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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的现状和路途 ——从《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谈起 陈崇正 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广州文艺》，特别是《广州文艺》的鲍十和张鸿两位老师，他们两位对我一直非常关照。有一阵子在不同场合都有人告诉我，鲍十老师在某饭桌上表扬了我。我们都知道，当面的表扬有时候是出于客套，但酒桌上对不在场对象的表扬和批评一般都十分真实，所以我非常开心，每次见到鲍十老师都对他傻笑，然后他也会报以憨厚的笑，眼睛都眯起来，让人一看就乐。张鸿老师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私下都叫她鸿姐。不少人跟我说过张鸿对作品的眼光毒辣，但我觉得她对我的写作非常包容。有这么两位乐观爽直的老师担纲的刊物，质量不可能差。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全国许多省会城市主办的文学刊物中，《广州文艺》一直非常有识别度，是一本非常有个性的杂志。比如，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会就很有意思，相信全国也没有多少刊物会专门为自己的一个栏目召开一个会议，请这么多大咖来一起来为一个新栏目出谋献策，可见《广州文艺》编辑部办刊郑重其事，具有很强的选题规划意识。特别在当下，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刚才是开场白，接下来说正题。纵观全国的文学期刊，这些年确实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变化是各大文学刊物都涨了稿费。涨稿费对我们这些写作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简直是一件“普大喜奔”的事情。不是现在稿费高，而是过去二三十年来稿费标准一直太低太低了，全中国大部分写字能换钱的人都太穷太穷了，所以稿费稍微涨起来，大伙儿的精气神就提起来了，很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从刊物的角度考虑，涨了稿费也并非完全是好事：一方面稿费的竞争容易让用心办刊但没法提稿费的刊物备受压力；另一方面高稿费的刊物也有压力，多数刊物会觉得稿费提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稿件水准提升。毕竟刊物发稿还是考验编辑团队的水平，以及编辑团队跟作家如何良性互动，共同努力提升编发作品的质量。还有一点不得不考虑的是，按目前国内大多数文学刊物的发行情况，是不可能通过营收大幅提高稿费的，所以稿费来源多数为财政支持。这当然也非常合理，财政拨款给刊物提高稿费，无疑要比给其他文化项目输血更能提高原创群体的生产热情，毕竟刊物存在筛选机制，总体上能优化资源配置，优稿优酬，提高原创力。在国外，这种支持通常是通过文学基金会等形式进行的，出发点都是扶持精英文化免遭市场绞杀。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财政输血其实最后考验的是主管领导的眼光和胸怀，换个领导就可能取消掉了，或者不尊重编辑部办刊的自主性，结果也会很被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办好一份文学期刊变得非常有难度，这种难度跟没钱办刊的难度不同。 其次是屏幕阅读对于纸质阅读的驱逐。很多人说现在文学变小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学并没有变小，而是世界变大了。用于阅读的纸张在减少，而不只用于阅读的屏幕在逐渐变大。世界不断膨胀，能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越来越多，能引起关注的事件也变得多元，经典文学的有效读者正在不断减少，不断丧失。当然，这不是一家杂志期刊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场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现在觉得，以前将文学划分为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或者划分为网络文学和经典文学，这些概念都不尽然准确。如果可以另外增加一个分类，我认为当下最恰当的是按照阅读途径划分为屏幕作品和非屏幕作品，非屏幕作品中包括纸质作品和有声作品等。将能在屏幕上阅读的文学作品归为屏幕文学之后，一切就变得清晰了。之前我总认为所有的期刊都应该数字化，数字化的屏幕阅读是拯救期刊影响力的唯一途径。但现在我开始不这么看了，数字化只是为期刊读者提供一种选择，而并不会必然扩大和转移期刊（或者说纸质作品）的读者群体。