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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巴德充满妙语和智慧的经典文章

 关键决心H 2019-01-05

导读

☄ 罗斯巴德充满妙语和智慧的经典文章,涉及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通货紧缩、税收及拉弗曲线等主题。

十 大 “经 济 神 话”

文 / 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N. Rothbard


译:禅心云起

 

我国受到大量经济神话的困扰。这些神话扭曲了公众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引导我们接受恶劣而危险的政府政策。以下是对这些神话当中最有害的十个及其所犯错误的分析。

 

神话一、

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

 

近几十年来,联邦财政一直出现赤字。在野一方,无论何党何派,其不变反应是把长期通胀归咎于这些赤字。而执政一方,无论何党何派,其不变反应是主张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两种对立说法都是虚妄的。

 

财政赤字意味着正在发生的情况是:联邦政府开支超出税收收入。筹措资金弥补这些赤字,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如果是通过向公众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那么赤字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因为没有新钱被创造出来:居民和机构无非是提取其银行存款,用来购买国债,而财政部再用这笔钱去花销。货币不过是从公众转移到了财政部手中,这笔钱再被花到其他公众成员身上。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体系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倘若如此,银行靠新的银行存款创造得到新钱,并用这笔钱来购买国债。新钱,以银行存款的形态出现,再由财政部花掉,由此持续不断地注入经济支出的川流,造成涨价及通货膨胀。美联储通过一个复杂过程,允许银行靠产生相当于所购国债金额1/10的银行准备金来创造新钱。因此,如果银行要购买1000亿美元新债,用于弥补赤字,美联储就将收购约100亿美元的旧债。这项收购让银行准备金增加了100亿美元,银行这样就能节节扩张出10倍于这个金额的新银行存款或新钱。总之,政府及其控制下的银行体系实质上“印出”新钱来为联邦财政赤字买单。


因此,财政赤字的弥补如果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在这个程度内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靠公众提供资金,在这个程度内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某些政策制定者举出1982-83年财政赤字加速扩张、通货膨胀程度减轻的事例,作为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关系的统计“证据”。这根本不是什么证据。一般价格变化由两个因素决定: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1982-83年,美联储以大约每年15%的增长率高速创造新钱,其中大部分用于扩张财政赤字。但另一方面,为应对严重的商业亏损,那两年的严重萧条增加了货币需求(也即降低了花钱购买财货的欲望)。货币需求的临时补偿性增加不会使财政赤字形成通胀的能力有丝毫减弱。事实上,随着经济复苏,财政支出恢复增加,货币需求下降,新钱花销会加速通货膨胀。

 

神话二、

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

没有挤出效应。

 

近年来,美国储蓄和投资率之低可理解地令人担忧。忧虑之一是,巨额联邦财政赤字会把储蓄转移到非生产性的政府开销,从而挤出生产性投资,给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维持,都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长期问题。

 

某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试图靠统计来反驳这项指控。他们宣称,1982-83年,财政赤字不仅处于高位,而且不断攀升,然而利率下降了,故表明财政赤字没有挤出效应。

 

这项论证,再度表明了试图用统计来反驳逻辑的谬误。利率因经济衰退中商业贷款减少而下降。然而,“真实”利率(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依然保持在空前的高位——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人预期卷土重来的严重通胀,部分是因为挤出效应。无论如何,统计都不能反驳逻辑;逻辑告诉我们,如果储蓄用于购买国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必会低于无赤字情况下的水平,利率必会高于无赤字情况下的水平。如果财政赤字的弥补靠公众提供资金,那么储蓄将直接而明显地转移到政府项目。如果财政赤字弥补靠银行通货膨胀提供资金,那么储蓄的转移就是间接的,而“挤出效应”现在的发生方式,是政府“印出来的”新钱与公众节省下来的旧钱争夺资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不仅仅是财政赤字,所有政府开支都挤出私人储蓄和投资,从而试图反驳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诚然,通过税收“吸走”的钱,本也会进入私人储蓄和投资。但财政赤字比总支出有大得多的挤出效应,因为它是靠公众提供资金来弥补的,显然惟一只有从储蓄中挪走;然而税收同时减少了公众储蓄和消费。


因此,财政赤字,无论以什么方式看,都导致了严重经济问题。如果由银行体系提供资金,财政赤字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即便由公众提供资金,财政赤字仍然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将生产性私人投资迫切所需的储蓄,转移到了浪费性质的政府项目。此外,财政赤字越大,美国人民支付“滚雪球般”利息的永久所得税负也就越大,这个问题因财政赤字膨胀造成的高利率而进一步恶化。 


