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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真的有些痛苦的是，在国外，我只被当成是社会学家。但我其实是哲学家，我终生的事业在哲学中，而社会学真的只能算是副业。”这是齐美尔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最受推崇之时，为了拒绝法国的社会学会议而写下的一段话。这种“痛苦”的深层根源来自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禁锢。于生命而言，或许这便对应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学做他人眼中的自己容易，而真正要做自己眼中的自己很难。 齐美尔的学术生涯始于1876年。那一年的夏天，刚刚通过大学资格考试的他步入了柏林大学。起初，他还沉浸于由法学转向历史学的满足中，可“不知是怎么的，就跑去学哲学了”，似乎是那冥冥中注定的命运在牵引着他。这一牵便是一生。 也许有人喜欢戏谑地说，他那是“玩票儿”的哲学。但在我看来，这足以被视为真正的哲学。于哲学的反思本性而言，谁若总是被牵着鼻子去捉摸那些早已规定好了的问题，才是背弃了哲学研究的初心。青年齐美尔学习哲学的年代刚好是新康德主义兴盛的时期，他的授业老师策勒尔和哈姆斯都是当时最早提倡复兴康德哲学的学者。 因而，即便我并不十分情愿地称齐美尔为新康德主义者，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的确在奉行一种由康德所开创的研究传统，即哲学应当去研究知识抑或某种范畴何以可能的问题。 顺着这样的思路，齐美尔的哲学研究进入了极其广阔的世界中，他像是始终怀有好奇心的孩童一般，四处追问：音乐何以可能？物质/物自体何以可能？社会何以可能？社会学何以可能？艺术何以可能？时尚何以可能？都市人与都市生活何以可能？现代精神何以可能？生命何以可能？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超出了康德，那便是，他将一切现实生活中可经验的范畴都纳入到了哲学的追问中。由此，他总能带给人们不断的惊喜：哦，原来这些现象还可以这样来看。 基于对经验生活的追问，齐美尔为我们埋下了数不尽的“宝藏”。从他那些看似不够系统化的著作、论文以及散乱的评论性文章里，斯莫尔看到了社会学发展的广阔前景，科塞找到了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化思想，弗里斯比发掘了现代性的精神轨迹，格罗瑙有感于趣味和社会美学的精妙，哈贝马斯更是意识到了文化哲学于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我看来，无论是谁，一旦进入齐美尔的精神世界，便总会拣选到令自己兴奋的“玩具”，把玩一番，那些犹如灵光一闪般的文字暗暗传递着生动跳跃、从不安分休止的灵魂。 当然，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不会忘记齐美尔对社会学哲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立足于康德对自然知识的分析，演绎出了人们获取社会知识的可能性，并给予了社会学学科独立的研究对象，即“交互效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他老师狄尔泰对“社会”范畴乃至“社会学”的敌意。 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齐美尔并未对此感到自得，从他余生的各种通信以及所做的工作来看，他始终期望自己能在对艺术与生命的反思上有所成就。齐美尔的儿子汉斯在回忆中提到，他的父亲对艺术有着深厚的热爱，这“艺术”并非是仅限于欧洲的，同样也包含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各民族的，乃至各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 于生命的终结而言，齐美尔或许唯一会感到遗憾的便是，在他闭上眼睛之后，他再也不能看到那些鲜活的、各具风格特色的、可爱的艺术。艺术是对生命最佳的塑形，它的创造性最切合于生命的流动不息，它用独具特色的姿态定格了生命的当下瞬间，并让那一瞬间永恒地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这便是齐美尔钟情于艺术的原因，他期盼自己的生命也能以艺术的形式定格在人类的历史之中，而那被定格的瞬间也正因为艺术形式的生动与独具特色才永葆鲜活。 诚然，艺术与生命是两回事，当艺术为流动的生命赋予形式并脱胎于生命之后，艺术便成为了一个自为的王国。对齐美尔来说，艺术应当为自身而在，但他的这种态度绝然不同于那些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艺术应当享有独立的王国，但艺术的自由、艺术的生成必不能脱离生命，相较于现当代那些早已把生命抛诸脑后的“艺术”而言，齐美尔更推崇的是那些扎根于生命并努力从生命中攀升而出的艺术。 由此，我们与其说他深爱艺术，倒不如说他更爱生命，他试图耗尽一生的哲思无不是为着生命追寻最美的显现。生命一直在追求“更多的生命”，它源于生的鲜活与希望，源于生物本真的动力，但它得到的从来都是“不止于生命”“超于生命”的东西，它生发出艺术、生发出文化、生发出一切人之所爱。这些“超于生命”的东西禁锢了我们的本真生命吗？或许吧，但也正是它们，才终使我们的瞬间流淌化作永恒。 1918年9月26日，格奥尔格·齐美尔在获得他钟爱一生的“哲学”教席的第四个年头中，离开了这个他深沉爱恋着的世界。一百年过去了，此刻，让我们重读齐美尔，读他对情感的好奇，读他对社会的巧妙构思，读他对艺术的珍视，更读他对生命的审慎与敬畏。 原标题：哲思里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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