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安德鲁·安东尼 本文来源：https://www./science/2018/sep/29/so-is-it-nature-not-nurture-after-all-genetics-robert-plomin-polygenic-testing 36kr编译组编译 中华复兴深度编辑校对，有排版、补充和删减 写在前面： 在发现基因的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生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但是“先天发育”和“后天培养”，哪方面对人的性格和行为影响更大，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著名心理学家、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的新书《Blueprint》（蓝图）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且很可能引发一场热议。他在书中提及，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性格多半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书中最新的科学证据十分有力，不容忽视。本文编译自the Guardian的原题为“So is it nature not nurture after all?”的文章。 著名心理学家、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就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 图片来源: Martin Godwin，《卫报》 编者注：许多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遭到虐待、营养不良等超乎寻常的刺激，那么会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性格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认知能力容易无法达到潜力的水平，性格也容易与我们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下本来会发展成的样子有较大出入，但在一个正常和平均的环境下（没有严重的虐待、不良的刺激和营养不良），先天基因在决定认知能力和性格方面就占更大的主导作用了。 《蓝图》 正文： 在科学领域最有争议的话题中，对于人类性格、行为影响因素的讨论一直都很热烈。我们的性格究竟是环境影响的产物，还是基因影响的产物？我们的行为是自然力量的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塑造出来的？大部分人都会认可两者都起到了作用，但是哪股力量是主导力量，一直都没有定论。 这个争论也发生在关于不同种族之间差异的研究。1994年，著名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霍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著作《正态分布》或称《钟形弧线》（The Bell Curve），就触及这个“禁忌”，书中的做出的结论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是不同的。 默里和霍恩斯坦的著作《钟形弧线》 在他们之后，许多权威学者也公布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但是因不符合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因此长期被忽略甚至压制。 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见我们之前的优质文章： 虽然对《钟形弧线》一书的结论有不同意见，但美国心理学家、基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支持该书中提供的数据。他的新书《蓝图：DNA如何决定人类性格》中引用了最新的基因学研究，他认为：性格特征的根源，不在于父母在你童年时期如何对待你，而是取决于我们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基因。 普罗明发现，基因遗传能解释不同人之间的心理特征差异（比如性格、精神方面）的50%。这也就意味着还有50%是环境影响。不过，普罗明认为，剩下的50%不能归于计划中、稳定的环境影响，因为环境是无法事先计划的，其中的因素是不可控、无法预知，和看似随机的事件。对于我们能够掌握的环境影响，普罗明认为其中大部分其实是基因表达的产物。 普罗明在书中写道, “我们现在知道, 导致人与人之间心理差异的系统性力量，主要是DNA差异。环境的影响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这几年认识到，环境几乎是随机的、不系统、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并不多。” （编者注：这不是说基因提前决定了我们的全部人生，或者操纵我们去行动，而是说我们因为先天基因的差异，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先天倾向，并且强弱不同，而不是一个中性的机器。） 早在基因检测技术被广泛使用之前，普罗明是通过他进行的领养实验闻名学术界的。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的2600多名双胞胎实验样本，包含相当数量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基因上基本完全相同）。这样的双胞胎被放到背景不同的领养家庭环境下被养大，结果发现他们在学校科学课上的成绩差异远没有想象的大，而是趋同。研究甚至得出结论：成绩差异60%是由基因影响的，环境影响占次要部分。 普罗明的学术论文： 《9岁男孩和女孩双胞胎的科学课的成绩的遗传和环境影响的研究》 链接：https://www.ncbi.nlm./pmc/articles/PMC2811965/普罗明准备了30年才开始写这本《蓝图》，此前投入大量时间从事调查，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主要依据是对双胞胎的长期跟踪调查。不过，这本书之所以推迟那么久，普罗明承认是因为自己“畏畏缩缩”。一直以来，不管是从基因角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还是发表相关的研究都是“危险”的。 笔者在对普罗明的访谈中问道，为什么这种研究是危险的。他回答说，“我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基因学的文章是被禁止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环境因素导致，比如，人们认为，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因为在其生命的前几年，母亲做错了某些事导致的。听起来荒诞，但是在那时候这就是科学的‘正统’，似乎一提到基因因素都让人难以接受。” 