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的流行及其意义

草书的流行及其意义 

李绍君

标签： 杂谈

当代书法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而渐次恢复，在经历20多年的持续热潮之后，继续保持高调发展的势头，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好事。近几年，书法逐渐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特色和现象，其中之一是草书的流行。

　　一、草书的流行及其意义

　　观察当今书坛不难发现：草书正在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无论展览还是报刊发表，草书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渐上升。笔者约略统计，十年前的书法展览，草书往往不及十分之一，但近年往往上升到接近20%。中国书协举办的两届草书展，每次应征作品均超过万件。今年举办的千人千作展，行草书几近四成，纯粹草书占16%。在数量明显增多的同时，草书创作水平也在明显提高。不少作者的草书讲章法、有来历，且不乏气息纯雅，风格独具的佳作。我们注意到，近些年以沈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书家草书创作日趋成熟，并受到广泛的关注。中青年内，也有一批作者以草书活跃书坛。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最灿烂的一块领地。与其它书体不同，草书的产生，自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非单纯功用性，尚简趋速，省心适性，随机应变乃是其与生俱来的本性。东汉崔瑗《草书势》中即云：

　　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方不中矩，圆不副规。

　　由于草书自由放纵的空间大，其抒情适性的功能可以发挥到极致，故自产生以来，即得到书家特别的青睐，甚至疯狂的趋慕向往。东汉赵壹《非草书》中所描述当时人痴狂迷恋草书的情景，总是令人感动不已。唐宋以降，流传许多吟咏草书的诗文，大家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山谷、陆游等皆有绝妙佳作。仅唐代吟咏怀素及其草书的诗作多达十数首。这是人们向往草书，为草书艺术折服的典型反映。

　　然而，草书又是书法艺术中最困难，也最不容易成功的领域。纵观书法史可知，历来书家众多，但善长草书者总是寥若晨星。以唐宋为例，大家如颜柳欧褚皆无草书作品传世。整个唐代书法号称兴盛，但以草书名世者，不过贺知章、张旭、怀素、释高闲等数家而已。宋四家苏、黄、米、蔡，真正能作草书者仅黄庭坚一人。

　　草书是在汉字实用书写中，因趋急速而逐渐演变的书体，故其第一要义是简略。但草书的简略在长期的经验积累后，形成一套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规约——草法。所以每一个草字都有其约定俗成的基本形态，此一基本形态，是汉字经简约后的意象化造型，它作为与汉字原型对应的符号，具有特殊的规约性，不能随便变乱或更改，否则便不成文字。草书形态接近的很多，如草法把握不严，很容易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现象。正因为此，草书创作非常困难，没有长期的训炼，很难掌握草法规律，创作就不能顺利完成。所以，《草法百韵歌》开头就道：“草圣最为难，龙蛇竟笔端。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需完”。

　　书法艺术中，篆、隶、楷、行、草诸体，各有其结构特色和审美趋尚。孙过庭说：“篆尚婉而通，隶（按，指楷书）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这是较早从不同书体提出美学标准的言论。当然，这只是孙过庭的一家之言，不必完全受其束缚。不过，就草书而言，孙氏所提出的“流而畅”以及（章草的）“检（简）而便”，不仅是草书审美的一般原则，而且，它可以通贯于各种书体，成为书法审美的一个重要原则。

　　孙过庭又道：“真不通草，殊非翰札”，这是就楷书必须兼具草书流畅、简便之意而言。其实，篆书和隶书同样需要与草书的兼通。篆隶的笔画虽然相对含蓄，但笔势使转、钩挑之间，依然强调以意连贯，使之流畅。篆、隶、楷、行各体，都离不开草书的流畅、简约之美。我们通常所说的神韵、气息，从视觉形式来分析的话，其实就是对点画形态、用笔使转之间，意绪是否通贯流畅的处理。此外，章法布局的原理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草书流畅与简约原则的不同体现。

