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

·古代史·

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

内容提要 帕提亚帝国兴起于希腊化文明相互交融的时代，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初与汉帝国确立外交关系较早的希腊化国家之一。在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帝国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信息即随之传入汉地。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文献所载汉代中国与帕提亚陆路交往的真实性，而且进一步补充说明了在张骞西使以前，中国与帕提亚既已存在海路交往的关系。正是通过帕提亚的中介作用，帕提亚艺术中所混杂的希腊化文化因素才逐渐地越过葱岭，东渐入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汉代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帕提亚 丝绸之路 希腊化文化 汉代中国 文化交流

作为“轴心时代”（Axial Age）人类文明的两极，古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历史时期皆对边缘诸地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所创造的自然观念、政治制度和理性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古代中国人所独创的社会秩序、思想和伦理价值体系亦对后世东亚社会的历史演进产生过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对这两个分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且相距遥远的古典文明彼此之间是否有过接触和交流，甚至相互影响的问题，却一直是中外学者饶有兴致并试图作答的热点论题。自18、19世纪以降，随着基督教传教士、探险家和旅行家的陆续东来中国，欧洲汉学队伍得以扩大，有关这一论题探究的序幕由此拉开。因此，相较而言，国外学者对此问题涉猎较早，且最初的研究多以汉学家为主力军。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夏德（Friedrich Hirth）和裕尔（Henry Yule）以及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等人早已程度不同地触及该问题。但对此类成果稍作梳理，则不难发现，相关研究除了几篇专论外，多散见于一些有关古代地中海与东方关系史的著述中，显得零散。同时，此类成果多是对古典文献的考释，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仍存不足。国内学者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开始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有关该论题的代表性研究也只集中于个别学者的几篇专论。综合国内外学界的这些成果，大致的结论是：作为东西方古典世界的两极，古代的希腊和中国虽无直接的文化交往，但在历史时期却通过中介族群的传递作用确立了间接的文化交往关系。在此，学者们普遍将研究视野集中于希腊化时期，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希腊人的“东进”和随后中国人的“西进”为希、中文明的相会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细言之，公元前4世纪后期随着亚历山大东侵和希腊化世界形成，希腊化文化大规模地流播于从地中海东岸到印度的广阔地区。正是在希腊化时代的中后期，汉帝国向西扩展，丝绸之路拓通，中国与受希腊化文化长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起官方往来关系。随着汉代中国与希腊化亚洲国家交往的展开，希腊化文化亦随之传入中国。

从希腊化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来看，对希腊化文化东渐的考察理应属于希腊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因为正如塔恩（W.W.Tarn）所言：“所谓希腊化文明（公元前323—前30年）是在新的环境里发展出来，并被扩展到亚洲人那里的一种希腊文明。”根据塔恩的经典定义，希腊化研究首要关注的显然是这种新的“希腊文明”在亚洲的扩展问题。近些年来，希腊化史的研究渐成了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以至于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希普利（Graham J.Shipley）曾总结说：“在过去的20年里，希腊化研究领域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但稍作梳理即可发现，国外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希腊化世界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生活史层面，对希腊化远东地区的关注仍显得不够，至于希腊化文明在东方的传播范围及传播模式等问题则更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其实，这样的现状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格列·邦格（Glenn R.Bugh）在主编《剑桥希腊化世界指南》时的感慨：我们仅触及到了这个时期的表面！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帕提亚为对象，结合中外古典文献和近些年所见考古材料，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说明在汉代中国与帕提亚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希腊化文化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本文之所以选取帕提亚为考察对象，来论述它在希腊化文化东渐入华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帕提亚脱胎于希腊化时期的塞琉古王国，长期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是希腊化文化遗产的承继者；其次，帕提亚是与汉帝国在希腊化亚洲建立外交关系最早也是交往最频繁的国家之一，且当道于丝路要冲，是希腊化世界与汉代中国经贸文化交流的桥梁；再次，作为早期希腊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塔恩所谓的五个希腊化王朝为何不包括帕提亚在内呢？如果说在塔恩时代，帕提亚的希腊化属性还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后塔恩时代的希腊化研究已然修正了塔恩的观点。近些年来的观点已普遍认为，希腊化乃帕提亚自身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不仅如此，作为希腊化世界的一分子，帕提亚还将自身所吸收的希腊化文化扩展到了帕米尔以东之地。因此，对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东渐的讨论不仅是对塔恩所留疑问的进一步回应，更是对希腊化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希腊化文化东渐问题的有益补充。

