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强：楚怀王走进末路新考

汐钰文艺范 2019-01-14

展开全文

一、楚辞学史上一个著名的“误读误解”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载：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1］2484-2485

若对《史记》中的这两段史料作直观理解，极易得出楚怀王走进末路与屈原、张仪、上官大夫靳尚以及子兰、郑袖均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楚怀王“入武关”前的廷议中，屈原极力反对他去，而靳尚、张仪、子兰等均支持，最终导致楚怀王“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楚怀王客死他乡是“不知人”即对臣下难辨忠奸所导致的。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司马迁《史记》作为千古不朽的历史著作，在吸收前人优秀表达方法的基础上，独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最为后人熟知的是“互见法”，而少为人知的是“跳脱法”。多为人知的“互见法”主要是侧重宏观视角，一个历史人物要在一群同期历史人物中活动，因此，一件历史事件只能在同期一群历史人物传记中表现一次，不会在这群历史人物中重复多次，这就是“互见法”；而所谓“跳脱法”则指的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只对司马迁价值观观照下的这一历史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亮点”予以浓墨重彩，而对非亮点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则采取“水墨画留白式”的“跳脱法”予以省略。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言之甚明：所谓作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以“通礼义之旨”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类“天下之大过”［1］3298；在写法上则效法“《诗》《书》之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结合《屈原列传》，他明言：“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3314也就是说，围绕历史人物的主要亮点对史料有隐有约，这就是本文所言的“水墨画留白式”的“跳脱法”。

有鉴于此，读者对本文选录的上述史料就不能简单地直读直解，因为非主题的史料，本传中多有“留白”和“跳脱”。若不梳理其他相关传记，则会对整体历史事件及相关历史人物的行为过程产生断档式误读误解的后果。

事实上，自东汉王逸开始，对上述史料误读误解已然发生，并且至今尚未澄清。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在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载：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其谮毁之。王乃疏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2］281-282

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第一》：“屈原……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3］1-2

朱熹亦未发现上述两位楚辞大家的疏漏，因此在《楚辞集注》中传承了旧说。一直到现当代的著名楚辞专家，均误袭了汉宋旧说。例如现代文学巨擘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中写道：“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泽……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4］377-378

另一巨擘郭沫若先生在《〈屈原赋〉今译·屈原简述》中写道：

他起初颇得到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相当高的“左徒”的官职，是国王左右的近臣，参与国家的政令的起草和外交等工作……但是楚王左右有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如象令尹子椒（在楚国政府中占着最高位置）、上官大夫靳尚（是屈原的政敌）和王所宠爱的妃子南后郑袖，他们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引去，做了三年的俘虏，囚死在秦国。［5］251-252

当今著名中国史学家柏杨先生著《中国历史年表》，在公元前299年表中赫然著曰：“秦昭襄王嬴稷邀楚怀王芈槐会盟武关（陕西商南），突劫芈槐至咸阳，强迫割巫郡（四川巫山）、黔中郡（湖南吉首）。芈槐怒拒，乃留王不返。楚迎立太子芈横嗣位，是为顷襄王。楚大夫屈原以屡次向国王进谏，皆不见从，且被贬逐，悲愤之余，投汨罗江（湖南汨罗）自杀。”［6］457另有当代楚辞学著名专家汤漳平先生著《屈原传》，在传记中这样写道：“怀王三十年……秦昭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怀王……怀王接到昭王的国书之后，十分伤脑筋……他将昭王来信交给大臣们讨论……昭雎说：‘秦人多诈……大王不可轻信。’屈原力谏说：‘秦是虎狼之国，大王千万不可听信。’……子兰却说：‘秦楚交欢……大王不前去，就将给秦人再找到借口。’……靳尚也在一旁鼓动说：‘子兰公子言之有理……但愿随同大王前往，以保护大王。’”［7］121-122魏昌《楚国史》、张正明《楚史》虽在细节叙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核心问题上均承袭了故说。只有黄崇浩所著《屈子阳秋》中首次提出了明确的疑问。他写道：“由于《屈原传》（作者注：特指《史记·屈原列传》）只陈述了屈原被疏原由，而并未提及被黜之事；又由于在所谓‘既疏，不复在位’之后仍然负命使齐，责任重大，所以，我颇为怀疑《传》文之有失。而其失可能有二：一是失实，以既疏为绌，事实被夸大；二是失记，其间还有情节被遗漏。”［8］183毫无疑问，黄崇浩先生确实发现了问题，但并未从根本上正确地解释问题。

