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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功立 梁启超先生192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集中反映了梁启超先生的教育主张。“趣味教育”这个主张实则就是本真的教育，先生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失，生活便成了无意义”。但是趣味也分雅俗高下，“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趣味是需要干预和引导的，绝不是放任自流。先生说：“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这个“引”，便是教育。 梁启超先生说：“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到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其实教育就是在高雅和恶俗之间抢夺阵地，有人说教育像农业，杂草一定比庄稼长得快，低级的趣味就是杂草，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有吸引力。比方读书，我是主张要以引导和干预的，去年在商务印书馆，一位北师大的教授说孩子们读书的兴趣很重要，喜欢读什么就是读什么，读起来很重要。我当场表示不同意，我举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一个小女孩初一跳楼自杀了，而且这个小女孩从监控里看到走上三十二楼跳楼的时候丝毫没有恐慌。后来在小女孩的QQ空间发现这个小女孩从小学三年级就很喜欢读书，读了很多穿越、玄幻、盗墓之类的小说，这个小女孩还曾经写她在学校的楼顶感觉很美，写了“从这里跳楼，可以到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每次说到这个案例，我都很痛心，如果我们早点对这个孩子有于都干预，可能悲剧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没有引导孩子去读生命教育的书籍，没有引导她珍惜生命，所以她就对那些玄幻、穿越、盗墓感兴趣。所以，梁启超先生说：“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样教育办得圆满，能够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梁启超先生说：“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把学生某种学问的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先哲们就把趣味放到很重要的教育目标，这种培养趣味的方法叫做“唤醒”，为了“唤醒”，就有了“反讽”，就是刺激学生感到离真理很远；就有了催产术，就是通过问答逐渐使真理显明。教育就是师生共同探索发掘真理，而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真理。因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才有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关键这二位还从某种程度上说超越甚至反叛了他。所以才有了“我爱我师，更爱真理”。正如梁启超先生说：“教育家最要紧教会学生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比如，外出旅游是一件多么开心有趣的事，如果我们在外出之前告诉孩子“回来写作文”，这次旅行就是手段，哪里还有什么趣味可言？ 要让趣味成为教育的根底，首先教师要把教育当做一件有趣味的事，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梁启超说：“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现代训诂学的泰斗黄侃先生，自己就是把研究学问作为一件极其有趣味的事，据说说文和尔雅都读了上百遍，而且影响了一大批弟子，这些弟子后来都把训诂学作为毕生的追求，这当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朱自清先生的弟子王瑶，王瑶先生不仅仅自己是现当代文化的泰斗，还带出了钱理群先生、温儒敏先生这样的得意门生。不过当下，很多教育人本应该是读书人的，自己却不读书，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现在教师的阅读还不如中学生”。 梁启超先生主张：“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比如语文教师，就应该有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成为一个书迷和演说家，如此，再热爱语文教育，何愁学生没有趣味，切不可“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所以，趣味是教育的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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