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与时方的区别在何方？笔者是如何解读的

经方的理论特点 “经方”的概念古今有别，古代认为经方是“经验之方”，即临床验证有效的方剂，而现代则一般认为经方是“经典之方”，其概念范围局限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所载之方，换言之“经方”即等于“仲景方”。自“经方”的概念提出以后，形成了“经方”与“时方”相对的局面，经方以外的其他方剂则称为“时方”。 可是，由于“经方”的概念只是从所收载之书定其范围，并未从理论上指出其组方特点，因此造成了后世经方与时方之争，争议问题如“时方”之中组方较为精炼的方剂是否亦可称为“经方”？由于经方的理论不清，面对这种问题，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答案，经方与时方之间的界限模糊。本文尝试从仲景方的组方理论，阐述“经方”的特点，以助说明经方与时方的区别。

1.经方与时方的争论

经方与时方的争论，源于经方的概念不清。关于经方的理论特点，过去亦有一些共识，主要可分为两方面，即药少精炼，功专力宏。 先说“药少精炼”。在仲景书中确实大部分方剂药味数较少，但是这并非经方的专有特点。据统计，经方221首方中的药味数平均为4.81±2.28，而现代北京、河南及上海等不同地区的3509张临床处方，药味数平均在15.52±4.16 ，亦即说经方的平均药味在2.53～7.09之间，而现代临床处方药味则在11.36～19.68之间，此一比较确实反映了经方的药味数较少，用药相对现代临床精炼。

这只是以经方与现代临床处方作对比后的总结，假若以经方相对于时方，例如现在《方剂学》教材之中所收载的方剂，不少药味数量亦与经方相当，典型的如时方中的三拗汤是从经方麻黄汤减味而来，六味地黄丸是肾气丸的减味，四物汤亦是从胶艾汤减味而成，这些“时方”的药味数比经方还要少，明显可知“药少精炼”并非经方的专有特点。

另一方面，经方之中亦有药味数较多的方剂，如麻黄升麻汤有14味药，鳖甲煎丸有23味，薯蓣丸有21味，虽然这几方属个别例子，但足证经方并非以“药味少”为其特点。 再说“功专力宏”。这亦不能说明经方与时方之别。关于“功专”，如上所述，假若是以经方与现代处方作对比，由于现代临床药味数多，而言其功“不专”，实际上“功效专一”是对应于“药少精炼”的效果而言，由于经方一般药味偏少，故说其功较专。可是，时方亦有不少药味少的方剂，可肯定这些时方亦有良好疗效。

至于“力宏”是指其力猛而效果迅速，多有“一剂知，二剂已”的临床疗效，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经方中药物的剂量较大，若按现代考证汉代一两约折合现代的14～16g ，则如桂枝汤中桂枝三两约为42～48g，其剂量较现代处方为重。显然，处方剂量的确是经方与现代临床的差别，但是这亦不能说明经方的特点。

若按上述讨论，目前对于经方的理论认识，似乎未能明确经方与时方的界线，故此现在一般倾向认为：某些“时方”亦具有“经方”的特点，可属于“经典之方”的范围。这是由于对“经方”的特点认识未够深入所致，由于未能清晰阐述经方的理论特点，造成了经方与时方的争论，故欲化解此一矛盾，仍需先从经方的概念入手。 2.经方的理论分析 本节讨论经方组方的特有理论，从药味加减以及剂量变化的角度，说明经方的独特性。

（1）加减严谨，一药变化即成新方：众所周知，经方的加减变化严谨，加减一药即另成新方。其中最典型的是桂枝汤演化出许多方剂，如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等；又如小青龙汤与小青龙加石膏汤；芍药甘草汤与芍药甘草附子汤；干姜附子汤、四逆汤以及白通汤等四逆汤类方；苓桂术甘汤与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及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等苓桂剂；栀子豉汤及其类方；白虎汤及其类方；半夏泻心汤及其类方；麻黄细辛附子汤与麻黄附子甘草汤等等。这种方药加减的严谨性，在经方之间普遍出现。 加减一药即成新方的思想，反映方药功效与所针对的病机紧密联系，药随机变，表示张仲景对于病机诊断要求的严谨性，即使是细微的变化仍需以新方名作强调。 比较后世的时方，实际上亦有类似思想，但是相对而言较少出现。

