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具有功能专业化、综合化，研究实用化、规模化，类型多样化、多元化和视野国际化、超前化几个特点。借鉴世界智库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推进智库的发展要明确定位，提高认识，发展中国特色智库;规范管理，制度保障，逐步推出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智库;转变观念，强化措施，积极推进民间智库的发展;善用载体，加强宣传，扩大智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智库是“思想库”、“脑库”、“外脑”、咨询公司、智囊团或其他智囊组织的通称，是指南多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公共研究机构，其主旨是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其目标定位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通过各种研究成果和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世界上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曾经用“思想工厂”定义智库。1964年，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用“思想库”的提法取代“智囊”，对智库作了更接近于今天理解的表述。 在当代社会，智库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西方一些媒体认为，智库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时期的我国而言，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与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对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有了更为强烈的期许。认识、分析智库的历史、现实与发展特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成为现实要求。 一、智库的形成与沿革 智库有着较长的历史，我国古代统治者的“食客”、“军师”、“师爷”、“幕僚”等，西方国家诸如古希腊亚历山大身边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等谋士、咨询人员，都应当说是最初形态的智库，它表明对智者作用的重视，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真正发展于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但智库在西方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其具体发展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是智库产生并开始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启蒙运动在推动两方国家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也极大地强化了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客观性、专业化思维在发展理念、决策部署中受到更多的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所关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使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公共决策想达致良好的决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于科学、知识、专业和理性的力量。统治者仅靠以往习惯的以一己之力挽转乾坤的做法，已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组织应运而生。 一般地说，英国被认为是智库最早的发祥地，其最早具有智库研究特点的组织，是成立于1884 年的费边社。当时类似的组织由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各方面专家组成，产业化经营特征明显，它以专业化知识和经验为依托，以论证报告、研究方案和咨询建议为产品，为各类社会机构服务。智库产生以后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且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重要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政府内政管理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传统意义上仅靠政府自身力量形成决策并说服公众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性，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向更为专业、系统的思想库寻求帮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6 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决策咨询、研究组织——政府研究所，也就是后来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英国也于1920年成立了政府的思想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这是现代思想库的起源。之后，伴随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大量经济、社会矛盾的爆发，以及由此给政府治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一批各自的思想库，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比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 这些组织产生后，很快就在政府决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并形成了对智库后来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积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智库也被研究专家认为是智库得到真正发展的时期。 但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智库，尽管成立伊始就被广为关注，但在发展上，早期智库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综合性深度研究相对缺乏。比如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英国早期智库，就多以工程咨询和技术服务咨询等为主。而西方社会面临的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各国政府在加强政府干预过程巾，对高质量的综合性研究有更为现实的需求，提升智库质量成为现实选择。二是智库的服务对象和研究范围五花八门，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研究报告或作者个人影响对政府决策与施政发挥作用是重要的特征，这与西方国家政府急需解决的大量公共问题的现实并不吻合，特别是这些组织虽然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或个人，长期性的政策分析色彩浓于解决现实问题，一些智库的研究还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与实际的政治运行保持一定距离。因此，适应更大规模、范围和能够提供更深度的、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和管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政府对智库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三是智库的存在与发展缺乏制度性保障。智库的功能定位、组织构成、活动方式和资金、税收政策等，都缺乏系统的法律保障，客观上对智库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是智库实现实质性发展的时期。