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陶云：经方有救劳损病方五首，综观其意趣，亦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录出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也。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已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陀、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新异，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治疗劳损之方，乃起死之秘药，谨当择用之。
解读：
“虚实杂错”：追记本为“每挟滞实”。
张机：张仲景。
本条为虚劳五补汤方例小序。
此五方出自《汤液经法》，是由前述五补汤加减而成。录出之目的，是为了辅助修道之人固守真一之气，并拯救危重病人。
陶氏认为，此五补方证，病机复杂，方义深奥，非一般人能够理解。
陶氏又指出，自汉代以来的名医，都是按照《汤液经法》去组方用药，尽管他们各有所长，发挥出一些新的内容，然皆未离开《汤液经法》的宗旨。
劳损病在《金匮要略》中与血痹合一而专篇论述，但该篇中与本节之劳损以五极为名者不同。
本节之劳损是以五藏分类（五极）论治；《金匮》则不分藏腑，而是以气血阴阳津液的虚损而论证（治在脾、肾两藏）。
尽管此五补汤“方义深妙，非俗浅所识”，然又有“亦不外虚侯方加减而已”之提示，且于五汤后文有言：“上五汤皆建中意。五行以土为本，制以所官之主，承以所生之同，其道备矣。”
现以其中之小建中补脾汤为例，试解其道，作为另外四方之取用准则。并且，此小建中补脾汤与仲景之小建中汤基本吻合（此汤追记本中桂枝用二两，生姜用四两；仲景均为三两），可通论其义（两方辛味药桂枝加生姜均为六两，与酸味药芍药用六两相同，成平肝之制）。
虚劳致极之病，如国家衰败之极，内乱层生，政令不行，群臣不和，夷族侵扰，上下相怨，民不聊生，时有亡国之虞。
当此乱世，不可治以王道。君主蒙生退意，诸侯各自为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民贫而忿争。
欲得复兴，必审时度势，重整朝纲，安抚百姓，乱中求治，方可有望。
如治肉极之小建中补脾汤证，脾虚则肝乘（木克土）而势盛，可借其势以代君位，故补肝之君桂枝可称之为代君之药。但补肝则有土被木化之忧，故又用泻肝之君芍药以监之，且倍量于代君而呈泻肝之局（因有生姜助桂枝，合之用量同芍药，故实为平肝之局），芍药在方中可称监代君之臣。
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方中炙甘草，原系补脾方之佐臣，可抱德推诚，以维持脾土无主而用衰之乱局，利用名补实泻肝木之力以图脾土复兴，仍可称之为方中之佐臣。
小建中补脾汤（仲景小建中汤）是以桂枝汤之义为原型，针对脾之功能进一步衰败演变而来。在救误泻心汤之解读中已提出：“桂枝汤乃为补肝、脾之剂；桂枝、生姜补肝之用，芍药补肝之体且监桂、姜之辛，甘草、大枣既为肝之化，又补脾之用。”。故生姜、大枣之用不再赘述。
黄饴（饴糖）之用，乃关键所在。
建中者，建设中土之意也！虽有理中汤（仲景）、补中益气汤（东垣）、桂枝加芍药汤（仲景，与建中补脾汤药同而独缺黄饴）等，然无饴糖不足以称“建中”。反之，冠有“建中”之名者，皆用黄饴。如小建中汤、大建中汤（仲景）、黃耆建中汤（仲景）、当归建中汤（千金翼方）。由此可见，黃饴对中土重建之作用。
生姜、大枣、黄饴均为食品，乃为方中佐使。虚劳证中，食物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不进食物（或甚少）则化源绝而命亡。故《内经·五味·藏病者宜食》所载各藏宜食之谷、菜、果、畜，是虚劳补方使用之根据。
原文：
小养生补肝汤（散）。
治肝虚，筋亟，腹坚澼，大便秘塞者方。
麦冬三两葶苈子六两干姜三两葱叶（十四茎，切）桃奴（十四枚）
