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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龙对《金瓶梅》的批评——金瓶梅资料汇编之四评论编

2018-12-30  高山仙人掌   |  转藏
   
   刘辉

  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它的评点本比《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少得多,今仅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批语,较为简略,影响不大。张竹坡对《金瓶梅》作了全面系统的评点,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增添了新的一页。而张竹坡之后,清人笔记中虽有记载《金瓶梅》者,多侧重于史料,间或涉及评论,又多属片言只语。直到文龙对《金瓶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才使之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龙批评《金瓶梅》,过去未为人注意。笔者最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金瓶梅》版本时,才在清"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上,得见文龙手写的回评及眉批、旁批,为数约六万徐言。尤其是回评,独立成篇,对《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人物形象,作了全面的评论与探索。文字简洁易晓,文笔活泼流畅。保存亦较完好,残缺极少。这一发现,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乃至中国小说批评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一

  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原籍不详。附贡生。光绪五年(1879)三月任南陵知县。为官清正."兴学校,除苛政,惠心仁术,恒与民亲。"光绪八年(1882)改任芜湖知县,"其去也,人每思之。"(见《南陵小志》卷三)故光绪十年(1884)五月.又回任南陵(见《南陵县志》卷十七)。对于他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考索。不过,他在回末手批《金瓶梅》之后,往往有些简单的附记,其内容或署衙公办,或官场应酬,或宾朋交往,或家庭琐事。以此并与回评文字相参照,可对他的政治思想、情趣爱好、游迹经历,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他在光绪五年的一则附记里,曾写道:"五月十九日退晚堂。大雨如注,引铭孙玩耍" (见第七十九回附记)。可见这时他的孙子尚在幼年,而文龙当时的年龄当约在五十岁左右。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他的生年当在道光十年(1830)左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对京师生活颇有体会:"窃尝谓都会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以败坏人材。五方杂处之区,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精也。每见外省聪明子弟,调倪文人,其言谈举动,未尝不佳.而总觉带有土气。中等之质,到京盘植数月,其气象便迥然不同。但观曾会试举人、不曾会试举人,不但字法一变,文法一变,即五官亦有异也。然久于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质者盖罕。" (见第七十回回评。因回评部分陆续刊出。故文内引用回评文字.不再一一说明出处)他曾到过山东等数省,约在同治九年(1870),来到安徽,故有"余来安徽,已近十年"之语。他的宦途生涯到光绪十二年(1886)为(《南陵小志》卷二载光绪十一年正月,知县由德海接汪。),此后再也找不到他的行踪,由于他常年患有心气病,药不离口,可能就在这一年离开人世。如果这个推测也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他终年当不足六十岁。

  由于他长期为官,所以对官场内幕,比较熟悉。尤其是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社会,其窟败腐朽,疮庚满身,更加不堪入目。一部深刻暴露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黑暗的《金瓶梅》,深深触痛了他。他的很多评语,就是借小说的人和事来表达他当时的爱恶情感,借古人的形骸来宣扬自己的政治道德观念。在他看来,《金瓶梅》中所描写的鲤醒不堪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不仅有,而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在六十回和六十三回后的附记里,两次记载了他在芜湖任上迎送抚台一事。这位抚台,在大雨傍沱中,"来回四次,迎送八遭", "而上宪体贴入微,并纤夫亦不肯用"。"明中发船价八元,暗里花销岂止八百?"文龙痛恨地送他四个字:"劳民伤财"。他所以在芜湖县任期不到两年又调回南陵县,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本应就地正法的盗窃犯许金泅,乘风雨之夜逃脱,未能拿获。而一位姓莫的千总乘机向他敲榨勒索,"屡次来讹",他极为愤慈。结果是:"此番之来,竟如此下台,呵!呵!" (见第八十五回附记。)浮沉在这种政治生活中的文龙,一方面得过且过,周旋应付:"好在我已置得失于度外,作到那里,说到那里";(见第六十三回附记。)一方面则是"恨不立时脱离宦海,一任我自在游行。"(见第九十一回附记。)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生活,文龙说:"窃尝有言曰:人生作件好事,十年后思之,犹觉欣慰;作一件坏事,十年后思之,犹切惭惶,不必对得阎罗王过,要先使主人翁安。天地既生我为人,人事却不可不尽,与其身安逸而心中负疚,终不若身劳苦而心内无惭。负疚者享福非福,无惭者求寿得寿。此中消息,可为知者道,难与俗子言也。"文龙的这一人生态度,使他在可能范围内,为百姓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光绪五年,山东、直隶、安徽大早,病民甚多,他就积极主持放贩救灾。可见"惠心仁术,恒与民亲",并不是冠冕堂皇的歌功颂德文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龙为官比较清廉的真实情况。而"未久调去,士民惜之",则是南陵百姓对他怀念的真实写照。