一、 文献所记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希腊化文化信息的入华

古代文献有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第一次西使归来，张骞言其“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结合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内陆欧亚的政治格局，可知张骞西行“所至”和“传闻”之地实乃希腊化世界的东部地区。其中，以其所听闻的国家帕提亚，亦即安息“最为大国”。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记载，我们可以获得张骞印象中的安息。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犁轩。

约公元前116年，张骞第二次西使至乌孙，同时遣副使前往安息。由于此次西使 “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加之张骞早已闻知安息最为大国，可推测汉使带至安息的金币帛等数量当不少于其他国家。约公元前115年，汉使到达安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双方初见时的情景：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

以上两段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前115年，汉帝国的使臣与帕提亚帝国的官方代表取得了联系，这便意味着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两个大国确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换言之，伊朗和中国从这年起便绽开了友谊之花”。自此后，帕提亚便陆续遣使至汉，并赠礼汉廷以巩固双方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亦随之而展开。纵览两汉史籍，从公元前110年至公元101年，帕提亚遣使通汉的记载不下五次。文献记载虽然不详，但从国内所出土的具有帕提亚风格的考古遗迹来推断，汉与帕提亚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无疑是相当密切的。

公元前4世纪后期随着亚历山大东侵，希腊化世界逐渐形成。在整个希腊化世界内部，尤其是希腊化东部世界，希腊文化与埃及、波斯和印度文化进一步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统一特色的复合多元文化即希腊化文化。帕提亚帝国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各文明相互交融的大时代，且又长期处于希腊化文化的浸润之下，希腊化自然是其一个明显的特征。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凿空和汉与帕提亚外交关系确立，汉代的中国人便逐渐跨入希腊化世界的门槛，希腊化文化信息亦随之传入中国。根据汉籍的相关记载，在汉与帕提亚的相互交往中，传入汉地的希腊化信息大致有如下几类。

1.钱币。张骞初次西使回国后，曾报告说：帕提亚“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这一记载完全符合帕提亚采用希腊化币制的事实。这意味着张骞从希腊化世界返回后，将帕提亚帝国采用希腊化钱币的事实带到了汉代中国人的观念里。自此之后，汉与帕提亚频频通使，西去帕提亚的汉人应该也见到过流通中的帕提亚钱币，只是史书未作记载罢了。此外，《汉书·西域传》又载：帕提亚“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班固的记载与司马迁记载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幕为夫人面”一句。班固卒于公元92年，《汉书》所记之事下至公元23年。结合这一时期有关帕提亚钱币的基本史实，可知具有这一特征者，应为公元前2年即位的弗拉阿塔克斯（Phraataces，公元前2—公元4年）。因为在他发行的钱币上，正面为其头像，反面为其母亲穆萨（Musa）像。从司马迁到班固，汉代中国不仅如实地记载了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而且还及时地记录了帕提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此外，班固言“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其实也说明钱币正反面人物为夫妻关系，这又可与约瑟夫所记弗拉阿塔克斯与其母穆萨祸乱朝纲的事实相互印证。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弗拉阿塔克斯在弑父后，又与其母结婚，罗林森亦认为这是事实。孙毓棠曾说“只是穆萨是王的母亲而非夫人”，显误（孙毓棠：《安息与乌弋山离》，第13页）。因此，班固与约瑟夫的记载又可以相互印证。

2.物产风俗。汉通帕提亚以后，汉代中国对于希腊化亚洲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伴随着通使往来的频繁，希腊化世界东部地区的物产亦随之东来。研究者常举葡萄和苜蓿为例来说明问题。两汉史籍皆言大宛、乌弋山离和帕提亚有“蒲陶酒”，其原料即蒲陶。因此，两汉时期葡萄种植极可能是从帕提亚或其周边地区引入中原地区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植物最早似乎是以亚美尼亚或伊朗地区为中心，西传希腊，东及中亚地区的。再就葡萄一名的语源来看，托马舍克（Wilhelm Tomaschek）、金斯密尔（T.W.Kingsmill）和夏德倾向于认为源出于希腊语bótrus（一串葡萄），但劳费尔（B.Laufer）则进一步认为bótrus一词来自于闪族语，并推测汉语的“蒲桃”来自伊朗语Budāwa。该词系词根buda加词尾wa组成，buda一词又和新波斯语bāda（酒）有关联。不过劳费尔又认为汉译名蒲桃和希腊语bótrus没有关系，原因是在张骞游历的时代，大宛地区没有人讲希腊语，希腊语在帕提亚帝国内部的影响是甚微的。从目前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出土的希腊文化遗迹来看，劳费尔所举的理由显然有些过时，但他先考察葡萄的原产地及其外传的过程继而追溯此词汉语译名由来，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为可能的参考。如方豪言，葡萄的“中国译名，似直据希腊语，盖彼时希腊语随希腊人之足迹，已遍传于中亚也”。如此，汉语中葡萄一名，则承载了希腊化时期希腊语流通于希腊化亚洲的事实。至于苜蓿，劳费尔和金斯密尔认为源于希腊语“米底草”。林梅村认为，汉代将Mēdikē汉译为苜蓿，可能受中亚犍陀罗语影响，因为在犍陀罗语中d或dh有时读作s。但笔者以为，方豪所言源于伊朗语Musu似更近实。此外，希腊化亚洲产良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史记·大宛列传》亦言大宛周边地区“俗嗜酒，马嗜苜蓿”的情况，说明除大宛、乌孙外，帕提亚也产优良的战马。斯特拉波在述及米底时，说此地自古产良马。塔恩还特别提及，帕提亚人曾对属塞琉古的米底马觊觎已久。有学者曾言，米特里达提一世进占米底并非单纯为了领地，更是为了夺取米底的天马。因此，汉籍虽未直言帕提亚帝国出良马，但间接信息其实也提及了这一点。

