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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陵博物馆看到了美术史上的杰作——《观鸟捕蝉图》。画面无声地弥散着一种优雅而寂寞的氛围。
章懷太子李賢是唐高宗與女皇武則天的第二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被武則天流放巴州（今四川省巴中縣）後自殺。中宗復位後，於神龍二年（公元706年）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景雲二年（公元711年）以章懷太子身份與其妻合葬。其墓內的壁畫最為豐富，且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观鸟捕蝉图》纵1.68米，横1.75米，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位于该墓前墓室的西壁南侧。
《观鸟捕蝉图》是一幅感人至深的以“宫怨”为题材的著名作品。画面上三个宫女，第一人头梳高髻，面部丰腴，身穿黄衣黄裙，双手挽灰色披巾交叉于胸前，双目微窥似在静立遐思。中间一宫女，头梳双螺髻，身着男装，足蹬便履，步履轻盈，举起右手在全神贯注地捕打树干上的一只小蝉。第三个宫女将红色披巾一端托于左手，右手举起抚摸金钗，仰首望着天空飞翔的鸟儿，画面中人、鸟、树三者动静交错，其艺术构思令人叫绝，在中国古代美术史有着显赫的地位。画家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出深宫中宫女们寂寞无聊和渴望自由的心情，是一幅别具匠心的珍品。
《打球作》 唐 鱼玄机
坚固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
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高筹。
唐章怀太子墓在1971年被打开，墓内的壁画异彩纷呈，其中，《打马球图》就是代表作之一。
《打马球图》绘于墓道西壁，长6.75米，高1.65米。画面上有20匹“细尾扎结”的各色骏马，骑士均穿白色或褐色窄袖袍，脚登黑靴，头戴幞(音fu)头。他们一律为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鞠杖，整个比赛场面精彩激烈，是难得的一流壁画作品。 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 (今伊朗)，古称“波斯球”或“波罗球”。唐初，在李世民的倡导下，风靡全国。该运动所用的球为木质，轻而坚韧，中心挖空，外饰色彩。球杆外形为弦月状，类似今天的冰球杆，手柄雕刻有各式花纹。球门有单、有双。单球门是一个木板墙，墙下开一个一尺左右的圆孔，并有球网，先人网者为胜，称作头筹。双球门是在球场两边各设一间。比赛时没有裁判和守门员、以进球多少定胜负。 章怀太子墓中的《打马球图》所表现出来的比赛形式，显然属于“双球门”。 唐景云年间，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为此，唐皇室专门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球场婚礼”。在这场展示友谊的比赛中发现了一个巨星，他就是李隆基。此人从小就酷爱打马球，有时练得吃饭都忘了。民谣就有“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在这场比赛中，以李隆基为首组成的4人皇家球队打败了10人组成的吐蕃代表队，为唐皇室赢得了很大的面子。
 最后两张是网图。 
《客使图》正对着门，有强烈的反光，怎么也拍不好。下面的图是网上找来的，不知道对不对。据网上介绍，《客使图》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并且是陕博的镇馆之宝。那乾陵博物馆的这一幅是仿制品喽，解说牌上没有注明。记得馆中有一件金银器（？）仿品是有标注的。对于仿制品，同一个博物馆会不会有的标出有的不标呢？ 还是，原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客使图》现在移交给乾陵博物馆了呢？不知道。 
壁画高185厘米，长247厘米。画中人物都有真人大小，整个画面似乎有种神秘感。
 《客使图》描绘的是唐朝的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确切地说，是中宗皇帝为其兄雍王李贤迁葬时举行盛大的“发哀临吊”的场面。壁画上的三位中国官员很可能是鸿胪寺的长官卿与少卿，也有学者依据袍服颜色推断这三人为四至五品官员。他们穿着初唐时的朝服，头戴介帻，外加漆纱笼冠，身着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悬绶带，足蹬歧头履，气度沉稳，雍容自若。手中执有笏板，神情肃穆，面面相对，似乎正在商谈事宜。另外三人为异域使者，他们拱手躬身，毕恭毕敬。  这三位“老外”使者究竟来自何方？专家学者将其容貌、服饰与文献记载对照，做出以下推断： 为首那一人，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身穿翻领紫袍，腰束带，足穿黑靴；似为东罗马人。在中国史籍中，东罗马帝国被称为拂菻或大秦，其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俗皆髡（kūn，剃发）而衣绣。”这名使者的“秃顶”应与文献上的“髡发”风俗相吻合。 中间一人，面庞丰圆，须眉清晰，朱唇，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色，旁插双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学者们对他的国籍有不同解释，代表性的说法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据《旧唐书》中的《高丽传》与《新罗传》记载：“（高丽）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而新罗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故其服饰特点与新罗最为符合。 