综上所述，自汉代至今，由于楚辞学界没有真正了解《史记》中“互见法”与“跳脱法”的巧妙运用，不管是正面承袭旧说，还是敏锐提出质疑，均在误读中产生歧解，以至于楚怀王走进末路究竟与屈原、靳尚、张仪存在什么关系，均出现误释。

二、借用“箍瓷”之法还原历史真相

我们认为，楚怀王走进命运末路与屈原、靳尚、张仪均无直接关系。而楚辞学史中，肯定张仪、靳尚一派战胜屈原一派促使楚怀王入秦并客死异乡的观点和认为《史记·屈原列传》中“失实”“失记”“夸大”“遗漏”的观点，均属因不懂“互见法”与“跳脱法”相结合的《史记》“笔法”而误释了《屈原列传》。那么，本文要想使自己的论点成立，必须用史实来提供令人信服的正解。为此，笔者决定结合史料，借用“箍瓷”之法，还原楚怀王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屈原、靳尚及张仪的相关历史真相。“箍瓷”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专业手艺。那时瓷器产量较少，瓷器在民间尚属贵重之物；一旦瓷器被打碎，百姓之家一般舍不得弃之，往往把碎瓷片尽可能拣拾，出钱寻求箍瓷师傅将瓷片对接吻合，粘紧，并用金属钉和金属丝将其箍好。本文借用此法，将《史记》《战国策》以及《新书》《新序》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史料“碎片”尽可能吻合“粘贴”在一起，以还原这段历史真相。

先说楚怀王。楚怀王之所以死后被谥为“怀”，说明后人认为在他主政楚国30年里，并非一无是处。考《史记》《战国策》中的明确记载，楚怀王至少取得过两次耀眼的成功和一次似是而非的得民心之举。

一次是取得灭越之战的胜利。关于楚怀王灭越之功，司马迁在《楚世家》中怀王传记中并未明载，正是采用了所谓“水墨画留白”的“跳脱法”；但司马迁却借其他历史人物口中之言用“互见法”记载了下来：“（怀王二十年）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1］1726在这段对话中，昭雎明白讲出楚怀王“东取地于越”。《史记·张仪列传》：“（怀王十六年）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1］2289-2292张仪在这段话中，也明白讲出“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

详细分析比较昭雎与张仪这两段话，两人讲的是同一个战事。只是张仪讲的怀王与“吴人战”，昭雎讲的是“东取地于越”。从广义上讲，越国早已吞并吴国，吴越为一体。所以“吴”“越”两字虽有异，实为互文，均指越国。楚怀王发起的这场灭越之战，是通过“五战而三胜”，虽“东取地于越”却“阵卒尽矣”，“不足以刷耻”。因为在这场战役中，楚国的能战之兵牺牲得太多了，楚军的战斗力受到了巨大的削弱。

也许有人会问，越国不是早被楚威王灭了吗？此处“大王”是不是指楚威王？当然不是。《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是这样记载的：“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1］1751此处言之甚明，楚威王时，由景翠所率楚国大军发起反越王无疆军之侵略，“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战败后的越国余众尚多，散为数部，“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就是说，越国虽失去了“故吴地”，但他们“滨于江南海上”，或为王，或为君，仍以越国之名以“服朝于楚”的屈服方式存在于楚国东部，伺机反叛复国。于是楚怀王命名将景翠再次发动灭越之战，“五战而三胜”而“东取地于越”。关于这次灭越之战的时间，于宝林先生考证为楚怀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306年［9］1291，可信。因为此年恰值秦昭王嬴稷元年，秦国正值最弱之时。

灭越之战虽然使楚国主力部队损失惨重，为楚军后来的屡战屡败埋下了种子。但还是让楚国获得了楚国以东至江南海滨所谓“瓯越”以北钱塘以南的大片越国土地，从而使楚国东方的疆域与故吴国及东越连通成一片。这不能不说是楚怀王一生的一个“伟业”。在此之前，秦国虽取得了广袤的蜀地，但此时楚怀王亦夺取了楚国以东至海边的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福建的大片越地，足以反超秦国领土。因此，对灭越之战，屈原是持完全支持与肯定态度的，屈原诗作中的《国殇》《礼魂》正是在这场大捷后祭奠阵亡将士并向祖宗报功、荐祭留下的诗作。

二是“黄棘之盟”的成功签署。楚怀王一生第二个可圈可点的“伟业”，当属楚国与秦国签订“黄棘之盟”。“黄棘”这个地方，韩兆琦先生考“在河南新野东北，当时已属秦”［10］3196。可信。关于“黄棘之盟”，《史记》楚怀王传记有记载，但很简略：“（怀王）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10］3191