如逍遥散与丹栀逍遥散，人参败毒散与荆防败毒散，白虎汤与白虎加苍术汤，理中汤与附子理中汤，四君子汤与异功散、香砂六君子汤，六味地黄丸与知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等等。时方对于药物加减即成新方的思想，虽与经方相近，但相对较少加减“一药”即成新方的情况，多为加减数药才成新方。再者，后世方书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方剂为数不多，相较经方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之中则有大量且密集的例证，这一点亦反映了时方对于病机的要求相对宽松

（2）比例严谨，加减一药方中剂量亦变：除了上述加减一药即成新方的特点外，张仲景在加减一药时，亦考虑到加减药物，对原方本身药物剂量的影响。例如在葛根汤中，生姜用三两，这是桂枝汤中生姜的用量，但在葛根加半夏汤中，生姜的用量则减少为二两，正常情况下，在《伤寒论》34条见“呕吐”应加大生姜的用量，为什么反而减少？这是因为增加了半夏，其辛散之性强，因此生姜作为佐助药则可减少用量。

再如在桂枝汤中，甘草用量为二两，但在桂枝加附子汤中，甘草用量增加到三两，目的显然而见，就是因为增加了附子而需要增加甘草，增加甘草，一般认为可加强附子温阳作用，也可缓减附子的烈性。可是，再比较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其中的甘草剂量仍用二量，没有因加上附子而加量，

为何本方中不增加甘草用量？比较方药组成，可知方中去掉了芍药，因此不用增加甘草用量，也足够达到温通阳气的效果。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在桂枝加附子汤中增加甘草用量，主要目的是加强温阳之力，而非缓减烈性。 这些例子还有不少。

例如桂枝汤中桂枝用三两，但是在麻黄汤证中表气郁滞更重，桂枝反而减轻为二两，显然是由于配伍辛温更强的麻黄所致；在甘草干姜汤中甘草用四两、干姜用二两，到了四逆汤中加上生附子一枚，则两药剂量亦减轻为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芍药甘草汤中两药各用四两，但是到了芍药甘草附子汤中加上了炮附子一枚，则两药剂量减轻为各三两；

桃核承气汤中本用大黄四两、桃仁五十个，但到了抵当汤证蓄血情况更重，因为加用了水蛭与虻虫，则减小大黄为三两、桃仁为二十个；附子汤中白术用四两，但是到了水停更重的真武汤证中，白术却只用二两，这与配伍生姜三两有关；

瓜蒌薤白白酒汤中薤白本用半升（实测称重约为54g），但到了瓜蒌薤白半夏汤病证更重之时，因加用了半夏以及增加了白酒剂量，则薤白剂量减小为三两（约为46g）；从苓甘五味姜辛汤加上半夏演变为茯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夏汤，

因为加上半夏，方中的干姜细辛甘草剂量各减小一两为二两，其后到了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方，因加上杏仁，则三药的剂量又恢复到三两；甘草麻黄汤中麻黄用四两，但到了麻黄附子甘草汤中因加上炮附子一枚，则麻黄剂量减小为二两。

由此可见，张仲景对药量的确定十分考究，量随病变，丝丝入微，剂量随药物之间的加减配伍而变化，用药法度非常严谨。这种加减一药方中剂量亦变的理论，在其他方书上甚少出现。

（3）剂量严格，比例不同亦为新方：除了药物加减严谨外，经方对于全方剂量的要求十分严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同药异方”的现象。所谓“同药异方”，即是指两方的药物组成相同，但是由于剂量不同，则命名为不同方剂。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伤寒论》的小承气汤与《金匮要略》中的厚朴三物汤，两方同由大黄、厚朴、枳实组成，但因药物剂量比例不同，功效以及所针对的病机与证候亦有不同。

这种现象单在《伤寒论》中也有不少。例如桂枝汤与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与桂枝附子汤，半夏泻心汤与甘草泻心汤，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等等。除此以外，尚有三对方剂是在剂型上变化的“同药异方”，剂型变化亦使全方药物剂量有所改变，包括抵当汤与抵当丸，半夏散及汤的散剂与汤剂，还有理中丸以及其方后注的作汤剂之法等。

单是在《伤寒论》112首方剂之中，已经有17首方、9对方剂出现这一同药异方现象，而这一种剂量变化即成新方的情况，可以说是经方所独有，是经方与时方的明显差异，可证经方对于剂量要求严格，方中药物的剂量变化，亦对应着病机的转变，再次反映张仲景对于病机诊断要求的严谨性。 除了同药异方的情况外，一般经方的药物配伍比例亦细致入微。

