】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在你眼里生活中的路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艳茜：每天都见到他，依然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我眼里依然是那么健壮的一个人。四合院里有一把破藤椅，阳光照射到那儿，他就会坐到那儿晒一会儿太阳，然后进入他的工作室。一进入工作室几乎就见不着他的人了，一直到傍晚。

因为不能中断写作思路，路遥时常都会错过饭点，如果要是在饭点的时候他刚好走出了工作室，那么谁家有吃的他就到谁家去吃。如果刚好他出来的时候遇见他，我就会问问他，我今天做了什么饭，你到我家来吃吗？他也会做选择，有的时候我费了很大劲擀出来的面他也会吃。有一阶段，单位里几个单身合灶做饭，路遥还为我们做了陕北的揪面片。这样的相处中，虽然在我眼里他依然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大作家，但他也像邻家哥哥一样。

路遥是特别特别喜爱孩子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孝子，也是一个慈父，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他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女儿，我在《路遥传》中有一章写到他为女儿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在地下爬着给女儿当马骑。他爱自己的女儿，也喜爱院子里所有的孩子。我女儿出生之后，他时常会抱着。我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在院子里捡拾地上的落花，走出工作室的路遥，就会跑过去抱起她，然后说：“让伯伯咬膊膊”。其实就是亲一下孩子的小胳膊，亲完左边再让孩子递过右边胳膊。后来每次只要路遥一走出工作室，我女儿见到他就会扑向他，喊着“伯伯咬膊膊”，左边亲完再递上右边。

在读书和写作方面，路遥也给予我很多指导。我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写作经验，而我又在延河杂志社做编辑。《人生》发表之后，路遥从延河杂志社调到了专业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后来又做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说起来路遥是我的编辑前辈。他时常告诫我，不要太沉迷于阅读读者来稿，这样会降低自己的阅读口味，要时常在阅读初稿的同时，关注当下的名家名作，阅读经典名家作品。他经常向我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书目，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

在我眼里路遥就是这么一个人，亦师亦友，又是邻居。所以，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一种痛苦。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累积起来的，在那么多的岁月里，有那些日子的串联和累积的一些细节。使我感觉路遥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大作家的离开，也是邻家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老师，永远的离开。

路遥、贾平凹等在看报纸

【写传】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是一个什么机缘让您有写《路遥传》的想法？

张艳茜：接到写作任务是2009年。路遥去世后，我写了多篇怀念他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标题就叫《我要和你重新交往》，我觉得路遥是一个活得太孤独的人。一是写作本身带给作家的孤独感；另外就是路遥比别人往前早走了好多步，是高处不胜寒的那种孤独。

我虽然跟他做邻居，每天看着他早晨从中午开始，左手一根大葱或者一根黄瓜，右手一个馒头作为早中午饭，然后来到那个院子。看了那么多年，但是我知道，心中依然是把他作为一个很伟大的作家来看待，我不能够深入他的灵魂深处去认识他，或者和他平等相处，这让我很遗憾。所以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我写到：我要和你重新交往。我想象那种情景，我奔向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路遥可能会接受，但这只是一种假想。因为如果他还活着，他依然是孤独的，而我未必有勇气和能力重新和他交往。

之后我又写了多篇怀念文章，只要有所触动我就会写。比如每年的11月17日是他的忌日，那天的天气状况发生变化我都会想起他。因为他去世那天是1992年11月17日，西安的天气特别的冷，以后都没有像那天那么奇冷，而且噩耗传来的那天下午西安开始飘雪花。还有省作协的四合院拆掉了我也会想起他，到延川去采风更会想起他。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我就会写一篇文章。

就在写了多篇怀念路遥的文章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很杰出的编辑张孔明当时有一个策划，想给三位陕西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选择专人为他们作传。张孔明想要找一个既了解作家的路遥，又能够平视日常生活中的路遥这样一个人。之前他们有一个备选者，因为发现这个作者可能会将自己的个人情感参入其中，谈过之后觉得不合适。在看到我写的多篇怀念路遥文章之后，张孔明跟我说，你可以。因为你能够客观地呈现路遥的精神世界。