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国内矛盾突出，国际政治中以苏联与美国各自为首形成的两大阵营，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需要，这使智库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条件。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则使智库发展具备了应用现代方法、技术从事专业研究的更大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它不仅囊括了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及其专家，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和综合分析的系统化也有机地契合于一体，智库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委托性课题在智库研究中的比重也更为加大，同时，有关智库发展运行的法律制度也日渐健全，智库的行为与运作趋于制度化、规范化。 这一时期，智库发展的最大亮点是，美国成为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中心。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相关的决策与研究工作中，并收到明显的成效。战争结束后，专家与官员、知识与政治结合产生的效益，使美国政府对智库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战争中崛起的巨大财团维护各自利益的需求，加之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对权力不信任造成社会各界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都对智库发展提供了外在需求与必要的经费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签订合同进行委托研究，促进像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这类智库迅速崛起，智库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管理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智库在这一时期的突破式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政治的激烈战斗、日本和欧盟经济的崛起、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造成的失落心态，以及西方国家内部诸如水门事件等政治丑闻，都刺激智库发展面对极大的社会需求。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一大批智库的出现，在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智库市场。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智库的发展上，综合性系统研究、超前性判断的特点逐步突出，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的色彩也更为鲜明，同时，智库发展逐步获得了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二战之前影响智库发展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克服。同时，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智库的发展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多种形式推动智库发展。不仅存在有主要由政府出资、以研究紧迫的现实问题为主的合同型智库组织，推销政策主张、影响选民意愿和公众舆论的政治导向型的智库组织，以及学术型、代言型、政党、企业基金会等智库组织纷纷出现，不同类型的智库在争夺话语权、关注度和资金等方面各显身手。二是智库的党派色彩日趋明显。以英国为例，二战后较早出现的智库，除了直接服务于一些企业或特定组织的以外，参与或影响决策的智库大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组织，用客观、严谨的研究成果提高决策质量并凸显自身的价值，为智库所看重。但20世纪70 年代之后，智库逐渐越来越多地具有明确的政党背景和意识形态倾向，关注议题的重点也转向意识形态或党派的争论。英国的这种情形，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几无例外。三是与政治、与政府运作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比如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中，一半左右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一些人更在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塔尔博特就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职副国务卿。类似情形表明，智库专家出入西方国家政界已是司空见惯，而智库人员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既融合了研究人员与决策层面的优势，也在政党轮替后为下台官员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为其所在党派蓄积了人脉资源，从另一方面促进着智库的发展。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的发展，是智库改革创新、力求实现新的突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国家也面临政治生态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智库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同时，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智库本身为更好地实现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其思想进而影响决策的目的，也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实现着自我的调整、创新。 结合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这一时期智库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趋向。 一是全球化发展态势越来越突出。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统计，目前世界上有5465家智库，遍及世界各地。一方面，老牌智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加强了在全球市场的拓展，进行国际交流、设立访问学者项目，开设智库在国外分部或研究中心等，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其美国总部就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同时又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强化对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试图影响中国公众和决策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面对激烈的国际较量，也逐步加强了智库的建设，形成了像印度的世界事务委员会、国防分析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埃及的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等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发展中国家也都力图通过发展壮大自己的智库，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国际影响力。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地发挥各级各类智库的作用，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成为党和政府越来越明确的要求。