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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已是五十年……

2019-01-06  十月yxy

蓦然回首,已是五十年……

依依
2018-12-23 阅读1.7万
苍生

此文是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也是为纪念我那英年早逝的夫君大希。

(文字原创,图片部分原创)

  1969年元月13日,那是一个冰雪交加的早晨,武汉实验学校老三届的同学和我登上了开往监利县的客轮,到监利农村插队落户。

我(68届高中生)和大弟(68届初中生)向着岸边的母亲频频挥手道别,听不清母亲口里的叮嘱,只见母亲不停用手帕擦着泪水。我长这大才第一次离开母亲,心里很是依恋不舍,但想到这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心情激动且豪情滿滿。

  到了监利县,我和同班同学男友大希(绰号)和各自的弟弟一行四人被分配到红城公社姜王大队。这下乡的第一天,百年难遇的罕见的冰雪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只记得去小队的路上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哪是田,哪是埂,哪是沟?我们背负着行李铺盖,跌跌撞撞地跟在队长后面,因田埂宽度有限,根本无法并排,只能踩着前面的脚印走。每次问队长,他都说“炮把里”“前面就是”。从中午走到晚上,直走到大希的弟弟的翻毛皮鞋底帮分离,鞋㡳深深地陷进雪地里。

  记不清摔了多少跤,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到了一农舍,队长将三个男生安排在堂屋留宿。潮湿的泥地铺上稻草,盖的是自己的带的棉被。因我是一女生,就把堂屋旁的猪圈里养的猪临时牵到别人家猪圈去,还是地上铺上稻草作床。猪圈是在堂屋墙边搭的斜顶矮草棚,四面通风,我已累得不行,管它什么,倒头就睡。

一早我朦胧醒来,闻到一股猪粪味,发现我睡在雪堆里。棉被上只有一条我身体形状的地方没雪,并且已湿透,其他地方全是厚厚的白雪。我还以为这是到了童话里的白雪世界。

  第二天,队长领我们到离村庄大约1里远,是个四周都是农田的用土砖砌的队屋里。正屋里挂有毛主席像,是平时村民集中开会议事的地方。左侧是队里的仓库,右侧是一间牛棚,把牛棚里的一条耕牛挪到正屋里栓着,这牛棚就是我们四人的家。中间用竹篱象征性地隔了一下,我的床在里面,三个男生在外面,床也就是搁在条凳上的竹篱片。队长告诉我们,听说下放知识青年有安家费,修建房屋的材料和口粮,但目前什么都没发放下来。所以只有安排你们轮流到村民家吃饭,因此时是冬季,每天只吃两餐。

  刚到农村头几天,队长没有安排农活,我们早上在队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教农民跳忠字舞,晚上在田埂上散步,或者坐在稻草堆上,拉着小提琴、手风琴、二胡、月琴,唱着苏联民歌200首,吹着晚风,沐着月光,温馨又浪漫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我们学会了绞烧火的稻草把子,敲开冰窟蕯打水,用木棒槌洗衣服(往往把衣服上的纽扣打得一个不剩),在灶台上用柴火把子做饭等等。

  不久,我们顶替队里民工的名额被分配到大堤上去修堤。每天要完成的土方是男的2.5立方米,女的1.5立方米,没有完成的不能收工。从没挑过担子的人,要把满满两撮箕黄土,一趟一趟地经过冰凌的陡坡,挑上长江大堤,肩膀肿了不能停,磨破了皮也不能歇,必须和农民工完成同样的立方。我们互相勉励,互相帮助,终于咬牙挺过来了,从开始收工很晩到后来能提前完成任务。不好意思的是,我的立方都是三个男生帮助下才完成的。

