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中国魂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中国读书人很喜欢写信。”并且还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书面语言的发展上，而且书面语言的遣词造句都很讲究，与平常的口语差别很大，那些书翰大多用行草书写，逸笔草草，性情流露，字如其人，捧读来函，可令收信人想象着千里之外他们的音容笑貌。一页优美的信札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书法之精可为书史鉴为经典楷则，如魏晋王右军父子、唐之颜真卿，元之赵孟頫，明之董其昌，皆是尺翰大家。尤其是魏晋时，尺牍非常盛行，有谚语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尺牍虽为小道，“达情愫、通款曲、陈事理、寓箴规，片语修辞，令人解意。”“文虽简，然有裨于实用”，其实唯有尺牍。

王羲之就是尺牍书体的圣手巨擘，如丧乱、奉橘快雪、初月、姨母、十七帖等都是书信体的经典。王氏的行草新体与他书写的内容相契，因为友朋亲族所书的短笺、便条都率性随意，体现着书信体的洒脱之自由，可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也。余观其帖，不时有一种“凭虚构象”的激动。尤其使我心仪的颜真卿，“二祭一稿”之墨翰，每读之使我游弋在一种莫名状的兴奋之中。颜真卿的字，有人说是在狂草中诞生的。他的“忠义堂法帖”中的“送裴将军诗”就是很好的注脚，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狂草杂交的杰作。如果颜鲁公不深谙草书笔法，如何使各种字体统一贯穿在狂草的表现中。苏东坡评颜书曰：“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黄山谷评颜书以为“体制百变，无不可人”。难怪苏、黄二位先生对杨凝式如痴如醉，杨疯子书之神韵皆脱胎于颜鲁公。余学书，初为题画用，故择书从画之意趣来选择书家书，见鲁公争座位帖便如遇奇古之人，倾慕不已。苏东坡评：“此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三稿”都是草稿，行押简札在力度强弱和速度疾缓上气质非凡。临书如与祭姪帖互为参合，会得益匪浅的。历代画家皆是书家，米芾和东坡皆精于画；元之赵孟頫、倪云林、梅花道人；明之青藤、白阳、董思翁皆为一代大家；近代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诗、书、画、印巨擘。书画同体，同一血脉，书为心画。余与书互为切磋，已一发不可收拾。建立在抽象文字符号基础上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混沌朦胧的意象冲动，其境则如“情多怫郁”或“意涉瑰奇”，也或“怡懌虚无”又“纵横挣折”，临池学书之中获益颇多。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还观察到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欧洲更受人重视，讲求书法是中国信札文化的又一大特色，中国最早的书信书法收藏便是从尺牍开始。汉代有位书家由于书法太漂亮了，皇帝是他的铁粉，尤嗜好其尺牍书法，居然专门派人请他在病榻上写几通草书尺牍以便收藏。在魏晋士大夫之间，书法竞技也是以互通书信的方式进行的。南朝的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莼鲈之思”此札已成名翰。唐宋以后。刻帖成为保存和传播古代书法的重要手段，而尺牍也成为刻帖类的大宗。明清翰帖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那些电话、电报、传真，将被“伊妹儿”和视频所取代。游子向父母报平安，离别的情侣互诉衷肠，友朋间的互送问候，也已经不用写信致意了，似乎一切都可以网络化。其实不然，人们被琐碎生活所困扰的同时，现代简洁便利的“工具时代”相反把人从繁琐的细节中解脱出来。人是有精神的，传统文化就像我们流动的血脉，那些曾被尺翰激动过的人们，都会洒脱悠闲地游走于博物馆和闲适的书房里雅鉴古今，游弋于书法的天地里，寻找那些令人扼腕的叹息故事和笔走龙蛇的书意热情所赋予的那种体温。今天，我们在闲暇的空间之余，拿起毛笔，砚墨理纸，以尺牍的形式来书写那份曾被经典感动过的热情，“感而遇之，会心不远，必有妙绪，发为雅言，以抒其蕴蓄”“然景有流变，情无古今”，不以其杼由乎尺素，抑扬乎寸心。

（萧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