上五味，先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倾入麻油一升，再上火，乘热急以桑枝五枚，各长尺许，不停手搅令相得，取汤四升许，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石绿三两芒硝六两雄黄三两
解读：
“腹坚澼”，追记本作“腹中坚痞”。
方为抄本记录。
方中药物，追记本为：干姜为桂心，葱叶（十四茎）为韭叶（一把，切），麦冬为芍药，葶苈子（六两）为芒硝（半升），麻油为胡麻油。
此方名养生，乃取义于藏气法于四季之气。肝应春，春时万物生机始发，推陈致新，故治方取名养生。
此方如在春季使用效果会更好，因药力可借天地人生发之力也。
肝主筋，“筋”包括现在医学之静脉，切合“肝藏血”之说。“极”有极度之意，虚劳筋极，即虚劳病中血之用极度衰疲之意。
肝藏血，肝之病主要表现在血液代谢方面的症状。血液与水液同源异体，代谢之力微则血结为瘀，水聚为澼。病久则瘀血，水澼固结于内而为干血、坚澼。干血、坚澼于内不能润泽，糟粕排降受阻，则大便秘结不通。
肝病虚劳筋极，病情复杂，固然非“腹坚澼，大便秘塞”所能包括，但其主要病理机制已经明确，经文之言简如此。
《金匮要略》虚劳与血痹归为一篇，可谓深得血瘀水澼之旨，所立大黄蟄虫丸，谓治“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暗黑、缓中补虚”，即所谓“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者。可互参。
又《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妇人经水闭不利，藏坚澼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亦为干血坚澼于子宫之病，其病理与此条相通，可互参。
肝实证日久亦可致虚劳证。虚证和实证均为正气虚。无论虚证和实证，瘀血日久，即为劳损，可兼有体不足和用不足的症状，这正说明了“体用一如，显微无间”的关系。
本方之理如上文所述，肝木败亡，以肺金代行肝令，然又以心火制之，而成泻肺之局（肝病治肺）。
方中药物，应以补肺之君麦门冬代芍药，以泻肺之君葶苈子代芒硝，方合“制以所官之主”之法则；用干姜代桂心，方合“承以所生之同”之法则；以葱叶代韭叶，方合“金木交互”取本藏“用味”之菜以“充之”之法则；麻油味辛，代胡麻油才符合取“用味”谷物以肝之法则。
方中以麦门冬为代补肝之君，葶苈子为监代君之臣，干姜（肝之用味，木中水）温中生发肝气，并监葶苈子、麦门冬之寒凉，为方中之佐臣。以谷物制品麻油、菜类之葱，果类之桃奴诸辛味者以养、充、助之，皆为方中佐使。
大养生补肝汤即小方加鸡肝。《灵枢·五味》藏病者宜食中，鸡为味辛之肺畜，据陶氏金木交互之理念（详见外感天行病一节中，青龙白虎证病机），在此方中作佐使药用之。
煎服法中，以桑枝搅之。桑枝在《本经》中未载，然其性当与根皮相似而更有通行经络之用。
桑根白皮，《本经》谓其“味甘寒，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脉绝，补虚益气”，说明桑对肝虚劳之证甚宜。
方中果类和菜类，以“枚”或“茎”计量者，均是按所属藏的五行生数，结合其药用应有之数量级，进行核订。用生数是为了取其资助生机之义。
如此方中“葱叶十四茎”，葱乃秋之菜，秋金应肺，然其味辛入肝，用之可行“金木交互“之理。“十”为用药数量级为十倍；“四”则为肺之生数。“桃奴十四枚”亦同理。
又如，后文中外感天行病之小阳旦汤（即桂枝汤），用“大枣十二枚”：大枣皮色红为火，入心，肉色黄为土，入脾。火之生数为二，土之成数为十，合之为十二；或土之生数为五，火之成数为七，合之亦为十二。故知大枣用十二枚乃火、土之生、成合数也。
原文：
小调神补心汤（散）。
治心虚，脉亟，神识慌惚，烦躁不宁者方。
生地三两茯苓六两旋覆花三两藿三两栗子（十一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次内麦酒二升，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滑石三两乳石六两硝石三两
解读：
主治文为抄本记录。追记本为“治心劳，脉亟，心中烦悸，神识荒怱方。”