  文龙做官只到知县,但家庭生活却很闲适。有妻有姬,子孙满堂。子名鼎,侄名旅、名珊。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酷爱古典小说,自谓"有闲书癖"。请看有关他与《金瓶梅》这段因缘的记载:幼年既闻有此书,然此尝一寓目也。直至咸丰六年,在昌邑县公干勾留,住李会堂文学署,纵览一遍,过此则如浮云旋散,逝水东流。嗣闻原板劈烧,已成广陵散矣。在安庆书肆中,偶遇一部,索价五元,以其昂贵置之。邵少泉少尹,知予有闲书癖,多方购求,竟获此种,交黄仆寄来。惜被邹隽之大令抽去三本,不成全璧矣。(见第一册后附记。)

  不过时隔不久,邵少泉很快把抽去的三本又寄给他,终成全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四轶二十册北图馆藏"在兹堂"刊本《金瓶梅》。在此以前。他已经在寿州购到一部《续金瓶梅》,并为它改题为《金银玉》。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视为"诲盗诲淫"不登大雅之林的小说,文龙自有评价:"谁谓闲书不可看乎?修身齐家之道,教人处士之方,咸在于此矣。"因此,他广采博收,插架自赏,仅在批评《金瓶梅》文字中提到的明清小说,计有:《水浒传》及其续书、《西游记》、《西游补》《聊斋》、《封神榜》、《红楼梦》、《红楼补》、《绿野仙踪》、《隔帘花影》、《玉娇梨》、《平山冷燕》、《驻春园》、《好述传》、《荡寇志》以及二才子、三才子、七才子、八才子、九才子、十才子诸书。至于他没有提及而收有的,就不得而知了。文龙正是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看出《金瓶梅》比之与它同类题材的小说高出一筹。他说:"是书若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述传》、《玉娇梨》、《平山冷燕》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又说:"阅者直可与作者心心相应,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谈。若所谓二才子、三才子、七、八、九、十才子者,千金小姐,知书达礼,十五、六岁,一见俊俏小伙,便想许定终身,斯真狗屁牛屎,为此书之大罪人也。"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中国古典小说的自身发展中,来评论《金瓶梅》的成就与价值,这正是文龙批评《金瓶梅》的特点。

  文龙批评《金瓶梅》,开始于光绪五年五月十日(农历,下同),结束于光绪八年九月立冬前两日,历时三年有馀。而回评则集中写于光绪五年,六年,八年。确切地说:是光绪五年从头至尾评了一遍,六年作了补评,八年再次作评,前后评了三次。所以有的回目后面,有两种不同的回评。地点,一在南陵县署之以约小屋;一在芜湖县署之对我小房。

  二

  评论《金瓶梅》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全书主旨是什么?其实早在《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刚一刊刻问世时,对它就有不同的看法。屠本峻认为"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沈德符承袭这一观点,归纳为"指斥时事"之作。廿公跋也说:"盖有所刺也。"把《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另一种看法是袁中道,他说:"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谢肇浙则从另一角度作了阐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蝶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蹼上之期,尊垂枕席之语,验验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裕唇淬语,穷极境象,戒意快心,譬之范工搏泥,妍嗤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一部《金瓶梅》,解剖了一代社会生活的横断面,朝野政务,人情世态,尽收其内。诚如马泰来先生所说:"可谓鞭辟入里,言简意赅。"(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 辑,第304 页。)到了张竹坡,他的观点与众不同:"《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呢,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见《竹坡闲话》。) 把"泄愤"归结为"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苦孝说",则失之偏颇。张竹坡所以这样别出心裁,实则寄寓了他自己一生的遭际,特别是家族兄弟之间的炎凉所致。文龙没有沿着张竹坡的路子走下去。他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是书也。"他着眼于《金瓶梅》是对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愤嫉。其中有的回,固然直接指斥时事,如第三十六回回评:"此一回概影射时事也。"指出"蔡京受贿,以职为酬。""若再详述,恐有更颇难尽者。即以其仆之声势赫炎代之,此曰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云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号令天下财东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层落笔也。"至于状元蔡蕴,更是"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第四十九回回目为《请巡按屈体求荣》,文龙就有不同的看法:"此一回斥西门庆屈体求荣,窃不谓然。此宋乔年之大耻,非西门庆之耻也。一个御史之尊,一省巡抚之贵,轻骑减从,枉顾千兵(户)之家,既赴其酒筵,复收其礼物,心心念念有一翟云峰在胸中,斯真下流不堪,并应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耻莫大焉。"都是明显的影射时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文龙并没有把《金瓶梅》仅仅局限于影射时事之作,而是认为通过西门庆一家的罪恶史,概括了整个的社会生活。上自权臣、贪官、酷吏,下至蔑片、地痞、流氓、娼妓,形形诸色,无恶不作,无所不及,"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 "直闹成一个混浊世界"。他们明之为人,其实"直与狠豺相同,蛇蝎相似。强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复人之心性,又安能官人之方,行人之行哉!"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发出深沉的感叹:"成个什么世界?"应当说文龙阐发了《金瓶梅》的主旨。