3.神话故事。在汉王朝与爱希腊的帕提亚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也被带到了汉代中国人观念中。《后汉书·西域传》和《晋书·四夷传》关于甘英西使大秦行至帕提亚西界时所听闻的故事，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前书称“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后书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张绪山认为，帕提亚西界船人给甘英所讲的海中“思慕之物”其实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Sirens）。若此说成立，则至少说明随着汉代中国与帕提亚的交往，地中海神话故事沿丝绸之路东渐入华的事实。

4.书写。除了以上提及的一些信息外，希腊化世界普遍的书写方式也通过帕提亚传入了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帕提亚“画革旁行以为书记”。《汉书·西域传》亦有此言。服虔曰：“横行为书记也。”师古曰：“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革为皮之不柔者。”我们不清楚汉人所看到的帕提亚人是用希腊语还是用帕提亚语书写，但考古材料证实，帕提亚时期的书写不论是哪一种文字，都是横向进行，而非下行式的写法。至于书写材料，两汉书皆言帕提亚人所用为皮革。虽然罗林森认为帕提亚早期用亚麻布，在普林尼时代不久后，他们从巴比伦的邻居那里获得了草纸。但阿弗罗曼文书直接说明，帕提亚人的确也以皮革为书写材料。有学者根据希腊化时期的考古证据推测，由于帕提亚人与希腊化的小亚细亚相邻，帕提亚人很可能是从希腊化的帕加马王国获得羊皮纸。若此，不论是书写方式还是书写材料，帕提亚人采用的显然是希腊化世界通行的做法。汉人觉察此事异于自己的习惯，所以才略加记述。可见，汉籍寥寥数语，却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此类信息。

帕提亚是希腊化时代后期崛起于希腊化世界的国家，也是两汉时期汉与罗马丝路沿途中的“最大国”。正是通过这个中介，希腊化世界的很多文化信息逐渐传递到了汉代的中国。细察两汉史籍则不难发现，司马迁、班固以及范晔等人关于希腊化亚洲世界的诸方面记载，不仅与古典作家的某些记载吻合，而且也逐步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在他们的笔下，希腊化世界的轮廓依稀可辨。

二、 考古所见汉代中国与帕提亚的交流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内陆续发掘的汉墓遗址中时有带域外文化风格的器物出土。经大量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此类器物多出自西亚地区，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也就是说，这些带有域外风格的遗物应为与汉帝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帕提亚帝国的舶来品。另需注意的是，考古发现部分此类器物埋藏的时间却早于张骞西使的年代，这又说明汉代中国与西亚的交往显然要早于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总之，这些发现不仅佐证了两汉文献关于帕提亚通汉的记载，而且也补充和丰富了以往研究汉与帕提亚丝路关系存在的不足。以下略举数例，以作说明。

