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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政治人格的缺失，最终让一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功败垂成。 积贫积弱的赵宋王朝，走到神宗时代，已渐成沉疴之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面对这样一个危局，年轻的新皇帝忧心忡忡。在遍寻朝堂无一人可力挽狂澜之际，一个远离京畿的臣子开始走进神宗的视野，他就是王安石。《宋史》载“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士大夫恨不能识其面，以安石不为执政（宰相）为屈。”而神宗对这位臣子最早的印象则缘于一篇谋篇工整言辞中肯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尽管宋仁宗对这篇奏折并不以为然，可却着实让当时还是后宫少年的神宗深深折服，就这样，在熙宁二年（1069），意气风发的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风俗，易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当王安石的铿锵之声喧响在新皇帝的心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遂告开始，史称“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不可否认，在经过一番“号脉”之后，王安石为赵宋王朝开出的是一剂准确的药方，那就是要富国强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雷霆行动将散握在富商大贾手中的天下之财尽数掌控在朝廷手中。基于这样一种想法，王安石的变法很快就有了犀利而极富针对性的内容，很短的时间内，“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便相继出台，并迅速推行。“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首《桂枝香》曾是英宗当政时王安石在金陵的一首怀古之作，内中充满了郁闷之情，然而彼时，当冲在变法最前面的王安石再次吟唱起自己的这首旧作，充溢心头的已是一份志在必得的自信和革故鼎新的豪情。 然而，随着变法的深入，不仅来自各方的阻力越来越大，作为变法的操盘手，王安石本人政治人格的缺失也日渐显现。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单要有刚毅执着的个性、清晰明确的思路、明于治乱的能力，更要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力量。可是，身为一国宰相的王安石却是执着有余，而器量不足。王安石的变法背景，实际是积重难返的宋代社会现实，由于变法的主旨就是要对富商巨贾们开刀，而恰恰是这些人，掌控着国家的话语权，尽管有皇帝站在这场政治改革的背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拿着一把尚方宝剑就可以扫除变法路上的所有障碍，而这个道理，一心要狂飙突进摧枯拉朽的王安石显然没有在意。对于以雷霆之势横扫全国的变法运动，司马光等一班保守派“痛心疾首”地列出其四大罪状，直言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在朝中，像司马光这样从一开始就对变法抱着抵触情绪的自然大有人在，但是，在众多的批评之声中，实际也不乏一些善意的批评，如苏轼就并不是全盘否定新法，而是就其中的一些操作方式提出过质疑，而对王安石有提携之恩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更是变法的支持者，只不过对变法的一些作法有些异议。然而，面对这么多的批评，王安石显然缺乏甄别善恶的能力和从善如流的度量，凡是对变法提出批评的朝臣，都被其视作因循守旧尸位素餐之辈，在他的力奏下，神宗先后罢免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被外放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张戬、陈襄等人相继被贬，老臣富弼被解除相位，苏轼更是被数度外放，就连恩师欧阳修和好友曾巩也被王安石视同陌路。对于王安石的这些做法，很多人都表达过不满，唐介曾说王安石“文行甚高，狷狂少容”，吕悔则认为其“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若在侍从，犹有可容，若为宰相，天下必受其害。” 当王安石和神宗皇帝面对着日渐清冷的朝堂，当荒凉的驿路充满了颠沛流离的外放朝官，王安石的执拗个性和器小少容的胸襟，不仅让其失去了壮大新党阵营让更多德高望重之臣为之效力的机会，更使这场有着美好初衷的变法成为不被祝福的跛脚政治。 随着政敌越树越多，王安石已经感到了身边的孤独。为了尽快培植新党势力，这位曾在选才标准上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精辟见解的政治家，再次显出了其政治人格的短板。当重臣元老们纷纷成为变法的对立面，王安石饥不择食的“组阁”标准已经非常简单，那就是只问态度不问信仰，只要有人愿意为变法高唱赞歌，就能得到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吕悔曾说王安石“喜人迎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这样的评语其实并不过分，看一看王安石匆匆组建的内阁，我们便可以发现，混入新党阵营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是阿谀拍马投机钻营之辈：他们中，有将王安石比作伊尹再世的邓绾，一句“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已经成为朝秦暮楚的奸宦标签；有热衷改革小有才学，但心怀不轨最后献《流民图》致王安石罢相的郑侠；有“安石事无大小必谋之”，却见利忘义落井下石最后欲置王安石于死地而后快的吕惠卿……事实上，在高高扬起的变法大旗下，真正心怀社稷的只有王安石自己，而新党阵容内部的不纯洁直接导致的是整个变法运动的彻底变味儿：本欲免除农民高利贷盘剥的“青苗法”，最终成为官府垄断的高利贷，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的利息甚至达到了原先设定的35倍；而本欲富国强兵的保甲法，最终却民不聊生，一些地方的农民为免除兵役，甚至“截指断腕”以自残。更让这场变法难以为继的，是整个新党内部的动摇和分化，由于吕惠卿等一班奸佞之徒跟本不能与王安石同心同德，最终导致热火朝天的“王安石变法”渐渐背离富国强兵的初衷，不仅给旧党以更多斥责的口实，更让民间百姓对新法的施行怨声载道。当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已经陷入孤独的宋神宗再也无法留住这位政治热情有余而政治手段简单的臣子，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由于爱子早夭，伤心至极的王安石请辞相位退居江宁，而神宗也没有过多挽留，尽管对其爵位屡加，但王安石再也没能出现在变法的阵营之中。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随着保守派重掌权柄，新法尽废，望着自己苦心精营的变法最终成为历史的灰烬，王安石长叹一声“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而逝。 史载，王安石晚年患有痰火之症，太医院嘱饮阳羡茶，并须用长江瞿塘峡水煎烹。尽管苏轼曾因反对新法获罪，但苏轼对王安石其人还很敬重，因其是蜀地人，曾受王安石之托赴三峡取水。不久，苏轼取水归来，王安石遂命人汲水烹之。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等汤如蟹眼，急取倾入碗内，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巫峡”王安石道：“是中峡了。”东坡回：“正是”王安石笑道：“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苏轼大惊，只得据实以告。原来苏轼因贪恋三峡风光，船至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只得汲一瓮下峡之水充之。苏轼不解道：“三峡相连，一般样水，老大师何以辨之？”王安石道：“瞿塘水性，出自《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现在看来，这个王安石“验水”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对变法的隐喻：王安石的执拗自负不通人情，让变法最终面对的是一堵难以憾动的高墙；而对水的明察秋毫则与其在政治上的不能知人善任形成巨大的反讽，在历史的深处，“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声无望的唏嘘。 —————————————————————— 常华，资深电视媒体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多年来，寄食电视之余，一直诗心未泯，先后出版个人专著《唐诗密码》、《宋词密码》、《诗词里的中国》（三卷本），期中，《诗词里的中国》被美国弗吉尼亚图书馆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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