  《金瓶梅》向有"淫书"之恶名。李日华说它"大抵市浑之极秽者"。(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袁照则说:"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见袁照《袁石公遗事录》。)"然实芜秽不足观。"(见《缺名笔记》。)文龙怎么看呢?他在《金瓶梅》最后一回回评中,曾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擎尾而已。"文龙生活的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大量侵人,封建社会所谓"中黄之言,不可道也",道出来就是"诲淫"的传统偏见早已被冲垮撕破。故文龙说:"但观其事,男女苟合而已。此等事处处有之,时时有之"。"夫男女居室,常事也。"所以,他一方面承认书中有一些淫秽描写,"是书盖充量而言之耳,谓之非淫不可也。"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可令其见之"。即便是中年人,"看亦可,不看亦可"。承认它有不好的作用。同时他又指出:"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存心,远一层设想,世界有西门庆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恶之不暇,阳世之官府,将以斩立决待其人,阴间之阎罗,将以十八层置其人。世并无西门庆其人乎?举凡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皆当恐惧之不暇。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纵观文龙对这个问题的辩析,应当承认,比之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要全而深刻得多了。《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是糟粕,应当正视这个现实。阅读此书,也应当有丫定的范围,用文龙的话说:年少之人,欲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见之。闻声而喜,见影而思,当时刻防闲,原不可使看此书也。"这是审慎的态度,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某些这方面的描写,与塑造人物性格有关,如潘金莲之凶残毒狠,文龙也曾不止一处指出。而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些描写,是欣赏,还是痛恶,是羡慕,还是畏戒。文龙的这些看法,直到今天,对于指导读者以正确的态度阅读这部古典名著,尚有可供借鉴之处。

  三

  《金瓶梅》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向为人们所推崇称道,文龙也给以全面的充分的肯定。择其要者,略述于后。

  首先是真实性。在他看来,《金瓶梅》所描写的:"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既不同《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这些生活中习以为见的人和事,经过作者的概括和典型创造,使读者感受到"天下确有此等人,确有此等事,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胜浩叹哉!"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尽管《金瓶梅》所描写的人和事,与文龙相距三个世记,然而他却发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动人心弦的事件,就存在自己的身边,"其事为实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譬如.他称赞书中"写陈敬济一无知少年,孟浪小子,全无道理,一味荒唐,栩栩欲活,历历如见。"就深感"此等昏庸谬妄之小子,吾实见过不少"。

  其次是典型性。小说的中心任务是写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通常古典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如《水浒传》的英雄人物,《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对人们的艺术感召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文龙面对的是一部嫉世病俗的《金瓶梅》,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部是被谴责、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形象,照文龙的话说:"作者甚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人物也。"就拿"自始至终全为西门庆而作也"的主要人物形象西门庆来说,文龙对他的评价是:"势力薰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一贯"无恶不作", "恶贯满盈"。"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但是,作为艺术典型形象的西门庆,文龙十分精辟地指出:"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请看他这一段精彩的分析:《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作为丑恶的反面典型形象,同样可以是不朽的,这一观点,有胆识,有见地,有魄力!这在古典小说美学领域中,是一个新的命题。美与丑是通过相比较而存在的,两者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对黑暗势力的暴露和抨击,对丑恶兽行的否定和鞭挞,同样给人以启示和力量,所以,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才能"与日月同不朽"。文龙还说:"从来无所羡慕者不作书,无所怨恨者不作书,非曾亲身阅历者作书亦不能成书。"《金瓶梅》当亦不能例外。再次,文龙对《金瓶梅广结构紧严,心细如发,笔大如椽",细节描写的"细腻风光", "笔墨如火如花",性格塑造时的"相犯而不同,相映而不异",都有评述。特别对《金瓶梅》采用白描和写生的艺术手法所取得非凡成就,倍加赞赏。如描写西门庆第二次去东京,与之往来者,仅三、四人,"直写得终日奔忙,不逞安处,真是白描妙手。而朝廷之富丽,相府之繁华,百官之趋跄,都城之热闹,令人应接不暇,又真是写生妙手。"至于"描写诸人言谈举止,体态情性,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于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正是古典小说中现实主义艺术所具有的独特成就。文龙的这些理论批评,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小说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深化。