2005年，经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具体规定了对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和专家参与的具体要求和原则，政策决策的专家参与制度进入政府工作流程，智库的作用愈益突出。2009年3月20口，被誉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也表明国家对智库发展的高度重视。此外，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呈现的日趋全球化的态势，使人类社会发展巾大量非一个国家甚至区域能够研究、解决的全球性矛盾与问题显著增加，这就促使不同国家、社会间智库组织的合作、交流成为大势所趋，智库组织的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 二是专业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长期的发展中，智库研究的触角几乎涉及到政府决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智库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特点非常鲜明。同时，随着智库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既出现了大型化、多学科、多专业协调的更大规模的智库，也不断分化、产生出具有更专业咨询方向与研究特长的新的智库，如何做大做强自己的专长研究项目与主导成果，成为智库竞争的重点。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几乎每一家有影响的智库，都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所长和专业方向，并形成了为同行公认的权威性。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之于中东问题，兰德公司之于军事发展和国防发展战略，外交关系委员会之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胡佛研究所之于美俄关系和前苏联东欧问题，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之于欧洲发展和欧盟成员关系，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所之于市场经济等，都是最具权威性、专业性的智库。可见，智库凭借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实力提升影响力，这使它们相互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三是多学科并用越来越明显。伴随现代政府对决策科学化有着更加突出的要求，应用多学科知识、多方面专家研究专业性问题，成为智库研究的一大亮点。受这种发展倾向的影响，智库的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其中突出的是由纵横战略策划取代了单维决策谋略，由群脑、智库群的集思广益取代了智囊人物个体智慧的研究，由现代研究方法取代了经验型、推理式传统思维方法，由谋求渗透性长期影响、超前性预案设计取代了简单的短期对策分析和直接性效果评估。智库研究的这些深刻变革，使智库发展站在了全局发展与战略思维的高度，其跨学科、多专业的特性也更为鲜明，这既增加了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也加强了智库在更广泛范围的影响力。 四是现代传播与推广方式、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广泛。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的经费使用中，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和推广其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比重逐年增加。事实上，西方主要媒体和舆论，特别是影响力、渗透力很强的专栏文章、专家述评等几乎为各类智库所垄断。各类智库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逐渐壮大后，迅速把其作为重要传播与推广手段。以美国的胡佛研究所为例，有学者作过统计：从数量上看，2010年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电台节目中的出现次数是2009年的4倍，在电视台访谈中的出现次数是2009年的2倍。从质量上看，2010年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出现在了全国性的周日论坛、电视网络晚间新闻以及全国顶尖的有线新闻节目中[2]。除此之外，各类智库还自建、自办自己的网站、刊物、出版社，利用各种形式保证其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扩大影响。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的智库在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与发展的要求调整、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推进智库本身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智库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发达国家由于发展历史较长，在面临的问题方面，发展中国家就显得更为突出。比如智库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目前数量庞大、形式多样，但它作为思想库，其研究成果的主要受众是政府决策层，这一层次的受众对象很难像智库那样大幅度地增加，因而供大于求的局面加剧着智库间的相互竞争。再比如智库的研究成果应尽可能地客观、公正，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社会各界和媒体对其也存有成见。此外，长期困扰各类智库的活动经费问题，始终使智库面临争夺资金和注意力的挑战。 二、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 经历长时期的发展之后，现代智库无论从组织管理上，还是在具体运行方面，都具有一些基本特征。 (一)功能专业化、综合化 不同国家智库的主要功能大体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一是为政府和决策提供新的见解、思路和建议，针对各种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为政府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解决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矛盾与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加以预测。二是影响与导引公众，通过帮助公众对政府决策的了解，争取舆论支持，通过媒体宣传、解读、引导为政策实施扩大社会基础。三是专门性对策分析、建议。这主要是针对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以及特定项目、计划、产品等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可供选择的具体解决方案。四是吸引、储备人才。专家、学者通过智库的研究，会对决策过程及其实施有更好的了解，能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积累经验，由此促进研究者进入到政府部门甚至担任要职，从学者变为官员;同样，卸任的政府官员具有诸多的实战经验，进入智库总结这些经验又可能使官员变为学者。在这样的结合的过程中，智库不仅为政府或直接的服务对象提供了发展的活力，而且也成为为直接的服务对象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孵化器。不同国家智库上述功能的专业性、综合性，决定了智库发展必须体现在某一领域或方向的专业所长，又必须同时考虑所研究问题和所提供咨询建议可能牵涉的综合性问题，运用系统协调的思路发挥智库的作用，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呈现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和综合性功能越来越强同时并存发展倾向的重要原因。所以，功能的专业化、综合化素质势必为不同类型智库所具备。 (二)研究实用化、规模化 多种多样智库的迅速发展，并不断提升其影响力，表面上看，在于它们能够介入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中，能够为政府提供有效、实用的研究报告、咨询建议或备选方案，能够为这些方案、对策的实施进行公关、宣传与引导。