方剂组成：为抄本记录。追记本有“豉半升”，“生地三两”为“桅子十四枚”，“藿”为“葱叶十二茎”。
心藏脉，脉舍神。心病虚劳，则虚实证候交叉互现，有神失其舍而见烦乱、惊悸不安及神志不清等症状；久病心虚则为劳损，故有气无力，呼吸微弱而短促。
亦有疼痛彻背者，乃心脉被痰血痹阻症状之一。劳证亦多血水坚澼。
心劳病治肾（水克火之理），以肾司心令，再以土制肾（土克水之理），构成泻肾之局。
地黄为补肾方之君（水中水），“主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破恶血，溺血，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饱力，断绝，补五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利耳目”（《别录》），故为方中代君。
茯苓为泻肾方之君（土中水），“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利小便”（《本经》）。其所治位在胸膈，乃心之位，所治忧恚、惊邪、恐悸等保神之功，亦正与此脉极诸神志症状相关，其治痰水，伐肾邪，利小便，不但疗水之结聚，更可防地黄补阴水泛为水灾之过，且倍量于地黄，可监地黄助阴蔽阳之过，故为方中监代君之臣。
旋复花（火中木）本为补心方之佐臣，其治悸、除痰水、通血脉、补中下气之功自是补心疗虚之品，其“温”（《本经》）性尚可调地黄之寒，以防寒而生滞，有碍于血、水之温化畅行，为方中之佐臣。
栗子，《宜食》以味咸之肾果论，孙思邈从之，曰：“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脉极之病，上下不交，水火不济，宜用肾果助肾水上承以济心火，使水火交济蒸腾而转生化之机，为方中佐使。
藿，即鹿藿，又名野绿豆，其叶即藿菜。《宜食》列为味咸之肾菜，《本经》谓“主蛊毒，女子腰腹疼痛不乐，肠痈，瘰疠，疠疡气”。肾之菜可充实肾气，协果药栗交济心火，故为方中佐使。
麦酒（清酒），当为酒之清而不浊者。制酒原料多多，诸谷类皆可为之，此方则要用大麦。《宜食》谓麦为心谷，而《别录》谓大麦“味咸”，而符合心之用味，在方中荣养肾气，上交济于心源，亦为方中佐使。
脉极深重者，又非小调神补心方所能疗，当借血肉有情之畜类藏器以益之。《宜食》以羊为心畜，猪为肾畜，据交济心肾之法则，大调神补心汤，应在小汤中加猪心而成，猪心亦为大方中之佐使。
原文：
小建中补脾汤（散）。
治脾虚，肉亟，羸瘦如柴，腹拘急痛，四肢无力者方。
桂心三两芍药六两炙甘草 三两生姜二两大枣（十五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黄饴一升，更上火令烊已，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琅搅蚧屏绞⑷
解读：
此方为抄本记录，追记本为：
桂心二两芍药六两生姜四两炙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黄饴一升
脾胃属土，居中以灌四旁，是肝肺和心肾两对阴阳的集散点。
所谓集，是说脾胃之正常气化活动是肺肝心肾气化功能的集中体现，因此脾胃之气的盛衰是衡量人体生机状态的主要标志之一。《伤寒论》之治疗法则以保胃气为本等，均体现五藏以脾胃为中心之思想。
所谓散，就是肺肝、心肾四藏之气化活动，要在水谷精微经脾“散精”作用下才能完成。若脾胃有所虚损，则五藏不安，治宜补益中土，则诸藏如众星捧月，故本方名曰“建中”，此“建”字之深义决非非“补”、“养”、“益”等字所能比拟。
脾藏营，主肌肉、四肢，其德缓，为后天之本。脾虚日久则为劳损，劳损至极表现在肌肉失营而消瘦，故名肉极。肌肉枯萎则如皮包骨，干瘦如柴；腹内营气不足，失其和缓之常而拘急紧张，脾主四肢，气力不足者首先表现在四肢活动无力，脾为后天之本，本虚者气力必乏。
本方用药之理，前已述，补充如下：
木克土，土败故治木。
补脾之方，以陶氏五行互含药性，本应以人参为君，但虚劳至极，人参甘味之缓已不足挽回脾败之残局，当另建脾土藏气运行秩序，这当是此方命名之意。
脾土以甘缓为德，而甘缓本化生于肝（甘为肝之化味），即由肝之体用相互作用而化成，在味变规律中，称之为辛酸化甘。本方正是从此立足处方。