（1）青海大通银壶。1977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地的乙区M3号卢水胡墓中，出土了一件单耳银壶。该银壶独特之处在于，其口沿、腹部和底部分别装饰有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就其艺术渊源，各家意见不一。俞伟超首先指出这是帕提亚制品，墓主人系匈奴人。随后的《上孙家寨汉晋墓》报告亦说该壶“腹壁锤有一周花瓣图案，酷似忍冬纹”，是公元3世纪时期的帕提亚制品。孙机初认为是帕提亚制品，但后又认为是新疆地区制品。另有说法认为是公元3世纪时期，罗马帝国东部叙利亚地区的制品。齐东方在《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则说：“这件银壶是中亚地区输入的器物。”马尔沙克（B.Marshak）则指出，该银壶是在游牧民族地区制作的希腊化风格的器物。仝涛则综合诸说，对此问题做了更细致的研究，他从银壶纹饰入手先否定了孙机的观点，进而认为：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的帕提亚首先融合并产生了这样的镀金银器装饰纹样。其后随着奄蔡或乌孙的中介，银壶便辗转出现于蒙古地区的匈奴王庭，并最终又流入中国边境地区的匈奴贵族手中。他认为银壶的文化渊源在希腊化的帕提亚，但却是通过中国与帕提亚之间的中介民族的转手而传入中国的。以上诸说，似以仝涛的研究最具说服力，但其所谓银壶系汉与帕提亚中介民族转手东来也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因此，学界大多数意见仍倾向于帕提亚说。银壶虽出土于匈奴墓中，但在该墓附近同一时期的汉墓中，还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铜印，即说明该墓主人系匈奴人，此地时已归辖于汉。因此，将银壶归于帕提亚与汉中国交往关系的物证，亦可说通。

（2）凸瓣纹银盒。1983年，在广州象岗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约公元前137—前122年在位）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一件银盒。该银盒盒身与盒盖上饰有辐射状的凸瓣纹，故又称凸瓣纹银盒。据笔者统计，相类的器物还有20世纪50年代后期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滇墓出土的四件铜盒、1979年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出土的银豆、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巢湖北头山汉墓出土的银盒、2004年山东青州西辛村战国墓出土的两件银盒、2009年以来江苏大云山汉墓出土的裂瓣纹银盒和银盆等。为方便讨论，暂且皆称为银盒。学界关于此类银盒（或铜盒）的研究，主要的论争集中于三方面，即其为本土所造还是境外输入品？若为外来输入品，其输入路线如何？其文化渊源又该作何解？综合来看，石寨山西汉滇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所出银盒时间相对较早，但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始于南越王墓银盒的出土。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此类器物不大可能出自本土，而是外传品。那么，其艺术渊源如何解释呢？徐苹芳认为银盒“是西亚或中亚之产品”。孙机认为凸瓣纹是锤揲打压而成，这种技术就其渊源可追溯到亚述时期，但兴盛于阿黑美尼德时期，帕提亚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风格。因此，他说“这件银器应为安息朝后期的、即公元以后的制品。”而齐王墓的银盒可能是南方的舶来品，再转运至临淄的。饶宗颐基本认同孙机的西亚来源说，但认为青州在先秦时期就已是海上交通的港口。若青州早为海上交通港口，那所谓齐王墓银盒由南传北的推测可能就存在商榷的余地了。齐东方则根据江上波夫的研究认为，齐王墓银盒和南越王墓银盒“与波斯以及地中海海岸古代国家的金银器工艺和纹样极为接近”。林梅村对银盒问题关注已久，他起初认为银盒乃罗马方物，并根据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碗进一步证实汉与罗马海上交通关系的早已存在。但近些年来，他又根据伊朗新发现的银器修正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如现存的证据表明，青州战国墓出土的银盒与埃兰的一件银器如出一辙。因此他重新得出结论：“这种裂瓣纹金银器最早见于近东埃兰文明，工艺传统后来为波斯人、帕提亚人所传承。”就其传入途径，他认为应系海路而来。赵德云虽对银盒境外舶来的说法提出质疑，但就其文化渊源一点，亦说“其直接源头应当在波斯艺术中去追寻”。近几年来，学者们又撰文讨论银盒问题，其中以刘文锁、李零和霍雨丰的研究为代表，就其结论，皆认同银盒的文化渊源应属于西亚伊朗一带。

现在看来，作为东西文化交流见证的银盒应属舶来品，其伊朗渊源说应该较为可靠的，但我们不能由此而一概认为上述银盒是汉通帕提亚以后，由帕提亚传入中国的。因为此类银盒出土的年代，往往都在西汉早、中期，即都属于汉与帕提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流入中国的实物。举例来说，临淄齐王墓年代为公元前179年或稍后，南越王墓年代在公元前128年—前117年间，晋宁石寨山墓年代在公元前175—前118年间。较近期的大云山汉墓，研究者认为主墓M1墓主人系江都王刘非（公元前168—前127年）。白云翔认为墓中银盒年代偏晚，其埋葬年代稍早于南越王墓。综合这些证据表明：在汉与帕提亚确立官方交往的公元前115年之前，汉代中国显然早已与帕提亚时期的伊朗存在文化交流的迹象。

