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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同时，特赖奇克也是十足的民族主义狂徒。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可能是近代德国历史著述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历史学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仿佛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职业辩护士，“其使命就是宣扬霍亨索伦制度的优越性”。 特赖奇克1875年41岁时成为柏林大学当代史教授，他同时还是普鲁士国王的传记史学家，职业与秉承的历史观有着高度一致性。特赖奇克的老师波迪格尔、达尔曼都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普鲁士主义倾向，尤其曾经参与1848年帝国宪法制订的达尔曼教授对他产生了“最具决定意义的影响”，特赖奇克说“从我遇上达尔曼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懂得我该做什么，而且我立即便开始行动了。” 早年的特赖奇克多少也算一位“自由主义者”，只是他的自由观是以国家或民族为前提的，既然“自由”并非自在之物，那么作为“前提”的国家或民族，才是他真正追求的本质，他成为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就不意外了。特赖奇克在1863年至1870年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演讲，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德意志祖国”——于是，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给他送来了统一的“德意志”——他的“祖国”。 普奥战争是导致特赖奇克思想裂变的重大事件，萨多瓦之役，普鲁士的胜利使特赖奇克在思想上成为比铁血更加铁血，比俾斯麦更加俾斯麦的历史学家：“是的，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铁血时代……强者压倒弱者……这是不容置辩的生存法则。”而普法战争的胜利，德国不仅在战争中战胜了法国，也在思想上“消灭了”自由主义。在特赖奇克看来，自然权利和自由主义都是“乌托邦”。 特赖奇克的代表作是五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这是他呕心沥血二十年的史学力作，不仅凸显了他作为伟大史学家的才华，还展示了他杰出的文学才能。他笔下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他既擅长表现细节又精于再现整体，其语言“丰富、饱满，富有乐感”，不仅词汇丰富而且风趣幽默，非常富有感染力。然而，特赖奇克的德意志意识、民族主义立场却使他丧失了作为历史学家最应具备的修养：公正。 他说“梅特涅是这个大陆最大的骗子和无赖”，说犹太人“是享用德国农民之痛苦的食腐肉的鸟类”……言辞激烈、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句子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比比皆是。他因此被认为“并不是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特赖奇克曾承认自己“缺少历史学家的平静”，但又肯定了这种激情：“我不指望被称为一名公正的历史学家：要我获得这样的名声是不可能的。”在他笔下，普鲁士历任国王都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哪怕并不完美也要捏造出一个完美形象：他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懒散和放纵归咎于时局艰难；刻意淡化威廉三世的顽固和懦弱，只说他是“一个好父亲”。而普鲁士以外的——不论德意志范围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国王，就统统不是东西了，在书中涉及了大大小小几十位国王，他没有赞美过其中任何一位，而且言辞刻薄，竭尽挖苦之能事。 特赖奇克拥有强力意志的普鲁士观：“在政治上，人们只能以成功者的角度来判断”——成王败寇。在他这部巨著里，最重要的就是展现纯粹的“德意志美德”：既然普鲁士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故而只有普鲁士人才拥有“最纯粹的德意志美德”、只有普鲁士人才是“德意志种族最杰出的代表”。他具有强烈的反犹主义立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他在一本《略论我国的犹太人》小册子中，对犹太人进行了强烈谴责：“当我们在考虑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时，今天表现最强烈的骚动就是德国大众一种自然的反感情绪。”在文章中他发出这样的呼声：“犹太人是我们不幸的原因！”由于有着这样的反犹“先知”，在德国出现纳粹主义、出现希特勒这样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一点也不突兀。 对业已丧失历史学家本分的特赖奇克，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基扬尖锐地评论道：“他的工作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是在犯罪。”得到这样的评价，不论是学术还是思想，都可以被认为是巨大的失败，而看看他身后的历史：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不得不说：这正是特赖奇克思想的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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