  开春了,当我看到生产队里一望无边的水田时,我傻眼了。因为我小时候得过风湿热,病情累及心脏。临下放前,母亲将我的病历找过学校负责下放的老师,要求尽量能安排到旱地面积多的农村。学校也在分配地区的时候,把我们四人的小组合并到低年级(68届初中)的小组中。哪知道,就因为我们小组中有我和大希两个相对年纪大的学生,所以公社把我们分配到劳动强度最大而水田最多的生产队。生产队不仅是水田多,还有大面积的湖田。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我们和农民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早秧。插秧的人都并排成一行,同时往后退着插。如果稍有动作慢了,或者想歇口气,就会被关“禁闭”,即是后路被人插上了秧,没有后退的路了。所以往往只能一口气头也不抬地插到地头。我每每到了这个时候,腰都直不起来,只能靠双手撑着爬上田埂。我深深领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此不敢剩饭,更不曾倒饭!

  我印象最深的是水田里的蚂蟥。因我打小看到蚕都害怕,看到菜虫都要哇哇大叫。下到水田,发现多条蚂蟥围拢过来,我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不敢出声,怕农村人笑活),闭上眼睛,咬着牙,抱着上刑场的心情去面对。记得有一次从水田里走上来,小腿肚上扒着三条蚂蟥,蚂蟥因饱吸了我的血,身子外形比手指还粗,已撑得发亮,我拼命甩腿也甩不掉,村民帮我用手轻轻拍打,才把蚂蟥拍落下来,而腿上的伤口仍然还会流血不止。

  队里早已不安排我们去农民家吃饭了,因村里大都数人以为我们是在城里生活困难,没有工作,下放到农村来解决粮食问题,并且与他们抢工分抢分红。可是我们的口粮仍旧迟迟发放不下来。每次收工回到队屋,都不知道这顿饭的米在哪里。大希的弟弟人小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每次都是他能抱着半截竹筒(农村装米的容器),老着脸皮地讨回一点米来充饥。在没有自留地种蔬菜的日子里,我们挑野芹菜,野韭菜,野地菜,有时还向打猪食的农村孩子讨,因为他们打的猪食也都是我们吃的野菜。记得农田种有一种叫蓝花子红花子的植物,我们也当菜吃过,但是很快就深耕翻地用作肥料了。实在沒有菜,我们也只能盐水伴饭吃。

也曾有时候,实在嘴馋难忍,我们晚上拿着手电,带着麻袋,到农田里去捉青蛙。这青蛙确实奇怪,只要用手电光照到,它就一动不动了,一捉一个。那烧青蛙的美味确实现在想起来连山珍海味都无以伦比呵!

直到下放将近半年了,口粮才陆续发放下来,至于建房子的木材,早已给队长挪用,修建了他自家的屋子。

  队里终于在队屋后面给我们划了一块小小自留地。我们兴高彩烈地种上了青菜、黄瓜、丝瓜、菜瓜、南瓜、辣椒、豆角等等。不论出工多劳累,仍然起早贪黑地兴着自己的菜园子。我们偷偷拿了点队屋仓库里的化肥,用水化开以后洒到蔬菜地里,豆角长得比手指还粗,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菜,那个心情呀,美得简直无法形容!我们还开始养鸡,记得母鸡孵蛋时,大部分小鸡孵出来了后,就领着小鸡出去找食了,窝里还剩两个蛋不管了。我那勤劳而善良的弟弟把这蛋放在贴身的衣服上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硬是把蛋里的小鸡给孵出来了。

  由于频繁地下水田,我的风湿病终于发作了。除了浑身关节疼痛以外,还伴有高烧与心慌。无奈之下大希陪我去公社反应,请求转换一个以旱地为主的生产队。公社干部告诉我们,整个公社都以水田为主,即使有少数旱地农活,都是照顾农村老人干的。也提供我们一起信息,实在身体有病,不适应农村工作的,可以申请回城,但必须有病情证明,办理相应的手续。