神话三、

加税是解决赤字的办法。

 

那些正确担心财政赤字的人,不幸地提供了一个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加税。通过加税解决赤字问题,相当于采用枪击一个人来治疗他的支气管炎。“疗法”比疾病本身还要恶劣。


一个原因,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加税只会给政府更多的钱,因此政客官僚可能会凭着进一步增加花销来做出反应。帕金森在他著名的“定律”中说:


“政府开支会适应税收而增加:举例说,如果政府想要拥有一个占比20%的财政赤字,它用来处理高税收收入的方式,是花更多更多的钱来维持相同占比的赤字。”


但是,除了在政治心理学上的这个精明判断,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税收好于涨价呢?的确,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形态,政府和其他早期接受新钱的人,能够剥夺公众中那些在通胀过程中收入增长滞后的成员。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至少仍能获得一些交换的好处。如果面包涨到10美元一个,这固然不幸,但至少你还可以吃到面包。但是,如果税收增加,你的钱被剥夺,政客官僚受益,却没有任何服务或好处留给你。唯一结果是,为了官僚机构的利益,生产者的钱被没收,而部分被没收的钱又被官僚机构利用来欺压公众,使公众受损害后又倍添屈辱。


加税不可行。解决赤字的唯一可靠方法,简单却几乎无人提起:削减联邦财政预算。如何削减,又在何处削减?随便、哪里都可以。


神话四

每当美联储收紧货币供应,

利率上升(或下跌);

每次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

利率也上升(或下跌)。


财金媒体现在学到手的经济学,虽足以让其时刻关注每周货币供应数据,却不可避免地以混乱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如果货币供应增加,这被解释为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通常在同一篇文章,这又被解释为升高利率。反之亦然: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增长,这被解释为同时升高利率和降低利率。有时看起来,美联储一切行动,无论如何矛盾,都必然导致利率升高。以上显然十分荒谬。


这里的问题,就如同价格水平的情况:有若干因素从不同方向影响利率。如果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它会靠制造更多银行准备金来扩大银行信用和银行存款的供应。信用扩张必然意味着信贷市场供应增加,从而降低信贷资金的价格或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限制信贷供给和货币供应的增长,这意味着信贷市场的供应下降,从而必然意味着利率上升。


这正是发生在头一个10年或20年长期通胀的情况。美联储扩张降低了利率;美联储紧缩提高了利率。但在这段时期之后,公众和市场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开始意识到,因为货币供应的系统性扩张,通货膨胀是长期的。他们一旦意识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也就会意识到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因此,如果有人发放利率5%的一年期贷款,当年有7%的通货膨胀,债权人就处于亏损而非盈利。他损失了2%的利息,因为他得到现金偿贷时,这时的现金价值已经损失了7%的购买力。与之相应,债务人靠通货膨胀获利。随着债权人如梦初醒,他们对利率设定了债务人愿意支付的通货膨胀溢价。


因此,长期来看,任何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都会提高利率的通货膨胀溢价;任何阻碍这些期望的因素,也都会降低这些溢价。因此,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将趋于抑制通胀预期和降低利率;美联储的扩张,将再次激发这些预期并提高利率。这里有两个相反因果链在发生作用。因此,美联储扩张或紧缩可能升高利率,也可能降低利率,究竟如何,取决于哪一条因果链作用力更强。


到底哪一条作用更强呢?没办法确定地知道。在通货膨胀前期,通胀溢价尚不存在;到了后期,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就出现了通胀溢价。相对的强度和反应的时间都取决于公众的主观预期,这些都无法肯定地预测。这就是经济预测永远无法确定无疑的原因之一。


神话五、

经济学家,

使用图表或高速计算机模型,

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


预测利率的具体问题,揭示了一般预测意想不到的困难。人类尽是些不听话的家伙,他们的行为,谢天谢地,不能事先被精确地预测。他们的评价、想法、预期和知识,都在随时间变化,而且变化不居。例如,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可以预见到(或者预测过)1983年圣诞季椰菜娃娃的流行热潮?每一个经济数量、每一个价格、购买或收入数据,都体现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难以预料的选择。


经济学家的预测一向糟糕透顶,这在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研究当中有案可查。预测者常常抱怨,只要目前趋势沿续下去,他们就能预测成功;他们在预测时遇到的困难,是捕捉趋势的变化。但是,没有任何窍门可以在此刻推断不久未来的趋势。你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机模型;你用尺子都能做得更好,还花钱更少。真正挑战在于准确预测趋势将在何时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而预测者在这方面的差劲表现也是出了名的。没有经济学家能预测到1981-82年萧条的严重程度,也没有人预测到1983年繁荣的强劲水平。

  

下一次你对经济预测师的专业术语或者看似专业的知识感到困惑时,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他真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大可自己在股票和商品市场上赚个数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发表讯息或担当咨询顾问?