在西方国家，其内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到处都有智库和智囊人物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背后，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用化、实效化使然。同样的道理，智库越是想达到实用有效的目的，越需要来自多方面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参与，由此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或失误的最小化。这就使智库要想真正具有影响力，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智库研究的实用、实效性要求推动智库的规模化发展，并由此促进智库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规模化、竞争力强的智库又不断推出有效果、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种良性的互动进程，使智库研究实用化、规模化特征也更为突出。 (三)类型多样化、多元化 不同国家的智库具有多元发展、多样发展的特点。从形式上看，智库大体包括政府主导型、大学附属型、民间独立型和其他学术型、半学术型不同类型;从职能上看，智库包括以服务某个特定目标并提出符合特定价值和特定主张为特征的代言型智库，比如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智库组织;以接受服务对象或经费提供者委托，以及与服务对象或经费提供者具有合作关系为特征的合同型，以主要依附于某个政党、团体或政治组织并直接为其服务的智库组织;从研究方向上看，多数智库立足于参与决策和影响政府与公众，直接为政府提供信息、决策背景材料和政策分析报告。但也有针对企业等组织，针对某些工程、项目等特定领域或问题的智库组织，还有一些智库组织则根据委托方需求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经费来源上看，主要以政府出资的、由大学等学术机构出资本的、民间资助的智库组织都存在，而且有些组织不愿意承认其官方背景，有些组织则故意渲染其政府的背景。总之，智库类型的多样性，使之发展也呈现多元化。 (四)视野国际化、超前化 研究角度的大视野和研究意识的前瞻性，在不同类型的智库中都有体现，也反映了现代智库发展壮大的基本要求。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生态、战争、能源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对智库研究的影响，使这一特点更为突出。这一时期丹尼，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著作、报告，促进各国智库越来越多地重视国际化、未来学研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越来越深切地关注未来社会发展对智库研究提出的的需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站在国际社会发展平台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和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斗争形势下为各国政府、经济组织提出研究报告、咨询建议以及预测分析的成果，几乎成为不同国家智库研究的共同特点。这既是智库研究现状的写实，也反映了智库研究的战略方向。 （五）管理科学化、法制化 为保证智库作用的有效发挥，各个国家的智库都有着严格、细化和科学的管理模式与机制。在德国，为能够不断出产高质量研究成果，智库都对研究人员有着研究素质上的严格要求，能够进入智库的人，起码要具有经济师、会计师或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等专业资格，还要通过专家的素质评定。英国智库的行业管理非常严格，咨询人员、咨询企业须由专业协会审查合格后才能吸收为会员，未经审批入会，不能开展咨询业务。在人员分工上，智库无论专业研究还是行政管理，都实行精细化分工，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部门，就区分为政府、经济、城市、外交、全球经济与发展几个部类。每个部类下设不同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又有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承担不同的研究任务。为保证智库人才发挥其才干，智库会通过各种途径，为各类人才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此外，智库作为提供智力服务的特殊组织，它的生存和发展又同包括资金、税收等方面政策密切相关，因此，现代智库的形成、运行、管理、监督等都需要有制度性、法规化的保障。事实上，各个国家的智库能够发展的前提，都与这些国家具备事关智库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规定有关。 （六）立场客观性、真实性 从性质上说，智库应当是非赢利性组织，保持智库研究的客观、公正是智库生存发展的前提。正冈为如此，几乎每一个智库成立时或进行自我推介时，都会宣称自己独立于党派、政治之外，具有客观研究的属性。而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尽可能地使自己表现出真实、客观的特点，防止带有政府、党派或特定关系的色彩。就实际的运行而言，事实上也有一些智库确实在尽可能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立场。比如英国成立于1993年的德莫斯等智库，基本上与政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仅缺乏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还往往被视为专揭政府缺点的异己。但这种相对独立的智库，在其后发展中，也会由于经费等原因逐步减弱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智库的独立性只能是有限的，各类智库很难脱离其生存的现实环境，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也往往会带有各自的偏见。至于一些代言性智库组织，更会明确宣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同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西方多党政治争斗的格局下，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和党派组织受各自隶属的政治力量、利益群体和选民的影响，实际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关系，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反复的利益权衡，由此所决定，他们所作出的决策很难没有利益倾向。在此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智库组织，虽然不可避免会有特定的政治倾向，但多数与具体的政治力量、利益群体难于形成直接关联，而其专家、专业的特性，决定了其即便要维护某些特定的关系方，也会从专业而非政治、政策意义上进行论证，这就就很容易使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其形成客观、真实的印象，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因而也显得更具中立性、客观性。 三、推进中国特色智库发展的现实思考 现代意义上智库在我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主要以政府各级计划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为主的相关组织与机构就已具备，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作用。