  滿以为我母亲16岁就参加医务工作,在医院工作数十年,是手术室护士长。文革中还曾把我这个没敢出去“革命造反”的胆小鬼带到手术室,顶替那些离岗造反去了的人,帮她消毒,做卫生,准备手术器械包,坚持开展正常手术工作。而且医院里都知道我夲是从小就有病,要开个证明应该不难。谁知她被打成走资派,毎天戴着用字纸篓糊的高帽子被批斗。她曾把家里牙齿缝里省下的粮票,送给她手术室里家人饭量大粮食不够吃的护士。如今这护士跳起来揭发她,罪行是用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腐蚀革命群众。可气可恨的是,过了若干年,她竟会又来找我母亲要粮票。而我的父亲是精通两门外语(俄语、英语)的高级工程师,曾发现德国专家图纸中的错误,为武钢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却因眼睛近视,不小心一屁股坐到放着印有毛主席像报纸的板凳上了,又在上厕所时哼唱革命样板戏,加上摘帽右派的前科,被关进了学习班,生死未卜。所以我的病情证明从何开起?搞不好又加上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岂不罪加一等?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希收到家里给他寄来的病情证明。记得是由岱家山医院开出的,病情是风湿性关节炎。

很快大希的回城手续都办好了,我和他一起回到武汉。我记得大约到过武汉三个医院检查,怎么也开不到病情证明。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有心脏病为什么检查不出来?现在终于明白个大概,因为到如今彩色超声波显示了心脏瓣膜、心室心房等等有毛病后,我到一般门诊看病,如果不出示检查报告,还会有医生在我病历上写出心脏正常的诊断。我不敢妄评中国的医疗水平,(因我回城后也是从事医务工作),但是当时单靠一个听诊器,确实难为医生了。

  既然没病,那还是回到农村去吧。

一下水田又马上发病,只得又返汉治病。大概是急病发作时期,我终于在武汉中医院开出一张风湿性心脏病的病假条,休息叁天。万般无奈,只得用地摊上淘到的退色精,把休息叁天的字退掉。怀揣着它回到农村。忐忑不安地交了上去,县知识青年办公室答复我,现在知青办病退的手续已由上升到地区审批,要我回村等消息。

左等右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不得已又上县知青办询问,哪知县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说,因为淹水,知青办搬家,我的病退证明与申请表统统遗失了,要我重新交病情证明和需要层层盖章的申请表上来。真是欲哭无泪啊!我上哪再去开这个病情证明啊?

  从此,我再也不提病退的事了,即使病得再厉害也不回去。要知道我回汉数次,都会遇到半夜查户口,而我这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就会遭到户籍警百般盘问,好像我是在哪里犯了罪的逃犯似的。若干年后单位同事(她母亲曾在我家所在地居委会工作)告诉我,我们家是居委会重点监视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对象,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要马上报告,特别要警惕我这样以装病逃避上山下乡的黑子女。我至今还不曾忘记,那个“横扯公社”(当时人们背后对居委会的美称)的主任整天戴着红䄂章,在你的家门口晃来晃去,趾高气扬,仿佛准备随时抓到你的反革命罪行,好为文化大革命立功。

  两个弟弟被队里派到堤上防汛,我一个人住在离村子大约一里路的队屋里。那时不光没有电灯,连煤油灯用的煤油也是紧俏的计划物质。(如今城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乡村的夜晚不光是黑暗,还有风声、蛙声、狗叫声、牛叫声、……等等不知是什么的怪声音。我常常吓得缩成一团,把头蒙在被窝里发抖。

有一天晩上,我半夜里好像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以为是鬼来了,把头蒙得更紧。后来仿佛听见叫我开门,说“我是大希”。我前不久才收到大希的来信(农村的通邮很慢,常常一封信在路上要好多天)说在汉口被安排到一个水电安装工程队上班,工作很忙,常常加班,还曾出差到沙市。我想大希怎么也不可能会到我这里来,这肯定是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我一个女生住在这里,冒充大希骗我开门。我吓得用铁锹,扁担抵住木门,一边说,你不要骗我,我不会上当的!