  四

  文龙的批评,是手书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上的。那么他对张竹坡的原评采取什么态度呢?他在六十七回回评后的一则附记里曾这样说过:"姬人夜嗽,使我不得安眠。早起行香,云浓雨细。道台因病,停止衙参。回署,辰初,诸人均尚高卧。看完此本,细数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却是有点心思。使我志遂买山,正可以以此作消闲也。""不作人云亦云",说明自己作了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索。因此,在一些人物评价和事件看法上与张竹坡截然不同,尤其是对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这三个重要人物形象,文龙与之冰炭,个别地方的选辞用语也较尖酸刻薄。由于这一部分内容,在文龙批评《金瓶梅》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限于篇幅,有关他们之间的孰是孰非,我们姑且留待以后讨论。但是,在他们的这场激烈论争中,却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金瓶梅》这部名著显然是大有益处的。我个人觉得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文龙与张竹坡的这场辩论中,他用了不少篇幅,多处提到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批书?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中的人物?它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对《金瓶梅》这部小说自身的批评,而是涉及古曲小说理论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涉及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等重大问题,应当说,这与我们当前的小说理论批评,关系就更为直接,更为密切了。

  张竹坡生活在中国小说评点鼎盛时期,他与他同代的小说批评家们,虽也注意到小说的评点方法问题,但毕竟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总结。而文龙则生活在这个鼎盛时期以后,当他大量阅读了一些小说评点以后,特别是他自己也加人到小说批评这一行列,并且发现自己的观点又与前人不同,甚至相左时,于是,就迫使他对如何进行小说批评这一理论问题,去作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小说批评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小说理论批评,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文龙对此有深切地体会:"作书难,读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这里,他同时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求真",一是"求细"。那么,"真"的内涵是什么呢了如何才能获得这个"真"呢?他所谓的"真",就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 "理"即"物理",是指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文龙具体解释为:"理之当然,势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其实,前人早已使用了这一概念。既然张竹坡和文龙都主"情理"说,为什么又在具体评论过程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看来问题在于两人运用这一概念时侧重点有所不同,理解也不尽相同。张竹坡强调"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这是指塑造人物而言,并不包括评论人物的尺度。而文龙则认为,评论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家的好恶来决定,也不能以评论者的主观意念为定评,而是应有一个客观尺度。对此,文龙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在他看来,首要的是:"准情度理", "凝神静坐,仔细寻思,静气平心,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要做到没有偏向,就必须:"夫批书者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人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决不可"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尤其是"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此其害最大。"即所谓"爱而加诸膝,恶而坠其渊",是为大忌。要达到"准情度理",还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里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后去。"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真髓,做到了"求真"。

  "求细",则是"须于未看书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细密,这是"细"的第一层涵义。"细"的更二层涵义,则须综观全书,不可挂一漏万。"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第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看前半部,须知有后半部;看后半部,休抛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罗埋伏,而发泄于一朝者也。""准情度理"是求真求细的必须手段,求真求细是为了以情理定其案。文龙所说的"当置身于书中", "又当置身于书外",就是"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的观点。

  正因为文龙能结合自己的批书实践,来探索小说批评理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所以言之有物,读来毫不空泛,更无装腔作势之感,而是有根有据,体会深切,诚可谓深中肯萦。这不能不说是文龙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中作出的一个成绩。

  总之,文龙批评《金瓶梅》,内容丰富,既涉及《金瓶梅》的思想、艺术、形象、结构甚而细至回目之是否贴切,又包括小说批评方法的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或发入深思,或启人以智。本文意在引玉,难以概全。譬如,他对《金瓶梅》最后十几回的看法,就独具慧眼,看出破绽。有的疑为"非本书正文",有的看出是"信笔直书,不复瞻前顾后", "生拉硬扯,并非水到渠成"。这对于我们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都是富有启示性的创见。

  毋庸讳言,文龙也像他以前的其他小说批评家一样,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他申明没有"迁腐语",不具"头巾气",但是一口咬定"女人是倾国祸水"之陈词滥调不放;某些观点,亦大可商榷;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水浒传》英雄的看法,更不足取。凡此等等,需要我们加以审慎的对待。

  一九八五年三月改定于思敏斋以文献》杂志1985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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