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郎”并非历史上的周瑜，他何以“羽扇纶巾”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篇怀古之作，那么词中所怀的古人是谁呢？原本这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词的上阙中已经明确提到“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词的下阙进一步遥相呼应，“遥想公瑾当年”。可见，词中所怀的古人当为“周郎”“公瑾”无疑了。问题似乎已经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但正是下阙中关于“周郎”的装束描写——“羽扇纶巾”让这一问题变得复杂了。课本对于“羽扇纶巾”仅仅解释为“（手持）羽扇，（头戴）纶巾。”

从苏轼词本身塑造的艺术形象来看，“羽扇纶巾”者若为诸葛亮也显得不合逻辑。词的开头便已点明“三国周郎赤壁”，照应前文“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描绘赤壁古战场的壮丽景象，既是写眼前实景，也是在衬托英雄人物的背景，为后文的周瑜出场造势。下阙开头便以“公瑾”遥承上阙中的“周郎”，进一步点明要歌颂的英雄人物是周瑜。后文以“羽扇纶巾”来描绘周瑜形象，乃是为了表现其在赤壁之战时的指挥若定。倘若“羽扇纶巾”者是指诸葛亮，那么不仅抽掉了贯穿全词的轴心，也使全词的气脉突然中断。由此可见，“羽扇纶巾”者当为“周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苏轼词中所塑造的“羽扇纶巾”者不是诸葛亮，而是“周郎”。那么词中的“周郎”是历史上的周瑜吗？课本对“周郎”明确解释为：“周郎，即周瑜，字公瑾，孙权军中指挥赤壁大战的将领。24岁时即出任孙策的中郎将，军中皆呼之为‘周郎’。”一般的教参在解读本词时也直接把“周郎”理解为周瑜。对此，笔者并不认同。

教材把苏轼词中的“周郎”直接理解为周瑜，其实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把文学作品形象等同于历史人物形象。要知道《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首词，是一篇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人物形象。纵观全词，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苏轼运用了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来塑造“周郎”的形象，使之成为比周瑜这一历史人物形象更完美的典型形象。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小乔初嫁了”一句。据《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周瑜娶小乔是在建安三年，周时年二十四岁。“是岁，建安三年也……瑜时年二十四……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而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当时周瑜已经三十四岁，小乔已经嫁给周瑜十年了。已嫁十年，却说“初嫁了”，这显然不是实写。作者此处不是误写，也不是误记，而是故意穿越时空，将十年前的旧事转为当下，以美人来陪衬英雄，突出“周郎”的年轻有为。

词中关于“周郎”装束的描写——“羽扇纶巾”，其实也与历史上的周瑜形象并不相符。《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称周瑜“衔命出征，身当矢石”“跨马栎陈（掠阵）”，是一位武将形象，并非词中描绘的儒者形象。苏轼把“羽扇纶巾”这种儒者形象加于“周郎”身上，也是以周瑜形象为基础而展开的想象。历史上的周瑜虽是武将，但也有文雅的一面。苏轼用“羽扇纶巾”来描写“周郎”，也是基于周瑜文雅气质的一种合理想象，从而使“周郎”这一文学形象更兼风流儒雅的气质。可见，周瑜只是“周郎”的历史原型，不能将“周郎”与周瑜等同起来。

前文所说，词中的“周郎”是苏轼以历史上的周瑜为基础塑造的文学形象。但历史上的周瑜是一员武将，为何苏轼在怀古时要以一个武将为基础来塑造一个儒者形象呢？要解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人生抱负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也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当时正处于北宋神宗年间，而此时的大宋王朝外部面临着辽国和西夏的军事压力，在国内却又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苏轼虽然被贬黄州，但他没有因政治打压而放弃对国家、对朝廷的挂念。他来到赤壁古战场，自然会想起三国的历史。历史上的周瑜能够在赤壁大战中打败北方强大的曹军，苏轼又何尝不盼望着大宋也能有像周瑜一样能力克强敌的名将出现。

但周瑜毕竟是一员武将，在当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文臣掌握大权，即便将领英武如周瑜，在当时也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苏轼当然知道仁宗年间文臣们是如何排挤、迫害一代名将狄青的。虽然狄青能征善战，为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仅仅因为狄青是一员武将，就受到了朝中文臣的猜忌、排挤和迫害。

苏轼是怀着爱戴之心来塑造“周郎”这一形象的。他希望大宋有周瑜这样的名将，同时他也知道武将在宋朝没有地位，即便周瑜在世，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苏轼干脆让周瑜“羽扇纶巾”，变成儒生形象，这样既表达了自己对英雄的仰慕之情，又暗合了当时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