　　纵观中国书法史，我们不难发现草书意蕴对书法艺术的综合作用。前面谈到，唐宋以降，善长草书创作者，历来都只是极少数书家，绝大多数书家，包括一批书法大家，往往并不善作草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真正优秀的书法家，其实都是兼通草法的高手，其创作无论是何种书体，率能兼具草意。孙过庭称“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这是早期楷书兼通草意的典范。此外，还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唐代的颜真卿与宋代的苏东坡。颜鲁公虽不作草书，但精通草法。据怀素《自叙帖》记载，他得笔法真传于张旭。观颜真卿楷、行书，我们在他容雍、壮美的作品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清婉、空疏的韵味，一种自然流畅和简约的美。特别是颜鲁公晚年楷书，如《麻姑仙坛记》、《勤礼碑》、《家庙碑》等，虽然字形构架撑满框格，字间、行距都很密，但因其巧妙运用了草书简约、流便之意，故丝毫没有气塞、郁闷的感觉。宋代苏东坡也绝少作草书，但他对晋人草书情有独钟，至今其遗迹中有《临王羲之讲堂帖》，又尝自跋《临桓温蜀平帖》云：“深喜临此帖，人间当有数百本”。东坡所作行书笔札笔意纷披，韵味盎然，其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晋人草法的精研。

　　中国书法自宋代以后，诸体融摄的趋势更加明显，草书之意越发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草书之意乃书法之精魂，无论哪一种书体，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也许，这便是前人（翁方刚）所谓“世间无物非草书”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草书按其产生渊源和形态特征，可分为章草和今草两大类。而今草按其使转纵横的程度不同，又可分为小草、大草和狂草（亦谓颠草）。章草萌芽于春秋战国，两汉之交已逐渐流行，至汉末完全成熟，并涌现崔瑗、杜度、张芝、张昶、罗晖、赵袭等大批名家，张芝以其精熟之极而被尊为草圣。一般认为，小草系由章草逐渐演变而成，大约汉末张芝时已有萌芽，但完全成熟则在东晋。书圣王羲之既是东晋书法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小草书的集大成者，他的草书作品至今犹有大量遗迹流传，这是我们研究、学习草书艺术最重要的资料。大草书的开创者是王献之，而他最重要的大草代表作是被后人误归在张芝名下的《冠军帖》。关于此帖，笔者有专文研究，可参文物出版社《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或香港《书谱》杂志复刊号（2008第一期）《冠军帖系王献之剧迹论》一文。狂草或颠草系唐人的新创，代表书家为贺知章、张旭和怀素，宋人黄庭坚别开新境，又起高峰。

　　此外，王献之曾开创一种行书甚至楷书与草书混合书写的新体行草书，并自以为这种书体可以“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后人每喜作此体，但往往误称为草书，谨此特加说明。

　　二、历史上的“草书时代”

　　在中国书法史上，曾经出现过草书盛行的时期。

　　东汉光和年间（178-183）辞赋家赵壹有著名的《非草书》一文。此文即是为当时如火如荼的草书热而写。虽然其立意在否定、压制这种风气，但其所述足以证明，草书在当时文人士族中，已经到了疯狂痴迷的程度。如其开篇即道：

　　余郡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

　　孔子、颜回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是至尊无上的圣人。以梁孔达、姜孟颖为代表的当时文人士子们，居然仰慕张芝草书，超过了儒家道术。再看赵壹描述当时人苦恋草书的情状：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迷恋着于草书到了不知疲劳，不省晨昏，废寝忘食，甚至“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的痴狂程度，这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是唯一出现的奇迹。

　　艺术的第一要义在达性抒情，东汉末年这种对草书的痴迷炽热，正是书法艺术性的绝妙展现。我们注意到，东汉末到魏晋南朝近三百年间，草书成为文人士族最爱重的书体，以尺牍为基本形制的草书艺术，成为当时文人往来交流最高级的雅玩。以此为契机，朝野收藏、把玩尺牍草书之风蔚为壮观。例如，早在两汉之交，即有这样的情形：

　　（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以为荣。（《汉书?游侠传》）

　　到明帝（公元58~75年）时，刘睦善长史书各体及草书，为时人所楷法。但当刘睦病重卧床的时候，明帝恐其逝世后书迹无存，专派驿使快马到其家，“令作草书尺牍十首”（事见《后汉书?宗室四王传》）。灵帝（168~187）时，蔡邕为鸿都门太学祭酒。“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后汉书?蔡邕传》），善长草书尺牍者被引召为官——其实，这一事实正与赵壹作《非草书》同一时代。可见，时风之变，不以赵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