 

神话六、

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

存在此消彼长。


每当有人要求政府放弃通货膨胀政策,就有权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出来警告说,这只会造成严重的失业。因此,我们进退两难,要么是高失业率,要么是通货膨胀。我们被说服,必须二者择一。


这个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撤退到的最后立场。最初,凯恩斯主义者答应我们,通过操纵和调节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他们就能够并将给我们带来无通胀的永久繁荣和充分就业。当通货膨胀越拖越久且愈演愈烈时,他们改变了调子,警告所谓的此消彼长,帮政府减轻要求停止通胀创造新钱的潜在压力。


“消长学说”基于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多年前发明的曲线。菲利普斯将工资率增长与失业率关联,称两者相反变动:工资率增长得越高,失业率也就越低。这明摆着就是一个奇谈怪论,因为它悍然不顾逻辑学和常识性理论。理论告诉我们,工资率越高,失业也就越严重,反之亦然。如果每个人明天都去找雇主,坚持要求工资率翻个两倍或三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会立即失业。然而,这个诡异结论被凯恩斯主义经济权威当成福音来拜领。

 

迄今为止,应该清楚的是,这种统计结果同时违背了事实和逻辑学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通货膨胀每年仅约1%2%,失业率徘徊于3%4%,而在当代,失业率在8%到11%之间,通货膨胀在5%到13%之间。总之,过去二、三十年里,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急剧地增加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一个颠倒过来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绝不曾有什么此消彼长。


但空想家很少向事实屈服,即使他们不断声称要通过事实“测试”他们的理论。为了拯救这个概念,他们干脆得出结论说:菲利普斯曲线仍然和以前一样,代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只可惜曲线已经莫名其妙地“移位”到一组新的所谓“消长关系”。如果居于这种思维模式,也就当然没人能够反驳任何理论。


事实上,即便在当前,通货膨胀能够使物价迅速超过工资率(从而降低实际工资率),从而在短期内减少了失业,长期来看也只会造成更多失业。最终,工资率赶上通货膨胀之后,通货膨胀仍不可避免地带来衰退和失业。经过20多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都生活在这个“长期”当中。

 

神话七、

通货紧缩——价格下跌

——是不可考虑的,

这会造成灾难性萧条。

  

公众是极其健忘的。我们忘记了,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直到二战开战前,价格通常逐年下降。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中生产力不断提高,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价格下跌。然而,成本随着物价走低,并没有导致萧条。通常来讲,工资率保持不变,而生活成本下降,如此一来,“实际”工资或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稳步上升。


事实上,这两个世纪以来,价格上涨的唯一时期是战争时期(1812年战争、南北战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政府为战争费用而扩张货币供应,从而抵消了持续增长的生产力。


我们可以看出,当未被政府或央行通胀强加负担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如何有效运作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这几年电脑价格发生的变化。电脑曾经无比庞大,一部就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现在,在微芯片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显著增长中,甚至当我写作时,电脑价格也在不断下降当中。尽管价格下跌,电脑公司依然成功,因为他们的成本一路下降,生产力一路提高。事实上,这些下降的成本和价格,使之能够利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众市场特征。“通货紧缩”并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灭顶之灾。


其他高增长行业也是如此,例如电子计算器、塑料、电视机和录像机行业。通货紧缩不仅不会带来什么灾难,而且是经济增长健康良性且充满活力的标志。

 

神话八、

最佳税种是“单一”所得税,

对全体收入按同一比例征收,

不予减免或扣除。


单一税支持者常补充道,消除这些减免政策将使联邦政府大幅降低当前税率。


这种观点首先认为,目前从所得税当中的扣除是不道德的补贴或“漏洞”。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堵上这些漏洞。如果你假设政府100%拥有每个人的收入,收入中的某些部分被允许免税构成令人恼火的“漏洞”,那么扣除或减免就只能是一个个“漏洞”。然而,允许某个人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补贴。通过取消医疗保健、利息支付或意外损失的扣除项目来降低总税收,只是降低一组人(那些极少利息支付、医疗费用或意外损失的人)的税费,而提高那些已经支付以上费用的人的税费。