比如1956年国家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就是国家计划工作委员会召集数百名科技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的成果，并且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比较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智库发展逐步受到重视，特别是伴随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使智库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智库本身也出现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智库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发展规模较小，在政府决策和影响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相对较弱;多数智库隶属于各级行政部门，经费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研究的客观性有待增强;政府对智库作用的认识不足，直接造成相应经费投入的欠缺;民间智库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制约了其发展的空间等。因此，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借鉴不同国家智库发展的经验，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的发展，构成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 (一)明确定位，提高认识，发展中国特色的智库 一方面，要从关系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战略高度，认识推进智库发展的重要性。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利益矛盾突出和利益关系重新组合的发展状况，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尤为强烈，这就更需要对发挥智库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智库的发展与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可分割，在当代中国，推进智库发展应当学习、借鉴世界范丽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尽可能避免重走他们已经走过的弯路。但这样的学习、借鉴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智库发展的实际，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在这力面，德国智库发展的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在德国，多数智库的经费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也有通过政府委托研究方式按合同的方式保证研究经费。服务于政府的这些智库，不仅研究的成果围绕着政府的决策和主张，智库本身也会明确表明自己研究的倾向所在。而这一切，并不影响德国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其研究结论也非对政府政策的亦步亦趋。相反，智库的研究成果与政府决策并不一致的情形时有出现，但其认识与结论，却总是对政府利益做建设性的纠偏、补充与完善。因此，中国特色的智库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智库研究及其成果始终应当是围绕维护、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展开，智库发展的客观性、真实性是坚持按客观规律分析认识问题。 (二)规范管理，制度保障，逐步推出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智库 从我国实际的情况看，目前的智库大部分是隶属政府或事业单位和半官方性质的组织、团体，包括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党校、干部院校，大学的研究中心等，研究经费基本上也来源于政府，内部管理体制与方式接近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公务员。这样的发展现状，一方面要求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对智库的规范管理。隶属政府或事业单位和半官方性质的智库组织要改革现行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研究项目、成果及其效果与研究经费挂钩，内部人员的选用、待遇与研究绩效挂钩，研究项目的确定则面对市场，面对决策热点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设置，力求在改革中扩大智库的影响。另一方面，必须推动智库拓展包括国际市场在内的研究市场，不断提升自己在决策、咨询中的话语权，力争更大的参与程度和更专的研究深度，努力在实践中形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智库组织，为提升国家软弱实力作出贡献。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必须制定保障智库发展的制度与法规。尽快对智库发展的定位、性质、管理、经费、运行与监督等给予法律性、制度化的规定，推动智库发展，成为现实的选择。 （三)转变观念，强化措施，推进民间智库的发展 我国智库的发展要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要期待在世界智库发展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就有必要通过法律、政策的支持和管理理念、方式上的变革上，积极推进民间智库的发展。当前，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民间智库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推动民间智库成为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中具有自身专长与特点的组成部分。为此，可以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智库管理中的经验，特别是了解一些国家智库发展巾既依托于政府又保持一定的研究独立性的做法，分析具体管理的方式方法，形成我国促进民间智库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确法人地位，确定准入门槛，界定职责功能，规范经费来源，形成评价体系，使民间智库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同时，根据实际，结合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的进程，可以考虑通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按智库发展规律运作，引入竞争机制，使一部分原来隶属政府或事业单位和半官方性质的智库组织转轨改制，实现在经费、人员、研究任务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独立负责，逐步走向自主经营，政府只对其发展进行监管，促进其在智库市场的竞争中树立形象、赢得信任、发挥作用。 （四)善用载体，加强宣传，扩大智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从根本上说，智库的目标与作用是影响决策与公众。这就决定了智库的发展必须让人们知道其存在，让社会感受其影响。特别是在当代社会，网络技术的发达与现代表达方式的愈益便捷，使智库的发展与传播载体和社会宣传密切地联系于一体，智库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为政府、社会所知晓，是智库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的重要因素。从国外的经验看，通过各种传媒和方式推销自己，为所有智库所倚重。美国智库把依靠个人关系网推销的人际传播、通过大型会议等活动进行的组织传播和利用现代媒体展示的大众传播三者齐抓共用。法国智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海内外竭力宣传自己的业务，专门成立海外技术援助协会等组织，拓展法国智库的生存空间和影响力度。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通过主办期刊、出版著作、设置报纸、电视专栏和专访，以及设立网站等与各方面加强交流，始终是它们全力争夺话语权，不断强化其形象和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如何加强智库发展中宣传推广的力度，如何提高智库发展中宣传推广的能力，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智库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智库：历史沿革、特点与现实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