而现在这样森严的禁忌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目前，从基因学角度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从基因学角度去研究其他学科，比如教育学，那么你还会被认为“是魔鬼的帮凶”。 但是，他仍然认为环境在好转，几十年来，他被指控为纳粹，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说他了。 基因学的发展从150年前开始；65年前，人类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15年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图谱。人类在科学方面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解答“普罗米修斯火种之谜”的程度。虽说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基因是决定生理健康与否的关键，但是谈到基因对我们心理影响，也就是解释我们的行为和性格特征时，还是面临很大的争议。 要说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跑多快、跳多高、近视有多深，这些都很容易接受, 但是要说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有多聪明、能否理解他人、或者是不是反社会，就是另一码事了。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些特征是社会条件所致，是一个人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影响的。 毕竟，如果有两个小孩，有父母的爱和关注，一个在在温馨、安全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有足够的条件促进智力发育；而另一个没人关注，成长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很容易预测哪个小孩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好，一般来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普罗明认为，两个孩子的表现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不及自身生物学影响大。他强调，人的行为表现大部分是基因遗传所致，不是成长环境塑造的。 普罗明提出的这种概念很难消化，原因有几个。首先，不管是谁，都能举出环境对结果造成极大影响的例子。比如，如果把一个小孩长期关在房间里，不让他阅读，不让接触书籍，13岁之后才放出来，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有阅读障碍。 普罗明觉得，在一个教育已经普及的社会，学习能力的差异大部分是基因导致的，而不是家庭环境或学校教学质量。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外在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远不及人们想那么大。 基因科学的历史并不长，在此期间，曾有过一个误解：“某单个基因的存在与否，是某类疾病、异常、失调等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些环境决定者会要求拿出证据来，如果某个疾病不能用某单个基因异常来解释，那他们就宣称基因学不能解释疾病的产生。但是单基因导致的疾病很少见，而且在心理学方面没有单基因导致的疾病。 过去几年有了一个重大突破，多基因检测（polygenic testing)，能够将多个基因（几千个）与行为差异联系起来。目前，没有人完全明白不同基因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普罗明指出，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明白多基因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可以使用其预测人的行为倾向。多基因检测可以帮我们进行遗传性特征预估，也就是用来得出与心理及生理相关特征的遗传预测。
用于基因检测的SNP Chip 参与研究的人的基数越大，预测就会越准确。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自己基因组的图谱，研究基数会一直增长。 “我们不仅能用这些数据解释GCSE（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等地区的中学教育证书）考试成绩的差异，还能预测某个体的父母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普罗明说。 批评普罗明研究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心理学家詹姆斯（Oliver James）。詹姆斯认为“坚持用基因科学视角研究问题是没有希望的”。他更倾向于环境学说，因为这个视角讲出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可以用父母的失职、社会的失灵和教育上的忽视来解释很多问题。 我问詹姆斯，有什么问题想问普罗明。詹姆斯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普罗明才肯接受“基因在解释人类心理特征从父母传给孩子的过程中很少起到作用，甚至没有作用”的观点。
1937年，在伊顿公学对哈罗公学板球比赛场外，来自哈罗公学的学生和当地的男孩。遗传因素是否在社会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你上的哪所学校更重要?摄影:吉米·森那美/ Allsport 当我告诉普罗明，我咨询过詹姆斯的意见时，普罗明无奈的翻了个白眼。他坚持说，詹姆斯不明白，或没跟上最近几年基因学的进展。 “随便找个研究，里面都会提到基因起到的作用。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噢，父母和孩子很相似，所以是环境因素导致的。’现在我们有了DNA证据，已经有20项研究，都用多基因评分（polygenic score)的方式成功预测了受教育程度。反对的人必须驳斥这样的证据是如何站不住脚的。詹姆斯的视角完全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学说（环境决定论），完全没有数据做基础。” 在《蓝图》中，普罗明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观点：即使表面上是环境影响，也可能是受到基因影响而产生的。普罗明将其称为“后天培养的先天特性（nature of nurture）”。在考虑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教育及职业结果之间的关联时，我们会倾向于觉得是环境方面的影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高，会让孩子也享受到特权，从而限制社会流动性。