本方药物中之炙甘草、桂枝，追记本均记为二两，不足以辛酸平衡化生甘味，故桂之量依《伤寒论》小建中汤改用三两；又据陶氏“量同于君而非主，故为臣”之例，佐臣炙甘草之量亦订为三两。
方中大枣，用十五枚之数（追记本、仲景用十二枚），乃因五为土之生数故。
方中饴糖，乃至关重要之品，《本经》谓其“味甘”，主补虚乏。古之饴当为糯米所制，糯米俗称“江米”。饴糖一升为200亳升，约50克左右。
《伤寒论》小建中汤主治“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证虽非虚劳，但“伤寒二三日”即有悸烦之内虚证，必是平素即营气不足，心气失养者，伤寒初起，其邪即因虚而入，可见此方亦为虚人外感证之方；本方在《金匮要略》中，亦治虚劳，其文曰：“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痠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其中里急当为内里拘急之感，属肝之病，悸为心病之证，腹中痛，四肢痠痛为脾土病证，衄血，咽干口燥为肺燥热之证，梦失精，手足烦热，为肾病之证，可知《金匮》用此方所治之虚劳病证，已涉五藏，若中土建立，则营卫调和，水谷之精转输四旁，五藏自得其荣养，而劳损自复。
仲景以建中为名者，除小建中汤外，尚有大建中、黄芪建中，《金匮》附《千金翼方》内补当归建中等汤方。其中大建中汤主治属于肠梗阻及胃扭转等证，不属于虚劳范畴，但其治方亦用建中，有温热之药能祛其寒实，而中气即建之意；黄芪建中即小建中方中加入黄芪一两半，主治“虚劳里急，诸不足”；当归建中汤乃《金匮要略》小建中汤加入当归四两，倍饴糖为六两，治“妇人产后及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此芪归分别加入小建中汤则所治有气虚血虚之不同，黄芪补气，当归养血，故其方用有別（亦可按芪五归一之比例同时加入，即东垣之当归补血汤）。
在此小汤中加入牛脾（牛胰）或牛肚（牛胃），即成大建中补脾汤。
原文：
小凝息补肺汤（散）。
治肺虚，气亟，烦热汗出，鼻中干燥，时咳血出者方。
牡丹皮三两黃连六两五味子三两韭（三两、切）李（八枚，去核）
上五味，以白酨浆七升，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凝水石三两丹砂六两曾青三两
解读：
肺之气通于秋，秋之气凉降收下，肺病虚劳至极，犹秋之凉降失权，湿热暑气当去不去，热灼肺金而汗出气逆，口舌干，湿气壅结而为痰饮，此湿热变为痰火，治之宜用凉降。
方名曰“凝息”，大有深意。
道家有言：“若欲长生，先学短死”。使呼吸停止而借皮肤毛孔呼吸以维持生命，乃道家修炼内功者所追求。凡炼吐纳之功者，以减慢呼吸频率为要领，即现代所谓之“深呼吸”，频率减慢至极，道家谓之胎息，若凝息如定，达到胎息境界，则是求之不得，陶氏此方命名时，或有此意。
火克金，即火之咸、苦（心之体、用味）可化成酸（肺之用味），故金败治火，下其痰气，并以食品充养助益肺金之正气，以利清肃收降之令行。
方中以补心之君牡丹皮（火中火）为代补肺之君药（追记本为旋覆花，火中木），以除“症坚瘀血”（《本经》）；以泻心方之君黃连（追记本为竹叶，水中金）倍量，泻心并监丹皮，构成泻心之局，为方中监代肺君之臣；五味子本糸补肺方之佐臣，《本经》谓“味酸温，主益气，咳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正可助肺金收降之令，协黄连使湿热之气敛收而肺气得降，且其性温，可监牡丹皮、黄连之寒，仍为方中之佐臣。
追记本此方无果类药，不合虚劳补方之通例，据金木交互之法则，当用属肝木之果。《宜食》肝果为李，味“酸”，可为方中之果佐使。方中之菜，追记本用芥子，非《内经》五菜中所用，依陶氏学理，当用属肝木味酸之菜。《宜食》以韭味酸属肝木，《别录》谓韭“味辛微酸”。其味辛兼酸，兼具肺金化、用两味，充调肺气之功自在其中，可为方中菜佐使。
白酨浆，色白而味酸之酒。《宜食》肺金之谷为黄黍，即北方之谓“黃米”者。现在仍有用黃米（性黏）酿制黃酒，发酵后即淋出者，色白，味酸，可以此为谷类佐使。
《宜食》：肝之畜为犬。据陶氏金木交互组方法则，以犬肺加入方中，即成为大凝息补肺汤。
原文：
小固元补肾汤（散）。
治肾虚，精亟，遗精失溺，气乏无力，不可动转，或时有下血者方。