（3）广西寮尾陶壶。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在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件青绿釉陶壶。由于新近出土，可能还没有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所以关于该陶壶的研究只有几篇专论。2012年的发掘报告称该壶为“低温釉陶壶”，并认为：“在汉墓中是第一次出现，造型与我们汉代的绿釉陶器明显不同，而与幼发拉底河畔的塞琉西亚遗址等出土的帕提亚埋藏的陶壶类似。”同年6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黄珊女士在厦门大学举办的“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新进展及考古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专文讨论陶壶问题。在与国外学者相互讨论的基础上，黄珊将此壶与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所藏帕提亚时期的青绿釉陶壶进行了比较，初步推测该壶是帕提亚时期制作于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的产品。她还认为，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个来自帕提亚的番客。该陶壶很可能是通过海路传入中国的。结合文献和合浦汉墓群的整体考古研究来看，说此壶为海路舶来品，应无太大异议。《汉书·地理志》所谓“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的记载，其实已明确前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海上往来的事实。近些年来，考古学家在从波斯湾至南印度沿海乃至东南亚的港口遗址也发现了大量帕提亚时期伊朗风格的釉陶残片，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有力地说明了两汉或帕提亚时期波斯湾至印度洋和中国南海地区海上贸易发展的事实。关于墓主人的身份，黄珊推测是帕提亚的番客或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贾。熊昭明则认定该壶“应非贸易品，当为随身携带进入”。这些问题与本文主旨无关，不予讨论。总的来看，认定该陶壶属于自海路东来的帕提亚舶来品应该是成立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做以下总结和补充：

第一，以上三类物证，就其艺术风格论，应该源出于战国末期至两汉时期的伊朗地区，大部分皆属于帕提亚时期的器物。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青海大通银壶应该是从北方陆路传入的。

第二，凸瓣纹银盒出土墓葬的年代约为战国末年至汉初，其地点“既多毗邻沿海，又相距广远”。这表明在汉帝国依陆路正式通帕提亚以前，民间或地方已存在由海路通帕提亚的可能性。

第三，学界对于南越王墓银盒的舶来路线问题争议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海路传入，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从陆路传入。不过，广西寮尾陶壶的发现似乎进一步支持了南越王墓银盒借由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另需指出的是，银盒之间不一定就存在相互仿制的关系，比如晋宁石寨山银盒不一定就是模仿南越王墓银盒制成。此类银盒很可能是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渠道传入中土。至于其中的本土因素，应该是传入内陆后附加上去的。

第四，以上物证的入华，虽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两件存在“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可能性，但不一定皆通过“转送”而来。所以，张骞西使以前，汉代中国与帕提亚极可能已存在直接的交往关系。

第五，学者们多取两汉时期的《西域传》来研究汉与帕提亚的关系问题，盖《西域传》保留了关于帕提亚的直接记载，但这会给人造成汉与帕提亚似乎只存在陆路关系的普遍印象。现结合考古物证来看，帕提亚与汉代中国海路关系的存在，不仅早有文献可作推测， 而且也越来越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三、 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汉代艺术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

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时发掘出土两汉时期带有希腊化文化特征的考古实物。这些实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希腊文化特征，有的则表现出希腊化亚洲普遍流行的艺术风格。作为丝绸之路开通初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学界对此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纵观此类研究，学者们普遍的结论是：虽然两汉时期中国与希腊并无直接的交往关系，但自亚历山大东侵以来希腊文化的东进及其与东方文化的长期融合，希腊化遂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及至张骞西使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希腊化亚洲交往骤兴，希腊化文化亦随之东及汉代的新疆和中原地区。这就是说，希腊化文化的东渐入华远非古典希腊一方东来的结果，更有与汉代中国直接交往的“希腊化亚洲”的贡献。古典希腊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正是当道于丝路要冲的这些“希腊化亚洲”国家铺就了双方联系的桥梁。从这一点上说，前辈学者的研究只是溯源式的分析，对于希腊化文化东渐入华的途径和模式却鲜有论及，这无疑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基于此，本部分仍选取与汉代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西域“最大国”帕提亚为例，从相关考古实物出发，对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问题作进一步系统的阐述。

1.汉代有翼神兽。汉代有翼神兽的出现，是与希腊化时期帕提亚帝国普遍流行的格里芬（Griffin）观念密切相关的。学界关于有翼神兽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概括说来，早期的讨论似乎是由南朝神道石刻问题而引出。但是对于我国古代艺术中有翼神兽出现的时间、文化渊源等具体问题，意见分歧较大。比如在出现时间上，李零认为似乎可上溯至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但沈璃认为，其“渊源确可上溯到远古新石器时期带羽翼的兽面纹饰，”至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的有翼神兽随之出现”。至于其文化渊源，滕固说“传自波斯”。朱偰认为“当自小亚细亚亚美不达米亚”。林树中认为，其渊源来自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的有翼神兽，直接来源于汉代。杨泓、姚迁、古兵以及梁白泉等对外来说提出反对意见，如杨泓认为中国的传奇瑞兽“完全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梁白泉也说“有翼兽的艺术品中国自古已有”。沈从文对西亚来源说提出质疑，认为“是受秦汉以来神仙方士传说影响”所致。