我当时没有敢接受这个任务。如果一篇一篇的单篇去写，我觉着能把我的一些感觉写出来的，但是作为给路遥作传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我没有把握。虽然之前我也写过一个长篇，那是为一个历史上虚构的美人貂蝉作传。貂蝉是古代四大美人中唯一不是真实存在的女子，她仅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我是凭想象写的她。但是对于路遥来说，这个传需要一个高度，不光是体现出他本人的高度，还有他作品的高度。我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心里没底。张孔明说你可以的，你有着独一无二的跟他相处的日子，这些经历，这些接触，这种现场感，是别人没有的。

《路遥传》作者张艳茜女士重走路遥当年写作时的陈家山煤矿

【准备】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在创作之前，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张艳茜：当时是2009年秋天，我先把他的作品全部读了一遍，又把所有关于他的怀念文章全部通读一遍。包括好几个版本，也有不同时期的收录出版的，从路遥刚去世，到之后十年、十五年的一些怀念文章。读过之后我心里有了一点把握，这时候已经到了2010年的冬天，我等待着春天的到来，走一趟陕北。

我对陕北还是有些了解。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我在米脂县挂职。也因为在米脂县挂职我写了貂蝉。我对那片土地上那些没有走出来的人，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那片土地上生存是极其不易的，想走出来更加不易。在挂职期间我看到了一些跟当年的路遥一样，想通过奋斗走出来的年轻人。

从铜川到甘泉，从甘泉到延安，从延安到延川，再从延川到清涧，我行走了三个多月。行走的过程当中，我收集了很多很多资料。文字的和口头的录音，几乎把他生前跟他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全都见到了。很多朋友在回忆路遥的时候也很激动，谈起过去那些往事时常潸然泪下。这让我感觉，路遥并没有从我们身边离开，或者说，他又回来了。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2011年的春天，我沿着路遥曾经写作、生活、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一一进行走访，首站就去了铜川。起初我以为这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行走，因为是为路遥作传，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每一站都有路遥的亲朋好友，和热爱他的读者为我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我几乎是没有花钱，没有费力，一路都是朋友们接送。每到一站走访完这些朋友们后，他们会把我送到下一站安顿下来。经过一路的行走，我感受到大家对路遥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手稿

【困难】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收集完资料后，在接下来的创作过程中，其实是很辛苦的，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张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张艳茜：经过行走收集的资料，从陕北寄回西安就有两大箱。我把前期这些工作都做完了。回到西安之后我开始犯难，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路遥当年在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时候，他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前期收集资料、读报纸、翻报纸，把手指头都翻出血来，又身体力行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最后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开始写作的时候，前一个礼拜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他那种痛苦让我在写《路遥传》时也经历了。我能想象得到，我们几乎是一致的。

路遥在开始写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的人物全都涌在笔端，所有的情节和故事也全都涌到笔端，但不知道从哪里下笔。我也是这样。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阅读了这么多的文章，我该从哪儿开始写起？我就和张孔明编辑谈及此事，我说我不习惯写流水帐的文章，如果要是从他出生开始去写，那是一个很平淡的传记。张孔明劝解我说松弛下来，慢慢去写，并给予了我充足的写作时间。

于是我又找来名家传记阅读，比如《凡高传》《鲁迅传》《林徽因传》《苏东坡传》等。我想从这些传记中得到一些启发，试图为《路遥传》寻找写作结构。这个结构既要适合于我，也要适合于《路遥传》。在阅读这些名家传记的时候，我的确得到了一些启发，但还是不知道该从哪儿下笔。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睡午觉，怎么也睡不着。想起1992年国庆节去看望住院的路遥，走进的传染病科七号病房时的情景，这个情景仿佛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一刻。一个在我眼里曾经那么健壮的人，躺倒在病床上只占了三分之二，瘦得一把骨头，突出的关节夸张得大。当时我是和现在已经去世的作家王观胜一起去看望他的。1992年西安的花店还很少，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端履门找到一家花店买到了一束鲜花。

当我们俩走进病房的时候，路遥躺在床上那个状态让我内心极为震惊。当时他对我和王观胜说：你们听，外面还有小鸟叽叽喳喳叫的声音。他对外面世界是如此的向往，那种想站立起来重新走出去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让我感到痛心。我们也都如此强烈地希望他能够站起来走出去。当我在回想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知道从哪里开始写起了——就从七号病房开始。

作家路遥

【真实】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您想通过《路遥传》这本书呈献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路遥？