很多严肃文学的作品是不适合在屏幕上进行快餐阅读的，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很难进行阅读方式的大迁徙，所以更应该经验的是夯实纸质作品的本来优势，并有可能争取屏幕作品和纸质作品中间状态的那一部分作品，让它们经典化。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的市场是否在呼唤一种全新的阅读技术，比如比Kindle更智能更优越的阅读工具？但这样的前提是这样一个产业大得足以催生这样的技术。但从产业角度来看，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整个文学场在不断缩小，它正被很多体积更大的产业所挤压，从而变成了下游的产业，游戏和影视等产业变成了食物链的顶端，它们会把文学变得更小，让文学变成原材料，变成下游的基础工程。这样的拐点出现以后，文学作品最大的实用价值并不是被阅读，而是能否卖版权，能否被改编，所以整个产业的兴奋点并不在于如何提供更好的阅读技术，而是如何建设更便捷的版权交易平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本文学刊物该怎么办？基本上很多刊物选择同样的做法，即提高他们主动的规划能力，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等待。这是近些年我们所能看到许多文学期刊办刊的方向。例如2013年前后，《人民文学》推出很多专题，它容纳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等类型文学，并以每期一个专题的方式推出。专题栏目的规划其实是杂志个性形象的塑造，有时一两个特色栏目的长期坚持就会成为这本杂志的亮点，也是这本杂志有别于其他刊物的地方。比如《广州文艺》坚持多年的“都市小说双年展”，再比如浙江杭州的《西湖》杂志有一个栏目叫“新锐”，所以你想起《西湖》就一定会想起它的“新锐”栏目，因为它办得太好了，而且这么多年办下来也就成“局部代表整体”，成为杂志的风格，当然《西湖》不仅仅只有“新锐”栏目，但是它变成一个品牌，犹如一张名片那样摆在那里。 今天早上吴义勤老师谈到《广州文艺》和《花城》这两本杂志有共性，我也认同这样的说法。毕竟我们两家杂志同在广州，从刊物名称上看，广州就是花城，但是《广州文艺》更为文艺一点，后面多了“文艺”两个字，看起来就是个文艺青年嘛。 看了“当代文学关键词”这样的栏目，我联想起《花城》杂志这两年也新开了一个栏目叫“花城关注”。刚才说我们两家刊物有共性，这种共性还表现在我们都邀请外来的嘉宾当栏目主持，《广州文艺》邀请的陈培浩教授，我们邀请了南师大的何平教授，他们都是学者和批评家。何平教授主持“花城关注”，每期也有一个关键词，也都是用几篇作品形成比对，只是区别在于我们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有原创性，而《广州文艺》和培浩教授做得更多的是关于学术的探讨，两者在方向上有不同。但是该栏目做起来以后，你们这边明显已经有点向心力，特别是前不久刚刚有一篇稿子从我手里被你们抢过来，我感觉到这边有了一个磁场，这是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说明这里开始有一个吸引优质稿源的漩涡。 其实，如果将时间拉远一点来看，刊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形式探索，其中某些活动至今还会被津津乐道。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钟山》《大家》《作家》《山花》和《作家报》这“四刊一报”共同组织了“联网四重奏”，主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者。这样形式新颖、力度强大的活动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当时，这样的活动会为文学刊物的影响力加码，有放大效应；但今天我们所做的努力，毋宁说是一种影响力的自救。在信息同质化的年代，如果一本刊物没有个性、没有主张，也就意味着另一种“泯然众人”的命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文艺》会去探索“当代文学关键词”这样的栏目，也并非偶然，可以看成是办刊过程的一种必然，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但话说回来，办这样的栏目同样有其难度，或者说，当一个刊物选择不是被动地接受稿子而是主动出发组稿的时候，就会有难度，相当于厨师开始挑剔寻找食材了。像这种需要关键词的栏目，总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中，你不知道一期杂志的这个栏目到底是先定个题约人写稿，还是先约人写篇稿子然后来提炼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如果约了稿子回来又跟自己的预想不一样呢，会不会打乱原来的节奏？这样的困惑在“花城关注”这个栏目中是存在的，但相较而言，“花城关注”主要刊发原创作品，所以我们还能把关键词做得更诗意一些，我们看到何平教授会常常提炼一些漂亮而诗意的概念作为关键词。这种方法用在学术论文上面就显得没有那么从容，因为学术很难说会采用一些诗意的命名方式。