按楚怀王二十五年，即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对于“黄棘之盟”，《史记》记载很简略。但对于楚怀王来说，却是其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在当时，楚怀王对秦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效果。当然，这次成功的会盟也成了怀王与昭阳、昭雎、陈轸和屈原发生严重矛盾的爆发点。屈原由此创作了《悲回风》。由于此诗较长，在此仅引最后两章：

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氾其前后兮，伴张驰之信期。观炎气之相仍兮，窥烟液之所积。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心调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无适。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11］647-660

注意，自王逸以来，皆释“黄棘之枉策”为“以棘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则马伤深而行速”；或者说“黄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己愿借神光电影，飞注往来，施黄棘之刺，以为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此解是望文生义，大误。只有宋人洪兴祖提出新的诠释，认为“言己所以假延日月，往来天地之间无以自处者，以其君施黄棘之枉策之故也”［3］125。洪兴祖见解独到，有助于我们驱散这段历史的迷雾。就在楚怀王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在楚国朝堂决策是否实施“黄棘之盟”的过程中，怀王与屈原的见解发生了尖锐冲突。这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的历史场景。从《史记》中的记载看，“黄棘之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来迎妇”［1］735。根据秦昭王（实为宣太后芈月）的提议，两国互赠美女而“互婚”，此为“欢会”；第二阶段为怀王二十五年，怀王与秦昭王在“黄棘”这个地方会盟，“秦复与楚上庸”［10］3195。

上庸（今湖南张家界到湖北竹溪东南一带）的复归楚，实现了昭雎所言的“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的目标，并且还有更大的政治“馅饼”落于楚怀王下怀，这就是秦国主动邀请楚怀王参与秦国上层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请看《史记·穰侯列传》：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1］2323

这对楚怀王而言，真是天赐良机。年轻的秦武王即位不足四年，即与孟说一起到周天子廷举鼎绝膑，于当年八月死去［1］209。武王死时，其王后魏女无子，武王异母弟昭襄王在楚怀王堂姑芈八子及异父长弟魏冉为首的楚族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几乎诛尽嬴秦“诸公子”而即秦王之位。

（昭襄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1］210

关于秦昭王和宣太后委托楚怀王为秦昭王选取第一任丞相之事，司马迁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有明确记载：

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楚王问于范蜎，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识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对曰：“不可。夫史举，下蔡之监门也，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贱不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辩，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臣以王为巨过矣。然则王若欲置相于秦，则莫若向寿者可。夫向寿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王必相向寿于秦，则楚国之利也。”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1］2317-2318

怀王二十五年“黄棘之盟”成功签署并取得一连串成功之时，楚怀王断然“黜”了屈原的一切官职，并将其流放汉北。这在《悲回风》中得到印证。

至于张仪，《史记·张仪列传》亦记载甚明：“武王元年（即楚怀王十九年，公元前310年）……张仪俱诛”，而离秦“魏一岁，卒于魏也。”张仪死于秦武王二年即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年）。张仪死后10年，楚怀王才走进命运末路。因此，张仪与怀王命运亦无大关系。

信史拼接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楚怀王二十五年，楚国不仅全面掌控了秦国朝政，并且在齐国于怀王二十六年率韩、魏“为楚负其纵亲”“共伐楚”时，怀王“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秦军救楚，三国无奈“引兵去”［10］3195。

楚怀王在即位的第24至26年，有足够成就感，秦国、齐国等强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对于那位喋喋不休反对他的屈原，他有足够的理由“黜之”；结合屈原诗作《悲回风》中的“孤子”“放子”“借光景以流连兮，施黄棘之枉策”看，屈原虽被“黜”甚至流放，仍坚定认为“黄棘之盟”是误国“枉策”。

那么，靳尚此时在哪？《史记》并无明文记载，但《战国策·楚策》中载之甚明：

楚王将出张子，恐其败己也。靳尚谓楚王曰：“臣请随之，仪事王不善，臣请杀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谓张旄曰：“以张仪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穷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仪也。彼仪穷，则子重矣。楚、秦相难，则魏无患矣。”张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秦、楚争事魏，张旄果大重。［12］541-542