例如干姜与细辛的配伍，虽然在不少经方中使用，但是各方中剂量有所不同，如小青龙汤与苓甘五味姜辛汤中干姜、细辛各三两；在射干麻黄汤与茯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夏汤中，两药则各用二两；真武汤加减法中，干姜与细辛各只用一两。又如桂枝配甘草的配伍有五种常用比例，最多的是桂枝三两配甘草二两的3︰2比例，还有如桂枝附子汤、小青龙汤中桂枝甘草各三两的1︰1比例，但1︰1比例有葛根汤、大青龙汤中的桂枝、甘草各二两的轻量情况，亦有两种2︰1的比例，分别为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的桂枝四两配甘草二两，还有麻黄汤、茯苓甘草汤中的桂枝二两配甘草一两，各种配伍比例反映针对的病机不同。由此可知，经方的剂量考虑了药物之间的配伍，随着药物增减而需要调整方药剂量，这一种配伍比例的严谨态度，在时方中甚少出现。

3.经方与时方区别的进深讨论

（1）经方的特点在于“方与方之间”：从上述三点论述可知，经方的特点，并非在于每一个药方的药味精炼，而是在于“经方与经方之间”的关系密切，随着病机的细微演化，加减药味与剂量而成新方。方与方之间具有联系，或许在一些时方之中亦有体现，可是经方的联系则更显得紧密，其对方药剂量的重视程度更有独到之处。经方的特点，不能只强调在某一首经方上的体现，必须要透过方与方之间的比较，发现方药的演变关系。故此，经方的理论特点，重点体现在方与方、药与药之间的“关系”。

（2）经方的价值在于“整体的理论”：更进一步说，经方的价值在于整体的理论体系。经方与《伤寒杂病论》中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经方虽然是由张仲景“博采众方”而来的，但却是在“勤求古训”的前提之下，将各种效验之方收载于理论体系之内，通过理论将各种方剂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有机整体。 相较于经方而言，后世的方书中，各种方剂之间并非在同一理论体系下组成的。

这种情况在现代《方剂学》中尤为明显，由于各首方剂的出处不一，假若每一首方均回到该组方医家的本源思想上作解释，则整个《方剂学》成为了“方剂各家学说”，每一位医家有各自的理论，难以互通。 因此，当今中医界呼吁重视经方的意义，本质是强调学习经方的理论体系，回归中医经典，透过理论统摄方药，而并非学习各种零碎的片段。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经方方药的加减与剂量变化严谨，与其病机变化的系统理论紧密对应，这是时方所未能体现的，故此掌握一套理论体系，相对于学习各种零散验方偏方，知其要理则显得更为重要。

（3）何谓“使用经方”的问题：明白了经方与时方的区别，再讨论临床实践中如何才算使用经方的问题，亦即怎样的处方才算是“经方”？对此问题，一般回答较为模糊，参照现代许多“经方医案”，一般方中含有主要的药物组成，即使有所加减，甚至药物的剂量比例不同，亦可称为经方。但实际上，不少时方亦是从经方加减化裁而成，经过加减的经方则称为“时方”更为合适。

按照张仲景对于经方的要求，经方加减一味药亦非常严格，经方是不允许随便加减的，尤其是“同药异方”的现象，由于药物比例的变更即成另一新方，抑或药物的剂型不同亦可成另一新方，因此，假若临床中需要称之为“经方”而与“时方”作区别，仍必须要严格按照原方的要求，对于药物组成以及剂量比例有所遵从。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方不能加减化裁，而是需要遵照经方的严谨加减化裁方式，如桂枝汤的十多首变化类方，又如小柴胡汤的方后注加减法等等。由于经方本身强调细微病机的把握，再对方药进行准确地加减，因此，能够严格运用经方原方及其加减法，实际上是对于中医经典理论的高级水平的掌握，坚持“一味药能治好病，决不能用两味药”的原则，是处方用药的科学态度。

使用经方除了要坚持使用“原方”之外，更要使用“原意”，就是按照方中所针对的“病机”“证候”（临床表现），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经方的价值在于其系统的理论，在于方与方之间的演化关系，经方的价值重点不在于使用个别方剂而获效，而是在于整套经典理论的把握，继而在理论指导的前提下灵活选方用药。临床上使用经方治病，虽然可以扩大应用于不同的疾病，但是仍必须要保持其病机的统一性，使运用经方的理论能够联系《伤寒杂病论》中的整体理论，以达到“一言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