但是基因学“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解释完全反转”，普罗明写道。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社会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的衡量，而受教育程度又是有遗传性的，那社会经济地位就成了有遗传性的特征了。因此，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比享受到的特权对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更大。 詹姆斯认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接受了遗传的观点，就会导致穷人活该受苦，富人就该享福的结果。《卫报》今年就刊登过一篇社评，评价普罗明（和其他科学家）此前发表的研究。社评认为，普罗明的研究观点“煽风点火，有害社会”，因为普罗明认为：“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学生之间考试表现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基因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精英学校学生的成绩相比普通学校优秀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学环境更好，而是因为他们筛选了平均智商更高的学生）。” 艾瑞克·图克海默是弗吉尼亚大学基因学与人类机构项目的领头人，他写了篇文章，批评上述研究将这些可能由环境导致的影响归结于基因影响。“研究中缺乏有力的证据，既不能让人相信基因影响，也不能说服人是环境影响。”他总结道。 但普罗明说，自己的研究很有力，指向了基因学方向。
当普罗明被问道，他的研究发现是不是支持新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时，他回答，“研究虽然说明基因是影响我们性格的主要系统性力量，但这对政策的制定不一定有影响。看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资源应该放在最优秀的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都不管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知识资本，取决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另一些人反而可能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可用资源都放到基因方面没有优势的孩子身上，让他们达到最基本的文化水平，会读书算数，以便他们也能加入到技术越来越先进的社会中来。”
如果我们确实找到办法，排除了环境带来的差异，普罗明写道，我们就必须接受剩下的基因带来的影响。因为随着环境带来的差异越来越小（比如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身体和心理的虐待等现象的减少---编者），基因带来的差异效果就会更明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机会平等，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承认基因影响会导致结果不公平（也就是营造一个机会平等，但不是结果平等的社会---编者）。 作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普罗明觉得我们必须跟着科学的脚步，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正确”。“对总比错好”，他说道。 或许普罗明报告中最不同寻常的方面，不是平等问题，而是对精神疾病治疗方面的反思。目前，精神健康治疗遵循的是经典的医学模型，目的是诊断出患者有何种失调，而不是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基因研究表明，精神失调方面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一个范围。而决定我们在范围中身处何处的，正是我们的基因。 普罗明举了抑郁症方面的例子。比方说，两个对照组，分别由患有抑郁症的病人与正常人组成，两组之间有1000个基因差异，那么在正常人中，可能人均有500个导致抑郁症的基因差异，不过很多人的基因差异数量不多。基因差异数量越多的，患抑郁症的风险越大，数量越少，风险就越小。这是个概率问题，而不是必然的。而在有抑郁症基因倾向的人中，更容易有不可预知的事件发生，诱发抑郁症。
“这项基因研究的结论，影响是巨大的。没有性质上的精神失调，只有在量上的维度差别。也就是说，你无法治愈某种精神失调，因为精神失调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看量，你可以改善症状，比如精神分裂症现在就是这样治疗，但是医生不会尝试，也无法解决背后的问题。他们只会说，‘针对有些精神失调现象可以通过认知行为治疗（CBT）来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生活。’ 这样的思维，在心理治疗社区里，自然会成为禁忌。但是，如果你也觉得精神失调的诊断有些武断，让人不解的话，看到普罗明的说法，会觉得一定程度上很有道理。普罗明相信精神科学已经在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做出相应调整，尝试使用光谱系统(Spectrum)，疾患将不再只是‘类别分类’。“谱系就是维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普罗明说。
这一切都意味着，“正常”和“不正常”之间的分别已经不只是模糊，而是人工划分的两个极端。“他们都是连续的特征谱系上量的极端罢了。”普罗明说。 在这场冗长又令人深思的访谈结束时，我问普罗明，他的新书可能受到什么样子的评价。他说，“我也很紧张，我知道我的研究已经改变了心理学，会改变临床心理学，正在改变生命科学的各种领域，最终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改变的节点，我只能屏住呼吸，看看将来会朝什么方向改变。”
基因学家可以根据普罗明说法的有力程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普通人很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而这样的做法对于整个社会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在详细了解之后，再下结论和思考应用。 在科幻小说里，不乏有人类利用甚至滥用基因信息的情节，而现实生活中，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只要是进取的做法，都要面对科学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罔顾科学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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