这一段若与《史记·楚世家》中“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1］1725联读，可知在怀王派屈原出使齐未归期间，怀王虽然表面上释放了张仪，并接受了他的许诺，但私下里还是“恐其败己”。此时的靳尚慨然提出秘密跟踪张仪的建议，为怀王所采纳。不料中间出现了楚王宫廷“楚小臣”的秘密行动，结果靳尚死于魏大臣张旄刺客之手（所以《史记·屈原传》中出现过两次“上官大夫”，当为父子两人），而怀王却以为靳尚为张仪所杀，遂先后发动了两次“怒而兴师”的鲁莽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所谓“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之，使人追仪，弗及”实指隐使靳尚追之，不及。因为靳尚已不明不白死了。

三、楚怀王走进末路与他两个儿子有直接关系

楚怀王生命末期的一次似是而非的“壮举”，是被滞留秦国后拒绝先割地而后回国。他的这一行为被不少后人“怜之”，认为他“爱国”，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若爱国，他就不会不讲原则，置楚秦联盟这一重大国策而不顾，执拗回护杀了秦国大夫而逃回国的太子横。事实上，他只是为了表现骄傲自大的性格，死不认错而已。他当时之所以一直骄傲自大不向秦昭王诚实认错割地，内心是有恃无恐的。在秦国，他认为有宣太后、宰相向寿等的倚恃；在楚国，他认为自己的宫廷大臣和军队不会坐视不管。只不过，后来一系列的“意外”超出了他的预期。

如上所述，在楚怀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至公元前303年），楚怀王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已是名副其实的文武全才。他于二十五年罢黜并流放了不断进谏令他讨厌的屈原；而在此之前多年，他特意安排的制衡屈原的亲信靳尚牺牲了，他为此还特意让靳尚之子袭了上官大夫的爵位；靳尚死后不久，令他又爱又恨的张仪也死了；只剩下苏代、苏厉这些二流人才，又能拿他怎么样？对于这一时期楚怀王在意外胜利之时的自傲自满乃至自大的情景，《史记》《战国策》均无记载。但幸好，西汉贾谊在《新书》中留下了较为生动的记载：

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像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像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国人闻之振动，昼旅而夜乱。［13］298

这段史料译成白话就是：楚怀王内心里自以为天下第一，比任何有才华的人都高出一等。但是，在他取得了“王”“霸”之名后却不遵循社会规则，越来越骄傲自大。他把当时各国国君的形象都用贵金属铸造出来，摆放在宫廷。他把自己放在中央，却把各大国国君造像排成队当他的开路先锋，把魏王像摆在为他驾车的马夫位置上，把宋国国君像摆在他的造像左边为他挡箭的位置上，把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这些小国国君的像摆在他车后随从位置上，并把他们都铸成随着他亦步亦趋的姿态。各国国君知道了这件事，都认为怀王做得太过分，所以联合起来兴兵讨伐他。怀王又了解国内战士和百姓都对他百依百顺，于是征调万人行役，工作就是掘“国人墓”。结果被掘掉族墓的“国人”十分悲愤，白天相互走访，夜间就频频发生骚乱。但这一切对怀王来说，都不是事。他那时事业和声威如日中天，如不发生致命意外，他为王为霸的日子长着呢。

然而，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一件不大不小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史记·楚世家》如此记载：“（怀王）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1］1727

本来，楚怀王太子芈横作为背齐盟秦以求长期守信、长期结盟的“人质”，担负着秦楚两国永盟不离的政治责任，理当在秦国扮演“和平大使”的角色，但却在一位秦大夫冒犯自己时，不顾自身肩负的重大责任，不仅杀了这位大夫，而且私自逃回本国。对太子横而言，他干了一件不大不小的荒唐事儿。

即使如此，这件事也可大可小。对于50多岁的楚怀王而言，简单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厉斥责太子的错误，并派出使团将太子横绑缚至秦廷，一边厚抚秦国被杀大夫的亲属，一边诚恳认错，把太子横主动交付秦廷让秦昭王依法惩处。按常理，由于秦大夫挑衅在先，太子横属于防卫过当杀人。考察秦楚两国结盟关系，秦国当不至于令太子横抵命。

但楚怀王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采取了使问题扩大化的错误行为：不交人，不认错，不抚恤。此时的楚怀王变成一位无原则“护犊子”的老妈妈，骄横地站在了太子一边，没给秦昭王和宣太后任何可下的台阶。于是两国关系亲密的局面骤然变异失控。因为“大夫”无论在秦国还是在楚国均为高爵贵族、朝廷骨干，用秦昭王国书中言为“重臣”。此事不可能没有下文。但怀王一点补救的事都没有做。结果，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1］1727。

