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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大地主数量很少，国君王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不仅拥有大量的私人土地、宫殿苑囿、武装力量、奴仆差役，而且还有天下贡赋奉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封君列侯，封君如商鞅为商君，樗里疾为严君，张仪为武信君，白起为武安君，蔡泽为纲成君，以及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阳泉君、安国君等，封侯如魏冉为穰侯、范睢为应侯、嫪毐为长信侯、吕不韦为文信侯等。封君列侯享有食邑租税的特权：“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殖传》）中小地主数量众多，是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他们或曾为无爵的“士五”，不依附于人的自耕农，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上升为地主，或因为获取军功而赏爵益田，成为地主，但除爵至不更（第四级爵）以上者，免除更役外，大多数地主没有这样的特权，仍受到压迫和剥削。
在秦国不仅老百姓活得苦闷，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也活得压抑。秦国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一样需要按“受田之数”向国家缴纳赋税，不仅如此，还有人头税、杂徭、军役，名目繁多，赋税负担很重，“收泰半之赋”，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国家以赋税的形式掠夺而去。当然，最苦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赋税最终是中小地主剥削压榨农民而来的。秦国连年征战，又行急政，导致徭役沉重，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也必须按规定服役。《汉书。食货志》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同时，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个月，叫做“更卒”。根据形势的需要，兵役制度也常遭弃置，如云梦秦简中的主人喜曾为小官吏，服过三次兵役。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率军伐楚，秦政府令十分之二的斗食小吏参军。小官吏犯法，也会被谪发从军。地主有钱有仆人，但根据史料分析，在秦国好像不允许花钱雇人或用仆人服兵役，仆人可以随主人服役。秦国重本抑末，仇商排商很厉害，一切商务活动都被当作不务正业，当事者会受到谪罚。比如，朝廷征发运输的劳役，百姓有到县里雇车或转交给别人运送的，应依法论处。甚至男人娶商人之女为妻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史料记载：“城父繁阳士五（伍）枯取（娶）贾人子为妻，戍四岁。”而且，服兵役是具有独立身份的中产阶层的法定义务，不可转嫁于人。因此，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即使有钱有仆人甚至奴隶也逃不脱自己服兵役。不仅如此，地主死亡后，其役使的奴隶（徒、舍人），还要代替地主服徭役。参军戍卫、作战，不仅艰苦，也有生命危险，对于大多数衣食无忧的中小地主和官吏而言，恐怕不会再去刻意追求军功爵带来的利益，但秦律严苛，他们不得不服兵役。
秦朝法网严密，名目繁杂，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且轻罪重刑。所谓繁杂，如官吏管理、财产保护、市场贸易、农业生产管理、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从军服役、赋税征缴、仓库管理、度量衡使用管理、文书传送等皆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对如何处理盗采不盈一钱的桑叶、仅值一钱的系羊的绳索之类的琐碎问题，也有司法解释，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所谓轻罪重刑，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为城旦”；“盗采桑叶不盈一钱的，赀徭三旬”；“甲盗不盈一钱，乙知而不捕，赀一盾”；“驾驺已任用四年，仍不能驾车，罚负责教练的人一盾；驾驺本人应免职，并补服四年内应服的徭戌”；“弃灰于道者，处以黥刑”；“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百姓按什、伍编制，相互监督，一人有罪，相关者连坐；不告发奸恶的处以腰斩，告发奸恶的与斩敌人首级同样领赏，藏匿奸恶的与投降敌人同样受罚；百姓之家有两名男子以上而不分居的，加倍纳税；靠经营工商牟利以及因怠惰而贫困的，全都没入官府为奴隶。黔首生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下层官吏比黔首还惨，不仅与黔首一样法网束身，而且在工作中往往动辄则咎，如百姓饲养耕牛不善，要惩处田啬夫（《田律》）；仓库粮食受损失，要惩处官啬夫，并要赔偿损失（《仓律》）；度量衡不准、清点物品数目有误差、官府收藏皮革生虫、大器物标记编号与簿籍不合、牛马及不能调换的器物错标次第、公器不久刻者，皆要惩处官啬夫，而且尉的会计以及县尉官府中的吏如犯有罪行，该县令、丞也要承担罪责（《效律》）；发弩啬夫发弩不中者，也要受处罚（《除吏律》）；听朝廷命书不下席站立，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蓦马不堪使用，县司马罚二甲，县令、丞各罚一甲；马被评为下等，县令、丞罚二甲，司马评为下等革职永不叙用；成年母牛十头，其中六头不生小牛，罚啬夫、佐各一盾；母羊十头，其中四头不生小羊，罚啬夫、佐各一盾（《秦律杂抄》）……不一而足。以武备赎罪，肇始于管子。