要探察有翼神兽的文化源流，势必要考察整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地以有翼神兽为主题的各类实物证据。就以上的研究来看，其中以李零的论证较为系统。他不仅系统梳理了汉及汉以前中国艺术中的翼兽，而且也对同时期境外最常见的翼兽格里芬做了分类探讨。笔者较为赞同李零关于麒麟和天禄辟邪等翼兽的结论。麒麟在先秦以前已出现，但它很可能是被神化了的鹿类动物，但天禄辟邪却是汉通西域以后汉代艺术中较为普遍的主题。《汉书》记载乌弋山离和帕提亚出“桃拔”。颜引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考古出土的天禄辟邪，一律都是成对的带翼狮或狮子形象，与麒麟无关。因此可以肯定两点：一是根据文献，它们是从西域传入；二是根据出土实物，它们与狮子有关。从这一点上说，天禄辟邪的形象和麒麟其实并无源流上的承接关系。至于古人常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禄、辟邪，其实是人们常以熟悉的东西来解释不太熟悉的东西的普遍行为，这是语言学上常见的词语误用（Catachresis）现象。但李零将亚述、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格里芬分为鹰（鸟）首格里芬、狮首格里芬或带翼狮、羊首格里芬或带翼羊三种似稍嫌不妥。比如亚述的格里芬以狮首为造型者，就不在少数。希腊的格里芬既有鹰首，亦有狮首的情况。同样，波斯的格里芬以鹰首为题者，亦不在少数。古代欧亚地区的格里芬造型融合了东西方世界观念的各种因素，若单以地域分类，显然还应考虑同一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格里芬所具有的不同特征。

狮子产于西亚地区，狮子出现于汉地与汉通西域直接相关。从词源上讲，汉语“狮子”一词应出自古代伊朗语。汉通帕提亚后，汉代的石刻艺术中才普遍出现天禄、辟邪等有翼神兽的造型。陈竺同早指出，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石狮，“胸膛两旁各刻有翼，乃是西域安息的特殊作风”。类似的还有汉元帝渭陵寝殿出土的带翼玉狮和河南洛阳西郊出土的东汉石辟邪等。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和齐武帝墓前的有翼神兽，应该是这一艺术风格在汉以后的延续。此外，四川彭山出土的有翼神兽画像和哈特拉出土的帕提亚格里芬不仅形态相近，而且神兽的双翼、前爪以及尾部特征也极为相似。其实在新疆地区发现的织物图案上，带翼神兽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尼雅遗址出土的有翼神兽，就其形态特征来看，与以色列学者收藏的帕提亚时期青铜香炉上的格里芬极其相似。若将尼雅木雕上的有翼神兽和哈特拉格里芬浮雕相比较，又会发现两者在造型布局上皆呈动物对纹式样，而且也都是用于门楣装饰的饰件。同样的建筑装饰风格，还见于帕提亚时期的尼尼微城，门楣中央的有翼神兽成对称状，与哈特拉、尼雅所见如出一辙。这一事实起码说明，两汉时期尼雅遗址的建筑不仅具有帕提亚时期的特征，而且在纹样的装饰上也借用了帕提亚艺术的惯用手法。据说斯文·赫定在楼兰LB.II佛寺遗址也发现过刻着有翼神兽的木雕饰件，林梅村将该饰件与哈特拉的格里芬进行比较认为，楼兰木雕件的艺术源头是帕提亚时期出现的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尼雅和楼兰两地的木雕饰件，也多刻有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如似忍冬纹和葡萄纹一类的枝叶图案。这样看来，两汉时期艺术造型中有翼神兽和希腊装饰纹样的出现，显然是汉通帕提亚后，受希腊化文化影响至深的帕提亚艺术东渐的直接结果。

2.和田人首牛头莱通。1976年，在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了两件人首牛头形莱通。长分别为19.5厘米和17厘米，均为细泥黄陶制成。上塑人首，人物颧骨凸起，浓眉深目，高鼻大眼，胡人特征较为明显。较长的一件下巴突出部分塑有一小牛头，牛角向内紧贴，牛嘴部留有出水口。据笔者了解，学界关于中国出土莱通的研究往往多是围绕何家村玛瑙兽首杯而展开，对约特干莱通只零星提及，似乎还未有专文讨论。

