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企业和大银行的财富与我们整个经济的财富是两个概念。人们认为,让汇丰(HSBC)或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在全球更具竞争力,将会使英国更具竞争力。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的利润是从英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中汲取的,它们的成功对英国的伤害大于帮助。
要想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企业减税。在过去的8年里,英国将其企业税税率大幅下调,从28%降低到了到20%,收入减少160亿英镑。Theresa May现在希望更上一层楼,将减税作为一种神奇的、面向商业的灵丹妙药,来解决英国脱欧造成的混乱。
有了这160亿英镑,英国能做点儿什么呢?我们可以同时运营9所牛津大学,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的资源增加一倍,将政府网络安全资源增加两倍,并将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的员工人数增加一倍。或者我们可以每年把近50万孩子送去贵族学校上学——前提是如果能把他们都安排进去的话。至于这种减税什么的是否会让英国的税收系统或英国本身更具竞争力?那当然不是。
实际上,企业减税只是我们向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提供的众多好处之一。同样的基本论点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更好的金融监管不仅能为经济带来好处,同时也能吓跑前来掠夺财富的掠食者。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双赢。
诸如“竞争力”一类的词汇,和那些掉书袋一般的各种术语,不过是用来欺骗数百万纳税人,让他们觉得这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交换——例如减税,金融自由化,对垄断和犯罪视而不见,纵容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不断膨胀并犯下滔天罪行。我们被骗了,误以为除非削减税收和放松管制,否则所有的投资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根本不是投资的运作方式。大银行和金融化的跨国公司说它们需要减税:它们当然需要,废话,我的孩子们还说他们需要冰淇淋呢。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商界精英们表示,当他们决定在哪里投资时,他们会优先选择法治、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繁荣、广阔的市场、良好的投入、配套供应链和经济稳定的国家或地区——而所有的这些都需要税收来保障和实现。在他们的愿望清单上,低税率通常排在第五位、第六位或第七位。正如美国投资人Warren Buffett所言:“我与投资者共事了60年,至今还没见过任何人由于潜在收益的税率,去避免进行明智的投资。”
我们需要的是根植于当地经济的投资,能带来就业和技能,管理者还可以把孩子送到当地学校,让企业支持当地供应链的生态系统。如果某家投资的企业能很好地与当地企业相融合,区区那么一丁点税收就不会把它吓跑。几乎从定义上说,任何对税收更敏感的投资者的都没有什么根基和自信。因此,税收往往会打击那些更轻浮、更具掠夺性、更金融化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带来的就业机会更少,与当地的联系也更少,而更高的企业税收能够为基础设施、当地治安、司法系统以及受过教育的工人提供保障,更能吸引投资者。为了繁荣,英国应该提高有效的企业税率,至少对金融家和大型跨国公司来说是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辩称,对一个国家来说提高竞争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投资和升级教育或基础设施,控制危险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进行管控或者精心制定产业政策以培育健康良好的国内经济生态系统。你可以坚持认为,所谓的“国家竞争力”必须满足生产率、良好就业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标准。
但这并不是Blair、Cameron、May、Trump和被金融利益集团说服的官员们一直在推动的愿景。他们的所谓的“竞争力”,不过是在一个狗咬狗的世界中追求流动的全球资本。你可以通过给给大银行和跨国公司一些好处来吸引它们,但当经济稍有风吹草动,你就只能烧高香希望它们别走了。
任何一个在这一问题上穷追不舍的国家都需要明白,就算你把税率降到零的时候,这样的竞争也不会停止。从字面上看,企业和富人希望免费享受我们其他人缴纳的税款的愿望是无限的。免去了它们的税收之后,它们还会贪得无厌地要求其他补贴。但是,你家门口的洗车店主或者理发店主不喜欢既定税率或卫生要求,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威胁自己要去摩纳哥。所以,减税是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转移,这种制度扭曲了经济,减少了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而搞出来的种种借口和政策,无不是劫贫济富的骗局。美国经济学家Paul Krugman表示:“一个执着于竞争意识形态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致力于创造主义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科学政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