张艳茜：如何能够写出路遥的真实状态，如何把一个真实的路遥呈现给读者，还有他让我们迷惑的一些方面怎么样去呈现？一些负面的杂音如何去选择？这都是我要考虑的。我征求几个路遥生前好友的意见，当我向一个前辈讨教时，他几乎没有犹豫地给了我一个答案，他说：小张，你没办法写出他。

这位前辈认为我没办法呈现一个真实的路遥，或者是没办法呈现出隐藏在内心里的真实的路遥。他的话使我备受打击。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不能在这时候放弃。于是我又询问另外一位作家，他叫杨争光，一位优秀的作家，曾经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现在在深圳文联工作。杨争光对我说：你不要在意那些负面的声音，你只要把路遥的政治情怀和文学情怀写出来，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路遥。

我听了之后豁然开朗，也让我排除了很多顾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心不让人看到的那一面。这些不是缺点，也不应该作为以偏概全的因素，既不会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路遥，也不会影响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路遥。

我就此有了信心，前面部分几乎是一气呵成，后面有一部分，写起来略显困难，是因为我对路遥的一些困惑，和他给读者带来的一些谜团，我还没有办法解开的这些谜团。不过我可以将困惑或者谜团全部写出来。我要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脆弱和坚强合成体的路遥。

路遥母校的纪念碑石

【病痛】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在《路遥传》这本书中，为什么将路遥的病痛单独作为一个章节呢？

张艳茜：他为什么生病那么久不告诉任何人？隐瞒病情这是为什么？这是很多认识他的人和喜欢他的读者，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开的谜团。

我也一样，我跟他虽然是在一个院子住了七年，我也不知道他何时生病的，更不知他生病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时候在院子里看到他身体状况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耗尽了最后的那份力气。不过我和大多数省作协工作的同事，都以为他只是劳累，是写作造成的他身体的疲惫，没有想到他已经病入膏肓。那时，家属楼给他分配了一套四居室的住房，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疲惫的路遥。我们又以为他是因为装修造成的，谁都没有想到他在生病，而且已经病了好几年。

我曾多次去过路遥的老家——清涧县的王家堡，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村子，在元代时就有了，因为王姓居多所以叫王家堡。陕北有很多是当年戍边，或者是匈奴和汉人之间拉锯战中留在当地生活的人。路遥的祖上是戍边的，或者匈奴人，已经无法去考证，但是路遥的长相的确与众不同，连鬓胡子跟纯粹的汉人还是有点区别。他的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亲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沉默寡言，不到30岁时就有了四个孩子。他的妈妈虽然也是农民，但是非常聪明，有灵气，陕北民歌唱得也很好。

路遥这一辈兄弟几个也都非常聪明。他的三弟，小名四锤，叫王天云，跟路遥的关系非常特殊。王天云出生后不久，父母将路遥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他大伯家，王天云14岁的时候，路遥去延安大学读书，他就把王天云安置在延川县这边照顾他的养父母。王天云也是一个极聪明的孩子，在延川县民歌大赛中常常获得前三甲。他来到延川县之前没有读过几天书，他说他为了读哥哥路遥的书，自学认识了很多字。

我特别敬佩他们兄弟几个，单从王天云这个弟弟身上，就能感觉到他们兄弟几个的聪明，学什么就会什么。而王天云有一句话让我听着非常难过，他说王天乐去世的时候，曾跟他说：你要撑着活过50岁。

我在走访的时候，王天云当时的岁数接近50岁了，他说他很想写篇文章，作为路遥弟弟的我为什么还活在人间。这句话让人听了很悲哀。路遥去世之后，他的大弟弟王天军不久就去世了，之后是王天乐，再后来他的小弟弟九儿，大名王天笑也得了肝硬化腹水。这个病，在他们家来说是一个劫数，好像兄弟几个谁都无法逃脱掉。可能是传男不传女，他们家的女孩子都没有得这个病。

究竟谁最了解路遥的病情，可能只有他的弟弟王天乐最清楚，而王天乐生前的文章也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读者。这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所以我把“何时开始的病痛”单独作为一章，这是一个问句。

路遥和妻子林达

【夫妻】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在《路遥传》中，您提到了他的妻子林达女士，如何客观的评价他们的夫妻关系？