管子变法，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将保甲制与军队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解决军队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以甲与车戟来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来赎罪，有效地补充了军队装备的不足。商鞅效仿之于官吏管理，秦国非常重视产品和工程质量，受罚官吏上缴的甲盾必须合乎规格和质量标准，无法以武备赎罪的，要服杂役或谪戍。秦二世厉行督责后，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活得更累，整日担惊受怕，虽表面恭谨勤勉，内心却难免与政府离心离德。 荀子在《强国篇》中描述他见到的秦国：“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茂密，河川纵横，土地丰腴，物产丰富，是天然形胜之国。入境观俗，百姓淳朴，声乐雅正，服饰素净，人人敬畏官府而十分顺从，保留着古圣贤治下的民风。到了官邑都府，役吏严整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诚尽职，没有不良陋习，宛如古之良吏。进入国都咸阳，士大夫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入私门，不因私事行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不朋党比周，为人办事无不明通而奉公，有古之士风。观察秦国的朝廷，其朝议有序，听决百事无所滞留，运转井然宛若无任之治，真像古代圣王治理的朝廷。可以说，秦四世取胜，并非一时侥幸，而是天时地利、政通人和之结果，是形势发展之必然。”这是专制力量使然，表面治平无事，实则蕴藏巨大的社会危机，与“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女慕贞洁，男效才良”和“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社会和谐景象，有本质的区别。秦统一天下后，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使社会风气败坏到了“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地步，国家秩序混乱到了“人心失驭如脱缰野马，避徭役逃酷刑至群盗满山”的程度，最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在秦王朝，不仅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与大地主有尖锐的矛盾，中小地主、下层官吏、儒生游士与大地主也有较深的矛盾，东方旧贵族残余更是复国心切，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秦。故而，“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秦亡于四股势力，即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的劳苦大众，项梁、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分子，刘邦、萧何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孔甲等“齐鲁儒墨、缙绅之徒”。尽管四股势力反秦的动机各不相同，但灭秦的目标是一致的，受如此洪流的冲击，秦帝国焉有不遭受灭顶之灾的道理？ 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虞世南在《帝王略论》中说：“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已，已为晚矣。”苏轼亦说：“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不见德，知刑不知义，卒以此亡。”后世皆认为，商君之法，使秦食足兵强，以威力吞并六国，成就帝业；秦政之失，在于严刑峻法，吏治深刻，赋敛无度，仁义不施。对此，诸史家之言，繁衍丛脞，常常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
雄才大略之嬴政，崇尚霸道，气吞山河，奄有四海，开万世之基。霸道的理论基础乃法家学说。韩非说：“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垂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法家提出治世应纯任法治，完全否定道德和教化的作用。法家不讨论人性和道德，宣扬利己主义，崇尚功利主义，重视法治，讲究政治技术，工具理性发达，与儒家思想南辕北辙。秦王朝由始皇之急政发展至末世之暴政，最终土崩瓦解，根本原因在于霸道的治国理念和严刑峻法的治世之术，缺乏广泛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支持。对于霸道和严刑峻法，除了少数大地主外，社会各阶层从内心是抵制的。文化的深层因素是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法治文化涉及法律信仰，法律不被信仰难为治。法治不能缺少价值理性和深厚的道德底蕴。一个秩序良好、充满活力的社会，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一个有光明前途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仅是一个法理社会，而且也必然是一个伦理社会。秦国政策可以吞并，但不可以守成。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是否由战争政策转变为和平发展政策，由铁血社会转型为温情社会，这是秦朝兴亡的关键所在。如果战争政策不能与时俱变，转换为和平发展政策，铁血社会转型为温情社会，秦王朝灭亡是必然的，而何时灭亡则是偶然的。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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