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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过张祥龙、孙周兴、张柯等学者的引介与研究，国内学界对于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formale Anzeige，或译为形式指引、形式指示）方法已经不再陌生。这一方法形成于海德格尔早期弗赖堡时期（1919-1923），在马堡时期（1923-1928）得到不断的丰富。《存在与时间》没有明确地对这一方法做出说明，但或许正是这种不做说明的使用，意味着方法已经直接地融入了事情本身。 在《存在与时间》中，“形式显示”这一表达完整出现的次数不多，更多的时候是“形式（上）的”或“显示”单独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上的某种精简或片面化，而是应理解为术语上的简化表达。严格说来，作为哲学方法的“形式显示”是不可分的，海德格尔早在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讲座课上就已经指出：“这里的'形式-显示’在哲学中是不能分开的。” 被海德格尔的连字符紧紧拴在一起的“形式-显示”在胡塞尔那里有其来源。 首先，海德格尔继承和发展了胡塞尔对普遍化（Verallgemeinerung）做出的“一般化”（Generalisierung）和“形式化”（Formalisierung）的区分，并进而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形式化的“形式”更为源始的形式显示。 一般化与形式化是通达事物普遍性的两种方式。简单地说，一般化是在事物的种属序列中进行的普遍化，例如苏格拉底是人，人是动物。这一普遍化序列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例如动物是存在者。但是，这里出现了一种“断裂”，从动物到存在者的普遍化不再是如同从人到动物那样的一般化，而是形式化。动物对人的规定与存在者对动物的规定有所不同。在从苏格拉底是人、人是动物的一般化中，特定的存在领域中的种属关系制约着一般化的实行。形式化则不受此制约，动物是存在者，同样可以说苏格拉底是存在者，苏格拉底与存在者之间并不需要层层“普遍性”由低到高地过渡，并不依赖于某个现成的存在领域。由形式化得到的普遍性并非种属意义上的普遍性。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一节指出人们对于存在的第一个成见即“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时，他所要剥离的“成见”就是那种种属意义上的普遍性。但是，即使我们在形式化的意义上理解存在的普遍性，也并不意味着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就得到了澄清，从而可以把存在问题放在一边。相反，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说一般化的根据在于对事物的种属序列的领会，那么形式化究竟起于何处，又如何得到实行？ 在《宗教生活现象学》中，海德格尔给出了回答：“它起于态度关联的意义本身。”形式化的实行并不关注对象的“什么规定性”，相反，它“关”注（ansehen）对象的规定性，不看对象的“什么”，而只是合乎态度地把握对象。然而，出于一种关联意义而对事物采取态度的行为虽然脱离了对象的“什么”领域，却也还是构成一种广义上的存在领域。一般化是对事物的一种排序，它的排序方向和等级秩序始终是在某个实事领域内进行的。形式化不受制于这个实事领域，态度关联意义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它只是就其形式的“领域”相关的形式的对象范畴而言才间接地产生一种排序。基于形式化对关联意义的构形就可以有形式-存在论的理论，这种理论并不预先规定事物的“什么”。看上去，形式-存在论的理论避免了内容上的先见，避免了对事物的独断，“但恰恰由于这种形式规定在内容上完全无区别，它对现象的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方面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指定了或至少参与指定了一种理论化的关联意义。它遮蔽了实行因素——这可能是更加灾难性的——而且片面地指向内容。” 在一般化与形式化的区分中可以看到三种意义：1.内容意义，它关乎现象的“什么”；2.关联意义，它关乎现象的“如何”；3.实行意义，它也关乎“如何”，是关联意义在其中得到实行的更源始的“如何”。现象可以在这三方面得到追问，“'现象’乃是这三个方向上的意义整体。”形式显示作为现象学方法是对意义整体的阐释，而其中首要的就是实行意义。形式化关注的是关联意义，然而它却一方面遮蔽着实行意义，另一方面回指着内容意义。“形式”显示同样关注关联意义，但它之所以比形式化更源始首先就在于它要预防形式化的先见，阻止关联意义向内容意义的偏离，先行“显示”出先行的关联。因此形式显示首先具有防御功能：“现象的关联与实行不能事先规定，而是要保持在悬而不定中。这是一种与科学极端对立的态度。没有对某个实事领域插入，而是相反：形式显示是一种防御，一种先行的保护，以便实行特征仍然保持开放。”这种防御功能是“显示”对“形式”的防御。 对形式化的防御表明了“形式-显示”中的“形式”在胡塞尔那里的来源，而“形式-显示”中的“显示”同样可以勾连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接受。