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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in Overbey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纽约客》 2018年12月3号，《纽约客》推出了特别版的杂志特辑：入选的文章中，就包括詹姆斯·鲍德温1962年的一篇书信体杂文《来自我头脑中某一部位的信》，此文在次年被收入了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 尽管距今五十余年，鲍德温有关种族歧视、贫穷和大规模监禁的书写，仍然能引发共鸣。巴里·詹金斯就是鲍德温的现代忠实读者之一，詹金斯曾凭借《月光男孩》荣获201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他的新作《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正是改编自鲍德温1074年写就的同名小说。 《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 原著和电影都聚焦在蒂什和芬尼这对年轻的美国黑人情侣身上，芬尼被诬告并定罪，两人将竭力对抗世界的不公且坚守他们的底线。《纽约客》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詹金斯，跟他聊了聊新片以及鲍德温对他的影响。 《纽约客》：你最初接触到的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是什么？ 詹金斯：《乔凡尼的房间》、《到高山上去宣布》（又译《向苍天呼吁》）、《另一个国家》——我最早读的都是他的小说。 其后，又开始读他的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电影评论集《游手好闲》（译者注：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 to do为一句谚语，意译为——游手好闲，造恶之源）。 这些作品塑造了我对鲍德温的认知，直到我读到《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 《纽约客》：你第一次读《下一次将是烈火》的感受如何？ 詹金斯：《下一次将是烈火》其实是我的某位前女友交到我手里的，所以我不得不翻开——她跟我说我「必须」读一读这本书。《下一次将是烈火》给我带来的感受是振聋发聩的，鲍德温如此直率地描写出了一个还未消失的美国，以及我那时所处的环境。 我一直十分钦佩鲍德温的诚挚——在描写我们身处的社会和政府的体制这一层面，他一以贯之地，为被剥夺了正当权利的美国黑人书写故事。 《纽约客》：鲍德温显然希望人们能更开放、更直爽，并不仅仅是种族问题上，也关乎爱和性。 詹金斯：鲍德温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对自己的性欲及性取向开诚布公的作家。非常坦白，且实事求是。 我喜欢《比尔街》的原因就是，他非常清楚「不一样」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蒂什和芬尼的孩子是未婚先孕；蒂什还是一个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孩。鲍德温对于这些情节直言不讳。 我认为，这种描写是鲍德温为了对抗性压抑。对于这些角色情感和经验的丰富刻画，甚至都有点激进了。这些内容可能是令人不适、或骇人听闻的，以致角色显得出离现实。 但一旦你回过神来——以鲍德温的口吻来说——你就知道这其实讲的是人性堕落的一面。而且，我认为，通过对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或的扎实描写，鲍德温是在展现角色的完整人性。 对于鲍德温那个时代的作家来说——一切似乎都处于危险之中，随时都可能有摩擦和炮火——坚持书写这些元素，探讨性欲，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持续关注平权运动？把书写得简单干净、适合所有年龄段读者阅读不好吗。 鲍德温的反应大概是，「见鬼去吧！」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关于（性）的认识和对种族隔离、体制不公的了解同样重要。 《纽约客》：接触到《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是什么契机？ 詹金斯：是一位朋友大概在2010或2011年拿给我看的，她大意是说，我必须看，因为这本小说里有电影的影子，而且我是完成改编的不错人选。我对于这种话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出。 但当我真正开始读的时候，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蒂什和芬尼之间的爱是那么纯粹，让我非常感动。这本书也拥有鲍德温散文中标志性的愤怒情绪和社会批判，它很好地融合了小说笔调和随笔表达。 《纽约客》：《来自我头脑中某一部位的信》中，鲍德温提到了他的恐惧，当他父亲「意识到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白人男孩能做的所有事，以及我全力地想证明自己可以。」这篇文章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有缺陷的刑事体制——《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中，芬尼因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监狱。 詹金斯：对，而且《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是1974年出版的——今天看来更为震撼人心，因为体制充满了蝇营狗苟：那些年轻人是体制的牺牲品且被要求按照规定行事。体制目标是为了巩固体制。 《纽约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克里夫·布劳德，那个被指控偷了背包的纽约男孩，他被关在雷克岛监狱三年，多半是单独拘禁。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自杀。 詹金斯：有意思的是，史蒂芬·詹姆士（饰演芬尼）曾说，他在揣摩这个角色时，曾竭力去描摹体会克里夫·布劳德的可怖遭遇。鲍德温透过这对无辜情侣的苦难，去揭露大规模监禁体制的黑暗。 这本书第一时间打动的我是蒂什和芬尼之间的爱情——但同时它也是关于爱是如何被摧毁的故事——当芬尼陷入体制陷阱的时候。 《纽约客》：影片最长的一个镜头是，芬尼和已被监禁的朋友丹尼尔之间的一段对话。 詹金斯：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孩子总被告知自己一文不值，而他们周遭的一切都在证明这一点。」丹尼尔就是这样的孩子。他成长的环境就灌输给他这一观点，而体制更是雪上加霜——你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可以对你任意处置，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出路。 我们很早就决定这一段内容应该出现在影片中段的位置——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蒂什和芬尼这对情侣的情况后，其他角色就该适时出场了，观众得以知道芬尼将会面对怎样的折磨。 简单来说，这类对话可能常常发生在年轻黑人男孩之间：「嘿，最近过得怎么样？」「挺好的。」如果对话继续，可能是，「挺好的，而且……」再继续，可能会变成，「挺好的，但是……」最终可能会是，「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将对话进行到最后阶段，除非我们需要露出伤疤。而在芬尼和丹尼尔之间的对话中，鲍德温提供了非常生活化的经验，让你能感同身受。 《纽约客》：两人谈话时的配乐是什么？ 詹金斯：是迈尔斯·戴维斯的《绿中蓝》。这首歌是《泛蓝调调》那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播放这首歌时，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会播放这种爵士乐？听起来就像某种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 但这是我听过的最哀伤的爵士乐！丹尼尔虽然自揭伤疤，但他也已经能坦然处之了。《绿中蓝》不仅是留声机播放的旋律，更是丹尼尔的心声。 《纽约客》：《来自我头脑中某一部位的信》中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是关于爵士乐的描写。鲍德温写道，「所有的爵士乐，尤其是布鲁斯，总有些尖锐的、讽刺的，乃至庄重的、意义双关的调调。」歌曲似乎有两面性。最欢乐的歌出现在伤心之地，而最哀伤的歌跳脱于欢乐之中。 詹金斯：这就是为什么《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中用了大量的爵士乐。影片从罗曼蒂克的幸福时刻急转直下，到创伤过后的惨境。 有时候，欢乐的事情事实上并非那么欢乐，而听起来哀伤的事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哀伤。这得取决于具体感受，以及演奏者投入的能量。 《纽约客》：《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和《下一次将是烈火》另一个共通的话题是消极的自由主义——鲍德温发出提问，如果偏向积极，应采取何种行为？ 詹金斯：这就是我们塑造海沃德这个律师角色的原因，他比小说里年轻十岁。他是一个初出茅庐、少不更事的形象，大体是个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所以除了随大流，他还做了什么呢？蒂什和芬尼进入他的生活后，他开始思考一味随流的后果？会有多少「芬尼」的命运因此改变，如果有人像他一样开始肯定他们的价值。 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加了一段小说中没有的剧情。尝试表现出他实现了鲍德温认为可能的转变——从消极变为积极地信守自由主义。 但这个桥段最后被剪掉了，因为这样的呈现可能会让人以为在芬尼身上的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是任何人的错——时局就是如此——我认为鲍德温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同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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