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古代的埃及、希腊和罗马、波斯以及斯基泰人的艺术中都有大量的莱通存世。古代中国亦有类似的器物，如西汉南越王墓的青玉角形杯，其形亦似于莱通，故常被称为莱通。学者们对于莱通的研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进行分期和分类的问题。分类的依据不同，易带来混乱。从词源上看，莱通，系英语rhyton一词的汉译，rhyton又源于古希腊语“”一词。依利德尔和斯科特的解释，有“流出、流动”（flowing、fluid）的意思。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莱通在古希腊是一种被用于祭仪的注酒器。不过，从实际的情况看，并非所有的莱通皆有端口，因此，莱通多充当一种仪式化的圣物。从目前国内出土的莱通看，除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玉犀角杯外，年代较早的也就算约特干的人首牛头莱通了。

那么，此类型莱通是属于哪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品呢？概括说来，目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刘文琐根据孙机的研究，认为是萨珊时期流行的类型。穆舜英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艺术》认为其年代当在公元3—4世纪。马尔沙克认为是在公元3—5世纪。祁小山、王博等编的《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将此类型的莱通归入唐代的艺术范畴，这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估计是受了唐代玛瑙兽首杯的影响。此外，较新的观点则又认为该莱通大致属于公元4—7世纪的艺术品。也就是说，目前的争论要么认为此类器物属于帕提亚晚期，要么属于萨珊时期。但对比帕提亚晚期西亚地区出土的莱通式样，不难发现所谓人首牛头莱通造型早在帕提亚晚期就已出现。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人首牛头莱通为例，该莱通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高38.1厘米，宽15.2厘米，亦为釉陶制品。需注意的是该莱通器身雕刻的女性，具有帕提亚时期典型的发型式样。因此，这件莱通当为帕提亚时期无疑。同样地，卢浮宫也有类似的藏品，其质地依然是青绿釉，女性的发型分成两半并紧贴于双颊，显然是帕提亚时期常见的人物造型。在这一类莱通中，学者们引用较多的是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该莱通高35.5厘米，宽12厘米，出土地点不明，为釉陶质料。吉尔什曼认为这是帕提亚时期的艺术品，并称：“帕提亚时期的陶匠也制造带有模制饰品的釉莱通。”因此，就文化渊源和艺术造型而言，和田约特干出土人首牛头莱通应源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艺术式样。

不过，帕提亚以前伊朗地区的莱通前端基本都以兽首为主，且整个器身呈弧形。相比之下，古希腊很多容器和莱通往往都以人首装饰前端，整个器身为直线形。但是上述帕提亚晚期的三件人首牛头莱通，何以与此正好相悖呢？很显然，随着希腊文化潮流的东进，希腊艺术的式样也被带到了希腊化世界的亚洲地区。正是在希腊化时期，伊朗传统的曲形兽首莱通和希腊的人首直形容器或莱通结合了起来。玛莎·卡特尔（Martha L.Carter）也持这一看法，并以希腊化时期帕纳久里什泰宝藏（Panagyurishte Treasure）中的人首狮头莱通为例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帕提亚时期人首牛头莱通的出现无疑是希腊化时期这一艺术融合潮流的继续和延伸。

就约特干的人首牛头莱通而言，其整体特征更像上文所举帕提亚时期的三件人首牛头莱通，不同的是，人物的面部特征因时空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萨珊时期虽也流行人首牛头莱通，但器身上部多只有人首，而且下端的牛头亦与帕提亚时期有所不同。约特干在两汉时期为和田国的重要城市，为丝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张骞两次西使皆经过和田。因此，可认为和田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该是带有希腊化特征的帕提亚人首牛头莱通进一步影响汉魏中国造型艺术的有力实证。不过，至于克劳斯·帕尔拉斯卡所说何家村玛瑙兽首杯也是希腊化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就又是另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了。

3. 山普拉马人彩色壁挂。1984年，考古学者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发现一座汉墓。其中编号为84LSIM1号墓出土的一块残损的彩色毛织壁挂，经拆开重拼后，长116厘米，宽48厘米，其上部分为一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做吹奏状，下部分为一武士右手持矛像。该武士大眼高鼻，立体感较强。由于其余部分残缺，所知仅有以上所描述的信息。关于这块壁挂，不论是从其质料构成、来源还是从其本身图案的含义等方面，学者们都已做了不少的研究。