　　魏晋南朝时期，文人士族对草书、笔札的喜爱与重视，风气不减，且形成了早期书法市场交易现象。据南朝宋虞和《论书表》记载，庾翼曾珍藏张芝章草书十纸，西晋末八王之乱时，逃亡南渡，依然不忘携带此物，但于渡长江时仓皇中丢失，痛惜不已。后因王羲之有草书信札写给其兄庾亮，庾翼见后深为叹服，致信羲之盛称“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同书另记载：

　　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书，大点污。后出法书，辄令客洗手，兼除寒具。

　　又《南史?齐高帝诸子传》云：

　　（萧子云）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

　　东晋南朝人对书家法书的喜爱，到了趋之若鹜，因爱其书而遮蔽其人的程度。《颜氏家训?杂艺》云：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惟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

　　我们检索书法史可以发现，自汉末至魏晋南朝书家，十之八九皆善草书，尤其东晋百余年间，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王、谢、郗、庾诸族大批书家，形成一个草书名家如群星灿烂的特殊历史时期。试统计《谆化阁帖》所收作品情况。除去卷一唐代二帝，卷四诸唐代书家及卷五“古法帖”以外，全书总收入汉章帝以下至两晋南朝书家76人作品共344件（帖），而其中草书作品250余件，占作品总数的70％以上。卷六至卷八收王羲之作品计159件（含部分后人临摹之作），其中草书142件，草书所占比重更是高达90％。

　　书法史在不同时代，往往出现不同书体流行或主导一时风气的现象。以此为线索，我们也可以对书法史作一特殊的分期。比如秦以前，可称之为篆书的时代，两汉为隶书时代，唐为楷书时代，宋为行书时代，元明清则为诸体混同时代。如上所述，自汉末魏晋至南朝约300年间，则属于典型的草书时代。

　　二王的出现，标志着草书艺术发展到一个历史的峰巅。“书圣”王羲之把小草书的简约之旨发挥到极至，成为后世永远的经典。而“亚圣”献之则转而探索新路，写出如《冠军帖》这样的大草，开启后世向狂草发展的先河。关于二王草书的详细论述，非本文所涉，笔者正在进行专题研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二王草书的成就，既是自汉末以来“草书时代”结下的硕果，同时，也标志着这一长达三百年“草书时代”的终结。自南朝往后，草书再也没有形成如“草书时代”那样普遍而强烈的草书热潮。草书创作逐渐成为少数书家的专攻。宋元以降，绝大多数书法家不善草书，甚至不能欣赏草书的现象已很明显。

　　倒是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一次草书受到普遍关注的时期。明中叶以后，随着朱氏王朝专制制度的松动，社会出现转型，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多样发展趋势。书法艺术在此时也出现对“台阁”书风的反叛。张弼、张骏率先以草书鸣世，随后“吴门书家”崛起，祝允明、王宠、陈淳等人皆擅草书，数十年间，邢侗、李梦阳、陈道复、文彭、周天球、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詹景凤等一大批书家竟相以草书鸣世，一时间形成以草书为主的浪漫主义书法热潮。

　　统观明末清初草书诸家，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各自风格比较强烈，相互之间取法的路数和作品形式拉开较大的距离，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不过，此时的草书与行书甚至楷书的掺合现象，也比较明显。尤以徐渭、傅山为代表，这是对献之一路行草书的接续，不能算严格意义的草书发展。王铎作为此次草书热潮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其取法直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把草书的使转放大，提按增多，开启一代新风。

　　明末清初的草书风潮，进入清朝以后，便很快消褪，未能形成如魏晋时期的朝野尊奉、收藏、把玩草书的热潮。究其原因，虽然与清朝思想封闭，意识形态的禁锢密切相关；但也与草书长期遭冷落，文人士大夫普遍不熟悉草法，不能欣赏草书艺术有很大的关系。明末诸家如徐渭、傅山等人，当时被视为异端，目之以疯、癫即透出个中原因。正是这个原委，笔者将明末清初这一段草书流行的时期，称之为“亚草书时代”。