直到天蒙蒙亮,队长过来敲门,我才知道真的是大希来了。打开门,惊慌了一晩上的我头晕腿软一屁股坐到地上眼泪直淌。原来大希因多次加班,积攒了好几天的休息,就迫不及待地利用补休,赶来监利探望,船到县城已天黑,赶到队里已是半夜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希性格刚毅坚强。他文革中被抄家沒哭;没带毛主席语录被批斗没哭;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欧打学校校长(文革后任教育局局长)的拳头沒哭;不开串连证明,不准到天安门看毛主席沒哭;烧掉自己三十万字的呕心沥血的处女作《青春的脚步》的手稿没哭;躲开要查身份证明的人流,(那时串连如果被人查到没有身份证明,不仅仅会被关押审查,更多的是生命危险),背着家乡土特产(糍粑、豆丝),扒汽车挤火车,忍饥挨饿翻天山过草原,当时年仅十七岁的他,怀揣10元人民币,历经艰辛,来到离家三千多公里远的伊犁,探望新疆建设兵团的哥哥(当离家数年的哥哥听到弟弟来看他时,以为是在做梦),哥俩相见他也沒哭。但当他看到我面黄饥瘦,站立不稳,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一对乌黑油亮的大辮子变成了稀稀疏疏的一小撮黄毛时,却忍不住泪水潸然。

  大希帮我把水缸里的水跳满了,又帮我菜园子松土,捉虫,浇水,薅草……。临走时要我和他一同回汉,继续找机会去开病情证明,我摇头拒绝了。我对他说,我们知青中间有一个能回城,已不知是多大的幸运了,你回去安心好好工作,不要记挂我们。

大希走后,我想了很多很多……想起了父亲对我和大弟讲的话。他歉意地告诉我们,因为曾戴过右派帽子,给我们子女升学、招工、就业、甚至是婚姻,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将来的生活注定要会比别人差。他嘱咐我们一生要小心翼翼,低调做人,千万不可为了与人争短长,而惹来杀身之祸!

  不久,传来省里派来了知识青年慰问团的消息。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国家沒有忘记我们,党和组织上派人来看我们了!

当慰问团来到队里时,我又正好病到在床上。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其中有个医生带有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当他给我检查身体后说确实心脏不好。给了我一些治疗的药后,几个人都说会马上向领导反映我的情况,要我安心养病。

又过了些日子,传来武汉工厂到监利农村招工的消息。

  记得那一天,我们怀揣着公社的推荐表到县城招工办找到对口的工厂办事人员时,那时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兴奋。办事人员也热情地接待我们,耐心地解答我们的询问。临走时还拜托我们帮忙买几只老母鸡。(当时武汉毎人每月只半斤肉票,一年半斤冰冻鱼,至于鸡鸭根本不见踪影。)我当时想我们养的鸡(包括弟弟怀里孵出来的)早已长大,这老母鸡可是手到擒拿的事。

几天后通知我们体检。因我服了慰问团医生给的药,病已得到控制,所以体检一切正常。

又过了几天,当我到县城遇到那个托我买老母鸡的工厂招工人员,告诉他老母鸡已经准备好了时,他眼光躲闪,语言含糊,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果然录取通知下来,只有我弟弟没有我。

我急急到招工办询问,他们答复我,是因为事先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沒录取。因为那天下到乡里的并不是什么省城慰问团,是他们工厂下来摸知青㡳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我说,他们工厂是重化工行业,身体差的人无法适应。你弟弟肝大三指,本也不合格,还是考虑照顾你们姐弟情况,招一个回汉。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工厂的工作强度难道还会比农村工作强度大么?