此外,一旦确认不再予以减免和扣除,政府就会维持较低水平税率的说法,既无任何保证,也不太可能。回顾政府迄今为止的记录,有充分理由假设,我们会有更多的钱会被政府收走,因当政府会把税率(至少)提高到旧水平,从生产者那里输送给官僚的钱,从总体上说,结果还会更多。


有人认为,税制应该大体接近于市场收入或定价机制。但市价并不与收入相称。举例说,如果洛克菲勒被迫为一块面包掏1000美元——相对一般人而言,一笔与其收入相称的支付,这意味着在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以一种特别诡异而低效的方式来执行收入均等的政策。如果税收真像市场价格那样征收,它对每位“顾客”都会是一样的,而不是按每位顾客收入的比例。

 

神话九、

所得税削减对人人都好,

因为不仅纳税人受益,

政府也会受益,

因为税率减少时,

税收会增加。

 

这就是加州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主张的所谓“拉弗曲线”。这为允许政治家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提供了一种手段:赞同减税,但把开支维持在目前水平,同时做到了平衡预算。这样,市民便可既享受减税,又欣然于预算平衡,还照样获得政府同等水平的补贴。

 

诚然,如果税率是99%,当被削减到95%时,税收收入将上升。但是毫无理由假设,在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简单的联系。事实上,这种关联对于地方消费税来说要比全国所得税好得多。几年前,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决定通过大幅提高地方汽油税来获得更多收入。但然后,司机们可以简单地越境到弗吉尼亚或马里兰,以更便宜的价格加满汽油。哥伦比亚特区的汽油税收不增反降,这令政府颇为懊恼和困惑,最后不得不废除这项税收政策。


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所得税上。人们不会因为相对较少的增税而放弃工作或离开本国,反之亦然。


“拉弗曲线”存在一些困难,如无法确定“拉弗效应”起作用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但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设我们全体人想得到的是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假设——大胆假设——我们真的位于“拉弗曲线”的上半区,那么我们全体人想要把税率设置在“最优”点上。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目标是最大化政府收入?换言之,凭什么要把“私人产品”抽给政府活动的份额往最大化转变呢?我相信,无论“拉弗最优点”处于什么水平,我们都更希望把税率变动到远低于那个水平的位置,从而使政府收入最小化。

 

神话十、

从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进口

导致美国就业丧失

 

这个学说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忽略了:为什么某个外国工资低,而美国工资高?这个学说的起点,是把这些工资率作为终极给定条件,而不是从寻求其本身何以如此的问题开始。从根本上说,美国工资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因为这里的工人有大量技术先进的资本设备辅助。而许多其他国家工资率低,是因为资本设备少得可怜、技术原始落后。由于没有多少资本辅助,工人生产力远低于美国。各国工资率皆由本国工人生产力所决定。因此,美国的高工资不是对美国繁荣的突出威胁,而恰是繁荣的结果。


但美国的某些行业,对低工资国家产品的“不公平”竞争长期以来大声抱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国所有人的工资,从一个到另一个行业、职业和地区,都是互相关联的。所有工人都在相互竞争,如果A行业的工资远低于其他行业,工人——由职业生涯刚起步的年轻工人率先——离开A行业或拒绝进入A行业,并转移到其他工资率较高的企业与行业。


因此,对那些怨声不断的行业而言,其工资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各行各业的竞价托起了工资。如果美国的钢铁或纺织企业,发现自己很难与国外同行竞争,那可不是因为外国企业付了低工资,而是因为美国其他工业企业,将美国的工资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钢铁和纺织企业付不起这种水平的工资。简而言之,真相是:钢铁、纺织和其他这样的企业,与美国其他企业相比,利用劳动力的效率较低。在每个国家,以关税或进口配额维持效率低下的企业或行业运营,都会损害到这个行业以外的每个人:维持高价,降低质量,限制竞争,扭曲生产,最终损害所有的美国消费者。关税或进口配额,相当于截断铁路运输或摧毁航空公司——因为其实质是人为让国际运输变得昂贵。


因为占用了本会转移到更有效用途的资源,关税和进口配额也会损害其他高效的美国产业。且从长远看,关税和配额,就和政府赋予的任何垄断特权一样,对于受保护和补贴的企业来说,也不是一种福气。因为,正如我们在铁路和航空公司的案例中所看到的,享受政府垄断的行业(无论是通过关税还是管制),最终变得如此低效,以至于无法摆脱赔钱的命运,只能呼吁越来越多的救助,甚至呼吁更优渥的特权,以保护自己免于自由竞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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