张艳茜：路遥和林达的夫妻关系，我也向读者呈现出来。我们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七个春秋，我前面说过路遥是一个慈父，是一个孝子，但是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路遥因为写作顾不了家，这个都能理解。但是作为女性来说，家庭的重担就全都落在了妻子林达身上。林达是一个很要强，也很有才华的知识女性。她从不愿意以路遥妻子的名义得到外界的关注和关照。

路遥和林达夫妻之间究竟谁错谁对，他们的关系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用社会或者世俗的眼光去评判，我们所看到是各自的辛苦。路遥为文学献身的辛苦，和林达为家庭付出的辛苦，所以我想纠正一下，很多人对他们夫妻之间的误解。因为有很多不公平的指责压在林达身上，觉得是林达没有照顾好路遥，才致使路遥过早的英年早逝，这些指责对林达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专门有一章写到了路遥和林达的婚恋。他们俩应该说是在最艰难的时候走在了一起。当时路遥在文革期间作为造反派的负责人，牵扯到一起人命案，虽然经查实跟他没有关系，但受到很大的影响，从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被解职，他因此又回到了农村，此时，他的初恋也离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林达走近了他，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抚慰，也给予了他经济上的支持。

如果客观地评判他们俩的恋爱关系，我觉得林达对路遥是百分之百的爱情，但是路遥对林达可能只有八成，他肯定有非爱情因素在其中。他自己也坦承，他要找一个经济上能够给予他帮助的一个妻子。他们俩走在一起也是经历了很多，但最初确实是因为爱情走在一起的。婚姻就是这样，普通的夫妻俩走着走着还有可能走散，更何况他们是一对有特殊艺术气质的夫妻。在院子里生活的人们都能够很客观的对待他们俩的状况。所以我要纠正在世俗眼中，在读者眼中的误解。究其悲剧的源头，可以说，他们俩是在错误的年代错误的时间走在一起的。

张艳茜女士和路遥先生的亲人

【煎熬】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您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张艳茜：写作过程其实是一个重新认识路遥的一个过程。虽然有那么多年的相处、交往，但是进入他真实的心灵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尤其写到他后期病痛的时候，是一很痛苦的过程。因为要完全把过去那种痛苦的经历和感受一点一点写出来。比如，写到他住院，写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医生对他的电击，这些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再经历一次的痛苦过程。

我笔下的路遥，是尽量地想呈现出一个客观的，还原当时的那种场景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跟其他写路遥的作家不同的一点。我有一些感性的，客观的认识。写作过程中肯定有许多压力，起初是材料多、负面声音干扰、下笔难等等，之后是如何去呈现一个真实的路遥：一个文学的路遥，和一个平凡的生活中路遥，这对我来说都是压力。

写到后期，我几乎是流着泪写完的，非常的煎熬。等到我如期交了稿子，我心里并没有轻松，一是要接受出版社严格的审读，再一个是出版后我也要接受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所以心里并没有放松下来。2013年出版后，陆陆续续有不同作者，不同版本的《路遥传》《路遥新传》之类的作品出版，读者也在做选择。所以至今为止对我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时刻接受读者考验的心态。

在写作过程当中有几个时间点的问题，或者是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我不断地收集资料，不断地做考证，也为今后再写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或者是跟《路遥传》相关的作品做铺垫。也想继续为现在读者的一些疑问，还有我自己的困惑，以及在路遥的研究中，如何能够全方位的呈现他的文学情怀和政治情怀多做一些积累和准备。

作家柳青

【柳青】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前面聊了很多路遥本人的事情，在文学创作方面，您觉得对路遥影响最大的是哪位作家？

张艳茜：路遥对柳青作品的喜爱是深入骨髓的。最初柳青第一部《创业史》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节选的时候，路遥就读过了，后来有了单行本的《创业史》。路遥从20世界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他写《平凡的世界》做准备期间，前前后后读了七遍《创业史》。他在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给自己列了一个百部作品的书目，这次是他第七次阅读《创业史》，也是第三次阅读《红楼梦》。他对柳青作品的喜爱程度，目前来说陕西的其他作家是无人可及的。

路遥将柳青作为他的文学导师，他创作的实践精神其实也是在向柳青学习。比如深入生活，比如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这些都是在继承柳青的精神遗产。当年，作为《延河》杂志社的编辑，路遥见过柳青，他看到的柳青后期身体的状况，其实跟我看到路遥后期的身体状况是类似的。路遥说他看到的柳青，就像即将烧尽的木炭。我当时在病房看到路遥的时候，路遥也是那种状态。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品】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平凡的世界》也是现实主义手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路遥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