腹中时疼，下利不止方。
人参三两附子（二大枚，炮）竹叶三两薤白三两苦杏（七枚，去核擘）
上五味，以井泉水四升，合苦酒三升，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赤石脂三两阳起石六两白垩土三两
解读：
“或时有下血者方。”为抄本记录，追记本为“唾血，咯血方。”。
“腹中时疼，下利不止方。”为抄本记录。
肾气法于冬，冬之气以坚藏固守为用。肾病虚劳，则坚藏固守之用不足，肾所藏者为精，精因劳损且失固藏，故虚少至极，名为精亟。
治之应以固守精气为法，然肾为先天之本，元气封藏之地，元气乃精之运动变化，故治肾虚劳精极之方名为固元补肾汤。
肾气虚，元气不能固守于内，则精液遗失于外；肾司二便（如开关之关），失其收藏之令，则小便不禁，大便滑泄；肾为作强之官，气虚精乏则不能作强，故少气无力，动作困难（不可动转）；肾气虚则真水真火衰，火哀不足以温煦中土而胃肠寒，则腹疼下利，水衰不足以摄火而火炎于上，则血妄行而唾咯出。
土克水，即土之甘、辛（脾之体、用味）可化成苦（肾之用味），故水败治土（泻脾之局）。治宜调中土以纳水降火，则生机盎然而肾气得复。
方中药物，原追记本中所用炙甘草、干姜乃补脾、泻脾之佐臣，恐难胜此至“亟”之重任，应用补、泻脾之君人参、附子为妥；追记本中之地黄，乃补肾之君，现肾之气机已紊乱至极，用君药地黄补肾，反易格拒不受，不如用其佐臣竹叶（水中金）暂降浮火之急而图缓治。
方中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藏……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本经》），为补脾之君（土中土），在此方中为代补肾之君；附子“味辛甘，温，主……邪气，温中，金疮，破症坚积聚，血癜，寒湿，踒躄，拘孪，膝痛，不能行步”，与人参同用（有参附汤）可回阳救逆以除寒湿，为泻脾之君，可监脾用味人参甘缓之偏，协参之甘共扶脾土渗纳水湿，容存相火，化生收藏之能，为监代君之臣；竹叶“味苦平”（《本经》），仍为此补肾方之佐臣。
肾居下焦，乃污浊之气排出之所，虚则气疲而排废无力，故又用薤白之苦温性滑者，减排废之阻滞，使之易出，《宜食》记此为心火体味（苦）之菜，为肾之用味，用此正合交济水火之意，为方中之菜佐使；苦酒味酸，具谷物之精华而有曲直之性，陶氏云其有苦味，当有助肾用之力，堪称补肾之谷类佐使；方中苦杏，追记本为薯蓣，因其非果类，故用苦杏。苦杏味苦，《宜食》记为心之果，苦为心之体又为肾之用，亦所谓“见肾之病，当先实心”，为方中之果类佐使。
大固元补肾汤，系小方加畜藏器，追记本所加为猪肾（下节所述）。《宜食》所载，猪为肾畜，羊为心畜，以陶氏“水火既济”之说，此补肾方当用羊肾。
据考，《外台秘要》治肾气不足方六首，用羊肾者四首，其中二首有猪羊（肾）并用；崔氏肾沥汤，治百病劳损，所用为猪肾；李子豫落肾散用羊肾。上述记载说明补肾方用畜肾的选择有一个变化过程，即汉代之前（含汉代）用猪肾，晋代已转为用羊肾。可知陶氏此方当是羊肾。
原文：
此篇所列诸劳损补法所治，皆虚中夹实，所谓正虚则生邪实也。五行以土为本，制以所官之主，承以所生之同，其道备矣。所官之泻主作六两，补之主及所生之同，俱作三两。此皆建中意，如建中可治挛急，所缓肝急也。
陶云：经云：毒药攻邪，五菜为充，五果为助，五谷为养，五畜为益。尔乃大汤之设。今所录者，皆小汤耳。
若欲作大汤者，补肝汤内加鸡肝，补心加豕心，补脾加牛脾，补肺加犬肺，补肾加羊肾各六两，即成也。
解读：
此条是以上救虚劳五补汤之总结和制作虚劳大补汤的方法。
病致劳亟则藏腑气化虚极，生机衰败，邪气稽留，五藏之间有失生克制化而机能紊乱，攻邪则气化益虚，补正则邪气愈实，治者最为棘手，其组方可用本条所示的法则。
所称“毒药”，乃泛指一切金石草木虫介之品，是相对于菜、果、谷、畜肉等寻常食品而言。
病情较轻者，用小补汤即可，病情深重者可加入畜肉有情之品，作大汤服之。
“制以所官之主，承以所生之同”：在所克藏补方之君基础上，加入所克藏泻方之君药，再加入本藏所主味中有生本藏性者。
谷、菜、果、畜的选用根据在各方之下已说明，不复述。
大汤由小汤加所对应的畜藏（按金木交互原理选择）六两即成。
《辅行诀疏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