大希弟弟却因在县招办里朝窗外丢了个烟头,不料烟头丢进了对面窗户(据说是仓库),燃着了仓库里堆放的棉絮,而被关进了拘留所。从此任何招工与他无缘,直到五年以后母亲退休,他才顶职回到武汉。现在回想,这是什么仓库?堆放棉絮的仓库能窗口大开,让烟头飞进去?……

这一个烟头,烧的岂只是棉絮?它烧掉的是豆蒄年华,是宝贵的青春哪!


  就在招工通知下达不久之时,隔壁生产队传来恶耗,一位姓黄的男生投溏自尽了。因他母亲正在对口招工的工厂工作,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斗,罚扫厕所,所以政审不合格,取消了招工的资格。再加上他爱恋的人被招回工厂,离他而去。最遗憾且可悲的是,他还没来得及表白。以至于人们现在还在猜测到底谁是他心中的女神?

如此美好而年轻的生命逃过了文革之劫,逃过了上山下乡之劫,却没逃过这该死的招工之劫!究竟是谁之过?!!!

那种父子相斗,夫妻反目,人性扭曲的年代,一切只讲阶级情,没有友情,没有亲情,更沒有爱情,……少男少女正当的恋情被视作低级下流,洪水猛兽,不仅社会舆论不赞许,甚至就连身边的亲人朋友也不理解。要知道敢于公开恋情的人,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我和大希在武汉的街道上,从不曾肩并肩,更不敢手牵手。

看到身边的同学和亲人一个一个地招工回汉,有好几次夜晚,我也不停地在池塘边转悠。我想如果我步黄同学的后尘,就可以一了百了地结束自己的烦恼与病痛。但是我对不起亲人,我不能让我的父母亲又加上一条子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更何况我还有大希……

  紧接着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双抢。我又病倒了。这次与往常不一样,是高烧40度,隔天发作(现在知道是疟疾)。头几天我在不烧时生活尚能自理,到后来就不行了。(大希弟弟一直在堤上)米吃完了,我已没力气把谷子挑到几里地外去脱壳。我只好吃菜园子里的瓜果充饥。

乡亲们双抢正忙,天不亮就起床,收工也很晚,我住的地方离村庄又远。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上学路过的孩子,送他一筲簊瓜果,让他帮我请来个乡村医生,这乡村医生用个三角针在我额头上扎了一刀,鲜血直流,他说发烧放了血就会好的。丢下两粒白颗子药丸就走了。

第十天, 烧仍然在继续,我已吃不下瓜果了,只想喝水。我跌跌撞撞地到水缸边摔了一跤,才看到鸡窝里母鸡下的蛋已堆积得漫起来掉在地上碎了许多,可惜我连拾鸡蛋的力气都沒有了。等我拿着葫芦瓢到水缸取水时,才发现水已见㡳,挖不出来了,只见缸底躺着两只已泡白了的死老鼠,还不知是什么时候掉进去的。我一紧张晕了过去。

等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躺在一个竹床上,乡亲们抬着我往县城里去。只听见老书记说,这女伢太造孽了,赶快送城关医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不得了!

  县医院人滿为患,连走道地上都躺的是病人。我被送进急诊室。腋下体温40度8,心力衰竭三级,值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有知青病得很重,可能会死在医院,这事惊动了医院院长,他急忙打电话给县卫生局局长。卫生局长把他家里的竹床抬来给我作临时病床,并吩咐马上发电报通知武汉的家属。当卫生局长问我需要什么时,实在没有力气说话的我,还是说了两个字“证明”。

过了不久,在大希弟弟的护送下,体重不滿70斤,咽咽一息的我终于回到了武汉。

  多少年,不愿提起,不愿回乡,就连与知青有关的文章、歌曲、影视都不願触及,好想好想忘记,但总是会出现在梦境里……。毎每想起就会心痛,是那种嘶心裂肺的痛!

沒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虚构的情节,今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着笔,不为纪念,只是为了想告诉我的孩儿,你的父母亲在五十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真实而难忘的经历。你的父母亲是全国三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知青的回城是无数知青用鲜血和生命垫底换来的,你父母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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