张艳茜：从1986年第一部《平凡的世界》在杂志《花城》上发表，到1988年《平凡的世界》三部一起出版，迄今为止有30年了。每年出版100部，到现在为止《平凡的世界》已经出版了1700部了。新时期以来，还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像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其实是民众的声音，读者的声音，一直影响着主流话语。最初《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的时候，主流评论界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很多评论家认为他用的是很过时的现实主义手法。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新潮的手法，先锋派、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潮刚刚进入中国文学圈子，很多作家都在追求这种新潮的写法。所以，评论界认为路遥还在用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去写作，这种手法太过时了，太老套了。当年的研讨会上，只有3个评论家给予了路遥肯定。

这对路遥的打击非常大，那时第二部的初稿已经完成了，正在他准备修改第二部的时候却得到这样几乎全盘否定的结果。想想看，20几位评论家的研讨会上只有3位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评论界的生态环境非常健康，人们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路遥的问题，但同时对于路遥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待路遥冷静下来，他觉着他写了一群平凡的人，他用这种现实主义手法去呈现平凡人的生活是最适合的，而且是最适合于他的，写起来是最得心应手的。最终他认为不管是用什么手法去写，呈现人们在当时时代的精神状态，写出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才是最关键的。

路遥认为他要坚持这种不被人看好的手法，继续用这种手法去写。正是因为这样，《平凡的世界》三部的气韵是一致的，贯通的，没有哪一部突然间手法上有波动，有改变，有犹豫，有迷惘。小说需要的有故事有情节还有人物，这些在《平凡的世界》作品中都有了。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当中，我们能记住哪些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但如果提及路遥，肯定少不了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

《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从艺术角度去讲，是给读者留下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让我们从这部作品当中，看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农村和城市之间，“立体交叉桥”的交汇处，人们的这种追求，和不屈不挠的愈挫愈勇的精神状态。

【未来】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您觉得未来路遥作品的受众程度会是怎样的？

张艳茜：我不敢预言百年之后是个怎么样的状况，但是我觉着从改革开放40年以来，路遥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来看的话，再过40年，如果人们想去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历史，去了解当时的农村状况以及农村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想从土地里走出来，想走自己的路，想去冲破头顶“阶层的天花板”，想为自己寻找到人生另一重天，去开始另一种人生的艰辛过程，阅读《人生》《平凡的世界》是可以得到答案的。这个阶段是从其他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全景式的呈现。路遥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恰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群体缩影。小说主人公试图通过自身奋斗打破宿命，改变命运，这显然契合了所有农民的心理需求。《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从“文革”后期1975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展示了那个时期中国农民的渴望、追求以及为改变命运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或者说是中国农村青年的奋斗史。那段时期，那片土地，那些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农民，那些试图改变命运，力争走出去的年轻人，这所有的状态都能从这部作品当中看到。

陕西的三位作家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在别人还在追逐新潮写法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中国社会的不同阶段的一些社会矛盾，或者是社会中存在的没有人触及到的一些问题，他们先提出来。

文学陕军代表人物

【思想】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贾平凹的《浮躁》和《废都》，如果将这些作品组合起来，将呈现出一条中国建国历史的人文发展轨迹，您觉得这些作品表写出了作家怎样的思想？

张艳茜：陕西的三位作家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在别人还在追逐新潮写法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中国社会的不同阶段的一些社会矛盾，或者是社会中存在的没有人触及到的一些问题，他们先提出来。

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当时国共两党之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走得这么近，没有任何交流的时候，《白鹿原》讲述的国共两党之间分分合合的复杂关系，就是走在了别人前面。比如路遥的《人生》是中央还没有“一号文件”出现的时候，路遥就以文学家的视角，以文学家的敏锐而超前的眼光，提出来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提出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那种差距，提出了农民和城市人的这种不公平状态。《平凡的世界》更是全面而深入地呈现了这一社会问题。贾平凹的贡献在于，他用一部《废都》，在20多年前就对知识分子的那种颓废，消极状态做了深刻的剖析。

【精神】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从您的谈话过程中可以了解到，路遥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辛的，你认为他身上哪些方面能体现出这种怀着崇高理想为写作而献身的牺牲精神？

