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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方东美对道家的赞扬 方东美确实不仅在个性上富于道家气质，而且在思想上欣赏道家哲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认为他是“当代新道家”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方东美对于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的看法以及改变这种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尽管十分向往道家空灵超脱的精神境界，但就学问根本而论，他并没有采取道家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准则，而是归宗于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教。 方东美对于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当代人类正处于文化上的“黑暗时代”、“灾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当前也是“百病丛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实在心有所不甘”而企求改变之。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学十分符合他改变现实状况的要求。他说:“儒家豁达大度，沈潜高明，兼而有之，其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处处通达，造妙人微，期能践验高超理想于现实生活。”[[25]]儒家强调人应当努力使自己的价值理想实现于现实人生，这种既“高明”而又“沈潜”、“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价值追求，使儒家思想能够在社会现实中发挥“治国平天下”的作用。方东美对于《中庸》的“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作了如下阐释:“‘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先把自己鲍生命理想完成了，然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再充类扩展，把一切人的生命精神的理想，予以完成。这是人类生命创造精神普遍的完成。而后再发挥同情心，实现到宇宙的万类，也能够‘尽物之性’。把自己生命理想完成了，同类的人类的生命理想也完成了，在宇宙里面一切存在的理想，理由，都实现了，……生命不是萎缩的而是开放的，是扩充尽类的创造过程以及它的结果。这一种精神是从孔子到曾子，再由子思到孟子的儒家一贯的精神发展。”[[26]]这种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志向，决定了儒家不满足于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中国人历来“不以遗世独立为尚，冀能免于与世界脱节，与人群疏离之大患”[[27]]。道家的追求则与此不同:“道家陶醉于诗艺化境，……放旷于空灵意境之中，逍遥自得，宛似太空人之翱翔太虚。”[[28]]方东美指出，道家哲学“只是一个超越哲学” [[29]]，并说庄子的可批评之处就在于“他醉心于离世独立，而轻忽了世俗的生活”[[30]]。他还说，其实“‘内圣外王’四字，首次出现在《庄子·天下篇》中”，但实际上庄子醉心于精神超脱，轻忽了世俗生活；儒家则真正以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立教，这样一来，“内圣外王却完全代表儒家思想的精髓。”[[31]]因此方东美尽管十分赞赏道家的精神追求，但一旦面对在他看来函待改变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时，他就认为道家“太超脱”，而推崇“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思想。 对于哲学，方东美注重的是形上学即本体论。他对于儒、道、墨三家的形上学都予以肯定（但认为墨家“形上学气息比较薄弱些”）。就儒、道两家而言，可以说他更加欣赏道家的形上学境界。他说儒家只讲“有”，只讲“本体论”，而道家则不仅讲“有”，还讲“无”，即还讲“超本体论”。但他认为，儒家形上学自有其重大特色: 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易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简言之，是谓“天人合德，’）。此两大特色构成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自上古以迄今日，后先递承，脉络绵延，始终一贯。表现这种思想最重要者莫过于《易经》。孟子与荀卿继起，踵事增华，发扬光大，除了补充一套极富创造性的形上学思想之外，更发挥了一套“哲学的人类学”之基本理论（按即“哲学的人性论”是也）。[[32]] 儒家形上学肯定了“天道之创造力”和“人性之内在价值”，肯定了“天人合德”、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儒家的“哲学的人性论”（或称之为“哲学的人类学”），认为人性具有“内在的潜能”和“可使之完美性”，人们只要将其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践验高超理想于现实生活”。儒家形上学的特色表明，它具有利进现实人生的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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