目前争论较多的依然是壁挂图案本身的含义及其象征意义问题。比如，最初的简报认为马人图案是《魏略·西戎传》中马胫国人形象，但参与发掘者李吟屏则认为，壁挂上半人半马怪物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喀戎（Centaur），整个表现手法也是以希腊风格为主：“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山普拉的于阗古墓》的作者分析认为，赫拉克勒斯在猎取厄律曼托斯的野猪时误伤了喀戎，他感到痛苦难忍，只求速死，壁挂反映的也就是这一故事。目前来看，马人系喀戎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但壁挂中的武士形象及其身份又该作何解释呢？林梅村曾依据法国考古学家法兰克福（C.DebaineFrancfort）的分析，认为该希腊武士应为亚历山大大帝，后又倾向于认为该武士为赫拉克勒斯。美国学者张禾综合壁挂的织法和人物装束，指出这是“进入欧亚草原并本地化了的希腊武士形象”。窃以为，鉴于臆测成分太多，该武士的具体身份可暂且不论，但很明显的是其面部特征与中亚哈尔恰杨（Khalchayan）出土的希腊武士雕塑极其相似，这意味着该壁挂所反映的主题是与希腊化中亚地区文化有关联的。因此，有学者直接指出，“武士面部各器官均使用退晕方法以表示明暗，具有立体感。显然为希腊化影响之产物。”照此说来，壁挂中的马人形象应系希腊神话中的喀戎无疑，且该壁挂所反映的文化主题应与希腊化中亚地区的流行的文化大有关联。

那么，这块壁挂是汉代新疆本地的制品吗？很明显，壁挂中的人物服饰不是地中海地区的式样，而与中亚地区的服饰式样相近。因此，该壁挂不可能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应该是来自于中亚。贾应逸对扎滚鲁克、山普拉所出毛织品的鉴定结果认为：其中有同质毛，也有异质毛；既有新疆当地产的绵羊毛，也有少量的安哥拉山羊毛。但羊毛品种并不完全等同于羊毛织品的产地，如山普拉墓地所出的彩色条纹裁绒毯，使用被国际学界认为创于波斯的“8”字扣法，但羊毛则是新疆地产的巴楚羊毛。她在其新著《新疆古代毛制品研究》一书中，通过对山普拉出土的大量缂毛织物的比较分析，进而推定该壁挂应是沿丝绸之路西来的中亚地区织物。赵丰则根据哈尔恰杨所出土赫劳斯（Heraus）家族陶俑头像和钱币币图，也推断该缂毛壁挂应产于中亚地区。综上所论，壁挂出土于东汉墓地，且其织法与伊朗有关，又出产于中亚，这是否意味着该壁挂与帕提亚时期曾经流行的文化式样存在某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呢？近几十年来，域外丝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国士馆大学伊拉克古代文化研究所对伊拉克地区阿勒塔尔（Al-Tar）遗址进行了长期发掘，此地曾出土了一幅类似于山普拉马人壁挂的人物像缂毛织物。该缂毛织物也用同样技法重视人物面部的晕染效果，属于希腊样式，且出土地层为帕提亚时期。除阿勒塔尔以外，此类缂毛织物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也多有发现。如此说来，山普拉马人壁挂显然属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和中亚地区普遍流行的织物式样。而就其所体现的文化要素而言，马人吹长笛的形象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中较为常见，站立的武士及其装束则又体现出其中亚身份和草原游牧民的属性。帕提亚人长期受希腊文化浸染，且本身又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渊源，要说该壁挂出于帕提亚帝国的艺术家之手亦无不可。韩森（Valerie Hansen）即根据壁挂中士兵匕首上的兽头图案，倾向于认为其源出于帕提亚帝国。

实际上，张禾所谓“这帧壁挂有可能织于希腊化时期，希腊—马其顿人与草原民族如帕提亚和斯基泰人接触较多的西亚、黑海北部以及中亚等地”的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当道于丝路要冲的帕提亚人在丝路文化交流融合链条中的角色。因此，该马人壁挂在山普拉的出土，不仅反映了爱希腊的帕提亚对汉王朝边疆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且也说明了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考古材料已说明前张骞时代的中国与帕提亚已存在交往关系。至张骞西使和汉通帕提亚后，陆路贸易渐兴，汉代中国与希腊化亚洲的交往渐趋频仍。文献资料也直接表明，在汉代中国与帕提亚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希腊化世界的相关信息或随汉使的东返，或随帕提亚使节的来访被陆续带入中国。帕提亚时期希腊化文化因素的入华，是丝路初兴阶段内陆欧亚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在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构成的两极贸易体系中，帕提亚籍其地缘优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在汉代中国与“爱希腊”（ΦΙΛΕΛΛΗΝΟΣ）的帕提亚相互交往的300多年里，帕提亚本土的文化因素与帕提亚艺术中所混杂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亦逐渐地越过葱岭，东渐入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汉代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作者王三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