张艳茜：陕西的很多作家，都像路遥这样是以生命来投入写作的。在他周围有好几个作家，都是在岁数不大时就去世的。有一张照片，是1980年陕西省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作品研讨会”上的合影，照片上有九位，现在已经有6位作家先后去世：路遥、邹志安、京夫、王晓新、蒋金彦、陈忠实。这6位作家中，路遥、邹志安去世时只有四十多岁，其他的也只有60多岁时，陈忠实老师算是年长一些，73岁逝世。他们的去世对于陕西文学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评论家李星老师总结陕西作家是“农裔城籍”作家。农民出身，因为写作改变命运，进入城市，有了城市户口。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饱受贫穷，生活极为艰辛。进入城市后，生活状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改变多少，而写作本身也是非常艰苦的工作，致使他们的身体过早过劳地消耗，岁数不大都走了。

对于路遥来说，他可能更苦一些。他精神上的痛苦和其他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路遥七岁时被过继给他的大伯大妈，从清涧县的王家堡过继到延川的郭家沟。客观上讲，是成就了路遥，如果没有这场过继，我们今天就没办法谈论路遥。因为这场过继，他才有机会去读书。在当时贫困的生活状态下，大伯大妈还能够送他读书，而且从初小读到高小，非常不容易。高小毕业后他想上初中，他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升初中考试的，结果考上了。但是他大伯大妈实在没有能力再供读他了。大伯在村上有个拜把子兄弟刘俊宽，刘俊宽在村里为路遥一家一家讨来了半袋黑豆，解决了口粮，才把他送进学校。但过继这件事，对路遥精神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觉得是被亲生父母抛弃了。而且不管是七岁前还是七岁后，路遥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状态，在他的记忆当中几乎没有吃过饱饭。吃饱饭的那种记忆只停留在“文革”混乱期间吃大锅饭。路遥后来不吃大肉就因为那时候他放开了吃大肉炖粉条吃，结果吃伤了。进城之后，路遥依然处于饥饿状态，是因为他“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写作习惯。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到凌晨的两三点钟，他搏命般的写作，常常忘记了饭点。在陈家山煤矿封闭写作时也是这样。进入城市之后，好在那时西安有夜市了，有时候到后半夜连夜市也没有了，他就只有饿着。

跟路遥这么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七号病房里，我看到一个躺倒的，再也没有站立起来路遥，那般瘦弱，那种燃尽了的状态，和那个左手一根大葱右手一个馒头，早中午饭一起吃的路遥。永远都忘不掉。

【路遥】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您能客观的评价一下路遥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张艳茜：路遥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作家。

当初大时代给路遥提供了一条走仕途的路，但是后来那条路又堵死了。他转向文学创作之路，他认定这个目标就没有再改变。路遥这一生，没有把别人当成是他的对手，路遥一直把自己当成对手。他目标性非常强，而且一个目标达到后，他就要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是个很有计划的一个人。

《人生》发表之后得到了全国轰动性的效应，后来电影《人生》公映之后，带来第二次轰动，路遥的名声再一次的被全国人民知道。举个简单例子，电影当中的高加林的扮演者叫周里京，他在北京街道上行走时，身后被买菜的大妈追着骂，骂他是一个没良心的高加林，为什么抛弃了刘巧珍。电影的轰动效应比作品大，所以更多的读者知道了作家路遥。

对于路遥来说，鲜花和掌声他是不拒绝的，但是如果天天在喧闹的包围当中，他肯定受不了。那段时间他非常苦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痛苦。他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说要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一样不能误了农时去耕作。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一天早晨，路遥背起行囊，悄无声息地走出了陕西省作协大院，搭乘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逃离了城市，回到陕北家乡——他要为自己寻找到答案。在毛乌素沙漠上孤独地行走的路遥，想起当年，他还是一个20岁的文学青年，在延川的中学，一个人仰望着天空，想象着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飞上天的那种状态时，曾有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很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此刻，在陕北毛乌素沙漠上的路遥，这个意识变得强烈而且相当明确，要把早年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变为人生的现实——要在40岁之前，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路遥这一生，没有将别人视为对手，他的对手就是他自己。

著名作家、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艳茜女士

张艳茜，黑龙江绥化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配到陕西省作协工作，曾任省作协《延河》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现任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版散文集《城墙根下》《远去的时光》等四部，长篇小说《貂蝉》,长篇传记《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作品见于《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北京文学》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