　　三、为新一轮“草书时代”的到来而高呼

　　当代草书的流行，以改革开放，思想解除长期禁锢为人文背景，以二十多年书法热为铺垫。到目前为止，尚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总结、分析当代草书存在的问题，是使这一良好风气不断衍进、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一是草法的失范。前面已经谈到，草书以简约为宗旨，但有严格的草法规范。当今草书作者不遵草法，随意挥洒的现象十分普遍。初看作品，洋洋洒洒，似乎很不错，但顺着运笔略加审察就发现，草法错乱百出，如《草诀百韵歌》中总结的形近字相混现象比比皆是。我们有的作者，打着创新的旗号，以为草书就可以随意草率，信笔为体，忘记了书法是一门书写汉字的艺术。有的作者大笔一挥，胡乱颠狂，写出的草书变为无字天书，不仅行家无法解读，连自己也压根不知何物。

　　草书的确有颠狂一路的写法，但古代名家如张旭、怀素、黄山谷的狂草书，都是经过长期严格草法训练后，由精熟到自由而达到的颠狂，所以既使是潜意识灵感创作，依然有章法可循，这就是古人所谓“从心所欲而不违矩”，所谓“无法之法”。这是技法规约烂熟于胸，心与物了然无间之后的一种超越。今人写草书没有下几年功夫，下笔便云烟满纸，此虽能除一时之快，但至多只是一种个人游戏，与书法艺术无缘。

　　自大令王献之创立行草书以来，诸体融合现象一直沿续下来。明末清初徐渭、傅山都写这一路。当代草书作者不少属这种类型。此类书作其实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草书，且其线条缠绕、回环的写法，与草书简约之旨实相背弃。有关这一路书作，本文不作太多评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行草相杂的创作，相对于严格意义的草书，在创作难度上显然降低了很多。

　　二是取法的偏狭。观察今人草书，可以看出，大多取法孙过庭《书谱》和（传）张旭《古诗四帖》，取法的路子明显偏狭。其实草书艺术可供取法的前人经典极多。魏晋以降历代名家作品外，敦煌经卷，还有近年出土的简牍、帛书也有不少精采的草书遗迹可供效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宋时期刻帖中，保存数量可观的二王诸名家草书作品，这是一批目前尚不被普遍关注的宝贵资料。笔者认为，草书的精华尽在此中。今人学习书法，往往只重墨迹，偏废刻帖。其实，刻帖精美者，仅下真迹一等，有时比不很精彩的摹本墨迹反更有价值。

　　三是部分作者自我封闭的问题。草书不是孤立的艺术，它的根依然在汉字本身，其本依然是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篆、隶、楷、行、草从来就是通贯一体的，所以习草者，须知打破桶底，融会诸法。古人素有兼擅真、草的传统，孙过庭说：“草不兼真，贻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这是千古不易的美学规律。

　　最后还有一个对草书地位的认识及草书队伍建设问题。就目前的状态来说，草书在整个书法中的地位还不高。草书往往与行草书混为一谈的现象，严重制约了草书的发展。由于草书还停留在少数作者个人追求的阶段，绝大多数作者不明白“草意”对整个书法创作的重要意义，书法家队伍对草书的认知也还基本处于蒙昧的状态。这表明草书发展的人文环境还远没有形成。至于广大民众对草书的爱好、理解和欣赏，则更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期待。

　　笔者估计，当今草书的初步流行，可能会不断升温，并在不久的将来发展为波及全国的一场热潮，而这种热潮持续的结果，可能是继魏晋南朝之后的新一轮“草书时代”的到来。为此，切盼中国书法家协会和相关团体，应有意识地做好一些基础工作，如进行草法规则的普及，组织活动提高广大书家对草书的兴趣，规范章法等等。书家本人也需要努力拓展视野，提升审美情趣。但笔者认为，草书艺术的复兴，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是对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的回归。只有重温并充分熟悉、消化第一次“草书时代”的伟大成就，才能真正开启新一轮草书时代的大门。为此，笔者呼吁书法同行：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学习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努力感受他们的生活情调，解读其作品的艺术奥妙。尤其王羲之草书，其遗存作品的丰富内涵还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有条件、也有责任，去认真总结“书圣”艺术规律，挖掘其更多内涵，用极大的勇气和精神，接续其书法传统，迎接新一轮“草书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