楚怀王这个阶段的行为可谓丑态百出。为回护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太子让楚国蒙受了秦军两次突袭，致使两位将军和数万战士死于疆场，他却荒唐地“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数年之前，他为了张仪许诺他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不惜牺牲屈原百般努力而缔结的齐楚联盟，还以派使者进入齐廷专门辱骂齐国国君以求断齐而与秦盟；现在又为儿子的一个错误，又来了一个“使太子为质于齐”来向齐国求和。于是：

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1］1727-1728

其实，这只是姑表兄弟之间闹气斗恨时的对撕，并无互灭之意。不料，更令双方出乎意料的“意外”又发生了：“时楚太子横方质于齐，昭雎诈赴于齐，齐归楚太子，楚人立之。”［14］76也许读者会问：楚怀王离郢数月，尚且活着，昭雎为何急火火将大太子芈横立为国君呢？将置楚怀王于何地？《史记·楚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1］1728

熟读这段史料，楚怀王命运的转折路线很清楚了。在武关会盟前，忠臣昭雎力谏怀王勿去，而怀王庶子子兰力主怀王去。怀王仅入秦数月，楚国朝廷中一派大臣就蠢蠢欲动，欲立“怀王子在国者”，而昭雎坚决反对，认为“立其庶子，不宜”。这位“庶子”正是子兰无疑。根据《史记》《战国策》的相关记载，在楚国朝廷出现异情的特殊时期，昭雎联合太子傅左徒慎到、上柱国子良、大司马昭常、大行人景鲤及将军屈署共立太子横为王，虽然不露声色挫败了子兰派阴谋，但还是采取了以妥协求团结的策略，共推子兰当了令尹。但代价是抛弃楚怀王，“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国有王矣”。

新王横与令尹子兰上任的第一封国书，就是发给秦昭王的，通知他楚国立了新王；言外之意，旧王楚怀王已废，秦国只能“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了。

反观熊槐在怀王三十年入秦到出逃赵、魏又回秦这两三年间，楚怀王的两个儿子及大臣采取什么实际营救怀王的行动了吗？细查信史记载，一点都没有。不仅怀王宠爱并经常令其在朝堂参与决策的子兰没有采取实质性营救活动，而且被怀王一直宠溺回护的太子横在即位为新王后，也仅向秦国发出了“赖社稷有灵，国有王矣”的哀的美敦书。毫无疑问，顷襄王横与令尹子兰在完成了权力分配后公然抛弃了生父楚怀王。楚怀王面临的只有父亲与两个亲子之间的生死对决。

据《史记》《战国策·楚策》载，秦昭王（包括宣太后）对此感到惊诧。恼羞成怒之余，派大军“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1］1729。同时，在失望之余，有意松懈对怀王的囚禁，使他有机会“亡归逃”。但此时，各国都知道了怀王已成“弃子”，赵、魏均不纳。那怀王为何不乔装回楚？如果读透了史料就明白：怀王与他的亲随均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楚怀王真的没醒过神儿，他真的还没有想透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

但就在此时，有人却先下手了。关于怀王的死，历史有两种记载。一是《史记·楚世家》所言：“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1］1729二是“怀王逃适秦，克尹杀之西河，为天下笑”［13］298。

这两种相异的史料表面看是矛盾的，仔细研究倒是可以互补，因而是可信的。黄崇浩先生分析认为：“可能是秦人买通了他（指克尹），让他弑了怀王，以免怀王逃回去寻机复仇。”［8］38本文以为此分析不准确。纵观怀王一生，何曾有一次在与秦战中获胜？秦国对他何惧之有？秦昭王和宣太后不可能杀他；杀了怀王又“归其丧”，秦昭王和宣太后绝不会这样干；其他可能倒是会存在的。但这一“秘史”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只能让后人猜想了。楚怀王在他执政30年这个节点上遇到了一连串“意外”，其中一种“意外”即被“意外”的人所杀，为天下笑。楚怀王的意外横死得到的教训至今仍警钟长鸣：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乃至平民百姓，如果无视社会法则和父与子相处的伦理规则，无节制地“赏识”、宠溺，甚至娇纵、姑息自私、胡作非为的儿子，那父亲早晚会收获意外、背叛乃至被遗弃的苦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许子滨.王逸《楚辞章句》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洪兴祖撰.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4］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柏杨.柏杨全集·中国历史年表（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7］汤漳平.屈原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8］黄崇浩.屈子阳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9］于宝林编著.中华历史纪年总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韩兆琦译注.史记（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