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早在其学生时代就开始钻研《逻辑研究》，尤其重视其中的第六研究。实际上，海德格尔从第一研究“表达与含义”中学到的东西也不少。《存在与时间》第17节“指引与标志”中直接提及第一研究的那个注释就透露了这一点。此外，海德格尔在二十年代早期曾主持过关于第一研究的讨论班。正是在第一研究中，海德格尔收获了“显示”这个词语。 胡塞尔在第一研究中考察了“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不同于“客观的表达”，机遇性的表达不具有固定的含义，它的含义依赖于特定的环境，依赖于说话者的处境和机遇。人称代词（我、你），指示代词（这、那），以及那些与主体有关的规定（这里，下面，明天）都属于机遇性表达的领域。但是，由环境和机遇所决定的含义并非机遇性表达的完整含义。胡塞尔指出，机遇性表达包含两个含义，这两个含义“以一种特别的形式互为基础地建造起来。”第一种含义被标识为行显示的（anzeigend）含义，它是机遇性表达的一般功能，是表达的自身关联的表象。第二种含义被标识为被显示的（angezeigt）含义，这就是在某一个此时此地被意指的表象。 在第六研究的第5节，胡塞尔进一步讨论了机遇性表达的两种含义的区分。对于听话者来说，他听到机遇性的表达时首先听到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表象，即行显示的含义，然后由一个补充表象来确定那个表达的被显示的含义。对于说话者来说，他说出机遇性表达时，被显示的含义对他来说已经是确定的了。不过，即使在说话者那里，也仍然可以区分出行显示的含义。 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显示”一词的使用继承了胡塞尔的这个词的两个要点：首先，行显示的含义是无具体所指的，而形式显示的防御特征也在于它的“悬而不定”；其次，显示的真正含义需要听话者在处境中去重新充实，正如形式显示要做的是让自己卷入处境之中。不过，这里更重要的是看到区别：形式显示的“悬而不定”并非是因为缺乏具体环境中特定含义的充实，而是将自己保持在的开端的开放中，而开端对内容上一切表象的排除则显示出了真正的方向和道路。 与形式显示的实行意义相对应的不是通过感知或词语的历史含义而充实的“被显示的含义”，而是实行的到时（zeitigen）。海德格尔在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讲座课上以“行为”为例分析了形式显示的四层意义，除了上面我们在《宗教生活现象学》曾看到的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之外，还增加了“到时意义”。“实行如何在其处境中并为其处境而成为实行，它自己就如何'到时’。到时就是在到时意义上去解释”。在到时意义上去解释又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在此做了一点补充说明，全集编者用方括号标注了海德格尔的补充：“[从此而来，根据实际性，实际生活和生存；处境，先行概念，基本经验。]”方括号中的这些关键词指向一个共同的归宿，海德格尔要在一年之后即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上才第一次形式显示地对之进行了规定——“此在（当下本己的此在）为了这一研究而立于其中的先行具有让自己在形式显示中得到把握：此在（实际生活）是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 此在处在先行具有之中，先行具有正是对实行在到时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前提”。解释的“前提”不仅有先行具有，还有先行概念和先行视见，它们共同构成的整体即此在的“解释学处境”。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论对解释学处境的揭示不断地重新占有生存领会的先行具有、先行概念和先行视见，先将此在的存在规定为操心，显示出此在与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之间的区分，进而在更源始的层面上分析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在，在存在论上区分此在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并最终将此在操心的意义显示为时间性，此在的形式显示随着生存论分析的不断深入而获得其实行意义，在此在源始的时间性中到时。而这一切，作为“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的具体实行，在胡塞尔那里有其渊源，想必这也是《存在与时间》一书题献给胡塞尔的重要原因。 [说明] 本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8日，题为《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方法源于胡塞尔》。此处所发布的是作者原稿。 作者：马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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