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圆脸，身着圆领黄袍，腰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学者们普遍推测认为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室韦族或靺鞨族的酋长或使者。依据是《旧唐书》的《室韦传》和《靺鞨传》均记载该民族普遍畜养猪、犬等，并以其皮做成衣服，这与图中的冠帽服饰特征颇为吻合。此外，北魏至隋唐之间，靺鞨与室韦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始终不绝，尤其是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不仅朝贡的规模愈来愈大，而且人员的往来也与日俱增。因此，唐中宗为其兄雍王李贤进行迁葬时，两族酋长或使者极有可能前来出席葬礼。 中国古代表现外交题材的绘画作品极为少见，《客使图》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幅作品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准和绘画风格，如三位蕃使的神态，左边一位叉手躬腰，目光焦虑，忐忑不安；中间一位双手拢于袖中，毕恭毕敬；最后那位远远地站着，眼神中流露出谦卑和胆怯。在赋色用彩上，取色简单、朴素，仅着红、黑、黄和淡蓝，薄施微染却达到华美绚丽的效果。
章怀太子李贤(654年～684年)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也是诸王子中很有才华的一位。贵为皇太子的他曾经奉诏监国，却最终遭到时称“天后”的生母武则天的猜忌与贬黜，在流放之地受逼自尽。 也许只有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狩猎出行图》，可以让那些为章怀太子扼腕叹息的人们稍感欣慰：在这幅壁画中，这位壮志未酬的王子，显然在另一世界最终获得了自由驰骋的空间。
(这一幅为网图） 《狩猎出行图》位于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高100～200厘米，长890厘米，是极为壮观的鸿篇巨制，也是唐代壁画中的精品。原图高近2米，长近9米，在揭取时被分成四幅。整幅画面中现存46个鞍马人物，浩浩荡荡地奔驰在长安郊外的大道上。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为两名探路随从，两侧为执旗卫士，最后为两匹辎重骆驼和殿后随从，中间大队人马束腰佩箭，架鹰抱犬、前呼后拥。
画中行走在大队人马最前列的是一位身着紫袍、雍容端庄的官员。他身无佩箭及箭囊，显然是这次活动的主角。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坐骑是一匹白马，与其他人所乘之马截然不同。为了避免马在奔跑中互相干扰，其它马匹均剪鬃扎尾，而这匹白马则颈披长鬃，马尾垂散。更为有趣的是只见其左边的前后蹄抬起，呈现出不同于一般马的走姿，这种马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 “走马”。一般的马行走或奔跑时身体上下摆动， 造成如波浪般起伏，而这种走马鞍背平稳，骑之无前颠后仰之苦，不易产生疲劳，其速度也不次于一般的马。这种走马只有极少数地位很高的人才可使用。由此分析，骑此白马的人应是章怀太子李贤。
狩猎的大队人马中可见多人架鹰携犬，这是当时社会上层的一种时尚。唐代宫廷中常豢养各种飞禽，鹰、鹘更是深受喜爱的玩赏对象。《太平广记》中说：唐太宗曾养一白鹘，取名飞将军……常架于手臂玩赏。同时鹰鹞嘴尖爪利，也是对付狐兔的好手。当时唐长安城中狐狸很多，有关狐神、狐妖作祟的传说也很多。据说狐妖最惮忌的就是猎犬，因此长安城内官吏家中多养猎犬。
大队人马中，还可见两骑手身后蹲伏着猎豹和猞猁，这也是两种用于助猎的动物。据史书记载，在唐代由于帝王喜好狩猎，西域各国纷纷向唐廷进贡猎鹰、猎犬、猎豹。猎豹和猞猁据说是印度孔雀王朝(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瓶沙王首先驯养成功的。猎豹比普通的豹子小，身长约140厘米，重50～60公斤，但奔跑速度极快，每小时可达100公里以上，一般猎物很难逃脱它那伸缩自如的尖爪子。猞猁是一种猫科的小猛兽，体长约95～105厘米，经过驯养，也可以成为助猎的好手。这不仅在文献中有记载，在出土文物中也已有发现。1991年在西安市东郊霸桥区新筑乡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一组彩绘狩猎俑，其中二人架鹰，一人携犬，还有两匹马在鞍后铺圆垫，一匹马的垫子上立一猞猁，另一匹马的垫子上蹲伏猎豹，一如壁画中所见。而在与章怀太子墓几乎同时发掘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壁画中也有牵豹、架鹰、戏犬的场景。说明以各种动物助猎在唐宫廷中是极为常见的。
画面用苍劲的枯笔画出了五棵挺拔的大树，显示出林荫山道古木森森，和鞍马人物、骆驼等殿后轻骑，形成了有藏有露及起、承、转、合的关系，使画面深幽空灵。同时。巧妙运用斜坡墓道，使这支出猎的众多人马，像从古木参天的大道呼啸而出，奔向山坡。全画犹如一曲优美的交响曲，由序曲引向主题与高潮，呈现出大唐达官贵族出猎的壮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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