比如说2018年的“花城关注”就关注了许多话题，像“多民族文学”，我们用了一个关键词叫“边境线上的写作”；还有一期的关键词是“野外作业”，听起来似乎是出去露营野炊，但蛮有趣，这一期杂志刊发了一个湖南的作者写蛇的文章，有蛮多人关注。《花城》还关注了“同人写作”、“多主语的重叠”等主题，我们最近还做了一期“文学西游”，特约主持何平老师给栏目取的名字很有诗意，叫“文学‘西游’或小说的地理学”，我很喜欢这个名称。这些都是非常有诗意的命名方式，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含混的地方，然而这种含混会让它更准确。确实当一两篇文章拼在一起时，你从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有时的确会有失偏颇。如果你是出一个命题作文叫评论家去写，有时候他写着写着又会跑题，或达不到你的期待。一定会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出现，这是办这种类型栏目一定会遇到的困难。 现在，《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也有一年了，随着栏目的影响力慢慢变大，有一定的经验累积，我认为这个栏目可以更加从容一些，即栏目所设置的关键词可以不必拘泥于以往的文学史概念。很多时候杂志真的可以去打开、拓展更广阔的天地，栏目需要打开一些边界，以容纳更广泛的讨论。其实我们这种纯文学刊物和那种非常严肃的学术刊物不一样，我们要照顾很多与学术无关的普通读者，因此必然还是要走一条专业和大众之间的中间路线，这条路线会很难把握。包括我们如果要刊发一些论文，确实也很难，我们会和作者说不能学术性太强，要有可读性；当然希望作者能关注新的问题、有新的发现，特别是一些边界问题、两个区域中间的问题，还有新的文化现象。这两年我们“思无止境”等栏目推出很多新话题，比如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讨论，还有一个日本的作者给我们写了关于东南亚的文化观察。再比如李德南讨论英国短剧《黑镜》的文章，我们编辑部也很喜欢。我想《花城》遇到的问题，《广州文艺》可能也会碰到。当定位变得更从容以后，可以向作者提出一些要求；或者更加主动些，去规划一些自己想要的专题，让栏目变得雅俗共赏，这是一个组稿的方向问题。 一本刊物推出了“当代文学关键词”这样的栏目，除了刊物自身的个性和形象塑造之外，一定还包含了某种书写文学史的野心。我想，应该所有优秀的文学杂志必定有文学史野心。这种野心不能简单理解为十分功利地投资某个文学新人，有一天这个新人发达以后，会带来可观的收益。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优秀的青年作者从自己的刊物出发走向文坛，但这并非“唯新是从”，不能看在年龄的优势上就放低要求，而是希望在一种文学史的视野下能有新的发现。如果把“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定位为“在文学史视野下获得新发现”的高度，它真的可以变得从容一些。我们编辑部讨论过办刊人的角色和角度问题，大都非常认同文学刊物编辑应该相当于文学策展人身份这样的定位。有了这样的定位以后，一个刊物的媒体属性或者平台属性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顺便提一下新媒体问题。文学杂志确实要利用好新媒体，新媒体是一种工具，作为一本杂志可以天然跟新媒体进行融合。张鸿老师有一次还专门叫我过来《广州文艺》编辑部讲如何做新媒体，后来我也很高兴看到《广州文艺》的新媒体做得越来越好，说明整个编辑部开始重视。新媒体最难的就是从无到有，一旦有了，慢慢就会做得更好。不过新媒体这一块确实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在今天，一家刊物无论如何重视新媒体，都是不为过的。现在纸质的传统期刊，如果没有微信的放大和推广，真的会像一片叶子消失在森林中，很难被看到。新的工具总是在不停出现，新的媒体手段也会到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层层叠叠，各种App隔绝了不同的受众。很多在抖音上很出名的人物，放在微博上就没有人知道他，反之亦然。作风比较老派的传统刊物一直都被认为是“旧媒体”，旧媒体是不太可能跟风去追各种新的传播手段的。但近些年说得比较多的是“媒体融合”，其实应该叫“新旧媒体融合”，也就是说新媒体和旧媒体缺了谁都不行，需要融合起来。未来不知微信会不会被替代，但是微信目前是全国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因此还是要重视它，它可以拓展一个刊物的平台。现在众多互联网产品都在逐渐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群雄割据，还乱得很，作为古老写作行业的各个旧港口，文学期刊大概只能顺势而为，亦步亦趋，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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