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入画 意趣盎然 ——周伯林花鸟画赏析 邓福星 赏读周伯林先生画作之前，先看到他的书法作品。那是他几年前所写的草书，尺幅虽不是很大，却颇有气势。较早的两件，看上去端丽、匀整，似脱於虔礼之《书谱》。稍後的作品，洒脱而奔放，字的欹正变化幅度加大，用笔灵活多样，用墨有了苍润的变化，时而出现渴笔，同时，也更加强健，像是融进了碑版的成分。此时最可称道的是，作品字里行间，气脉充盈，更加率意自由，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正如他书录林散之老人的论书诗句所言：“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
伯林先生正是将这样的草书用笔和书意引进他的绘画之中。读周先生的画作，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以书入画。凡他所描绘的各种花木，诸如梅的枝干，花的勾勒、花蕊及苔点，竹叶、兰花、松针以及藤萝的枝条等，无一不是以草书的笔意写出来的。以书入画产生的视觉效果，首先体现在用笔上，画中的用笔轻鬆而凝重，既具有造型的功能，同时表现物象的动态和质感，而且，还呈现出相对脱离物象而特有的笔墨趣味。这种笔墨趣味也正是中国画所独有的审美特质。其次，作者将其特有的书意引入画中，成为构成其绘画风格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正是作者的“书意”，成就了其相应的绘画风貌。 伯林先生用墨娴熟，墨色的运用也形成其画作的一个表现特点。除少数几幅作品施色外，大都为水墨。这些作品的墨色层次多，变化也大，看上去墨色丰富而和谐。如前所述，由於其用笔的考究，用墨和用笔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几乎所有墨色的变化都体现在没骨的用笔之中。诸如对於八哥、苍鹰、山石、各种花叶及牡丹花瓣等的表现，便是由各种不同层次的墨色及没骨用笔表现出来的，在体现墨色浓淡变化的同时，也包含了对物象形体的表现。这些多层次墨色的衔接、积压以及根据需要而形成的对比，都有赖於画家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用水和用墨的经验。 基於上述两个方面的优长，便形成伯林先生绘画作品一个突出特点，即鲜明的写意性。通常，人们习惯於把同工笔画相对应的绘画称为写意画，其实，有不少所谓写意画作品却很少甚或并不具有写意性。所谓中国画的写意性应该是以率意、简括的形式，传达出对象的精神、活力，乃至更多的画外意象。这也是写意画家作画的主要目的。相较之下，关於对象外形的刻画则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因而，对象造型也就无须过於精细和具体。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完全有赖於笔墨的表现。伯林的绘画正是如此。他没有刻意地追求对象的形似，只写其大意，而在笔墨上下功夫，在画面的气势、气韵上下功夫。譬如，在勾勒梅花时，画家并没有汲汲於梅花的结构、形态，而是逸笔草草，圈圈点点，花朵画得不规则、不完整，枝干的穿插也不做具体交代，至於牡丹、葡萄、兰、菊的枝叶更是率意勾画，忽略形似。但是，当我们观览全图时，便发现特有的笔情墨趣，即富有交响乐般的节奏和韵律；看到画面整体气韵的畅通，想见画家的笔锋在纸上疾驰或停顿，行止自如，直至作品一气呵成。如《兰竹图》的满纸风动，《墨牡丹》的氤氲淋漓，《苍松老鹰》的静若处子，竖幅《墨梅》的悠然自若，读者尽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画外意象。对於那幅有点抽象的《墨兰图》，我们不妨视若一幅草书来欣赏，当从中体味到“书画本来同”的意趣。
伯林先生的绘画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以书入画，讲究书卷气，追求画外意趣，笔墨纯净，格调高雅。他虽然经过艺术院校的科班训练，但是，在日後的绘画中，他没有走西画之路，而沿着传统文人画一脉前行，或如潘天寿所言，尽量同西方绘画拉开距离。我想，他於习书和读书所下的功夫大概超过了对所谓素描和写生的投入。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和造诣成为他绘画表现的基础和支撑，而他从事美术教育、美术传播尤其是美术鉴定的经历，则充实了它的文化素养，拓展并提升了他的审美趣味，正是这两个方面，成就了他绘画艺术鲜明而特有的风貌。相信伯林先生定会借古开今，使这种含有厚重传统文化积淀的绘画艺术再放异彩。 笔墨里的“心相” ——说周伯林的花鸟画 王登科 在中国绘画史上，文人画的出现是一大奇迹。确切地说它是中国文化对中国画诗意的馈赠。由此，中国画降低了“技术”与“专业”的沸点，而真正回到了文人的生活里，乃至回到了心灵中。在此基础上，文人画所描绘的对象，已不再是纯自然里的山川万象与花鸟风物，它已变成了一种心灵意义层面上的东西，准确而言，是一种主观对象化的形式体系。就花鸟画的“梅、兰、竹、菊”来说，它是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对象化的产物。画家在壮括和描绘它们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以审美意义上的“格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闲适里的“寄兴”与“悠游”。 因此，任何以纯视觉艺术的概念和经验去评价文人画的做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苏轼所谓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下面，请让我们超越视觉经验的概念，一起来感受一下周伯林的大写意花鸟吧。
伯林早年耽於翰墨，且临池不辍，尤於“二王”一脉的“江左风流”颇为用心。且能上溯下行。其用笔清丽天成，纵横皆有所象。因此，对於他的大写意花鸟绘画，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他笔墨的一个枝蔓和延伸，更是他“心相”的具体表现。
当然，书法与绘画虽说有“同源”之说，但毕竟尚有表象上的差异。於此，伯林确实有其深刻的体悟。所以，早在学校之际，他就已经开始寻着中国绘画史上的文人画历程，循序渐进地学习与揣摩。尤其自徐青藤，陈白阳之後的大写意一路的花鸟，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梳理。明人的古质、疏狂，扬州八怪的野逸与清新、八大的幽玄与高远，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和塑造了他的笔墨语言。并也激发了他对花鸟画表现的理性思考与感觉中的率性表达。他深深地知道，中国文人绘画实质是一种“目击道存”式的精神体验，是艺术家心智成长的印记与标志。因此，他尤其注重笔墨在当下的状态和画家心灵主体的快慰与充实。尤其是他“生发”的趣味，更是一种生命力的外化和象征。当然，他也有来自於後天的教养和文化修为。
在这一点上，伯林的花鸟确实是颇见“君子之风”的。举凡他笔下的瘦竹、花卉、兰草、风荷、梅枝或者是怪石，皆能在“逸笔草草”里传达出人文与自然的双重妙趣。在“似与不似”之间，在“象与意”的时空交错里，尽显其通脱散淡的精神意趣。 就美学意象而言，伯林的绘画是属於具有典雅与清奇风格祈向的那一种，这应是与他的为人及心性是一致的，伯林为人忠厚、朴实，与人交不立涯岸，同时又有率真、天放的一面，这些人格品质的特点，其实也都可以在其绘画中找到相应的答案。 近年，伯林又多向吴悦石先生请益。并系统学习大写意花鸟。吴先生“中道”的大写意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画风。多了些厚重与从容，笔墨也更加轻松和自如。总而言之，伯林的大写意花鸟，正在他原有的基础渐至进入到一种成熟的境地，一如他目前踌躇满志的人生状态。 祝伯林再趋妙境，且艺道两进！ 2018.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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