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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自儒家学说创立以来，“仁”一直是许多哲人争论的重要命题。可是传统儒家在言“仁”的时候，几乎没有超出“中学”的范围。在对“仁学”的探求中，谭嗣同可谓独具特色，他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从西方传来的一些知识，对“仁”进行了改造。在《仁学》中，谭嗣同把“通”，“平等”和“仁”连贯起来，从另一个角度对“仁学”进行了梳理和把握。  由孔子创立的“仁学”，给两千年来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和开辟了方向，今天我们在全球科技商业化时代重新阐释“仁学”，亦应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的精神方向提供新的参照。  到底“仁”是什么呢？孔子谓：“仁者爱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仁德修养不是外在的，不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却是内在的，寻常的，反求诸己的东西。他认为“仁”是一种客观的道德范畴，但必须通过主观的道德修养才能实现。所以孔子还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后儒们对“仁”可谓见仁见智。他们一般用“生”、“觉”、“爱”和“公”等来解释“仁”。唐代韩愈说：“博爱之谓仁”（《原道 》）；宋代周敦颐说：“爱曰仁”（《通书·诚几德》）；程颐明白地说他是搞不清什么是“仁”的，他说：“仁道难明，唯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河南程氏遗书》）；朱熹在解释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番话时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孟子集注·尽心下》）；康有为则认为：“仁者，元德博爱，人道之备也”（《论语注》卷七）；谭嗣同在《仁学》里说：“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而生，由之而通。”  孔子所讲的“仁”是就人论“仁”，强调的是“仁”的现实品格，行而上意味比较淡。谭嗣同论“仁”，则更多的具有行而上的意味，他从本体论“仁”，突出的是“仁”的理想性，其道德境界的立足点，也由入世间转到出世间，转到那个无差别相的绝对者。如此一来，谭嗣同对传统儒学道德观的改造，就在根本精神之处歧出了传统儒学的总体方向。  相比先秦、汉唐传统而言，宋明理学家言仁之重大发展，就是从宇宙本体论上言“仁”。不管是程颢，还是程颐、朱熹，都把“仁”提升到宇宙本体论层次。程颢言“仁”，强调“仁”之绝对、普遍，“仁者无对，放之东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而谭嗣同却以“仁”为武器，“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提出了他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破对待”理论。“仁”是绝对的、普遍的、圆满的，是宇宙万物之本体，故“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天地间亦仁而已矣”。另外，谭嗣同的“仁卜本体”，与朱熹的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理”本体不同，其价值取向在于张扬人的情欲，反对理性专制。他强烈批判存理去欲的“理”本体价值取向。他引用船山之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然后愤怒地说:“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  中国传统“仁学”，重在个体的心性修养，追求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孔子所追求的“仁”的境界，孟子所追求的“诚”的境界，程颢所追求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朱熹所追求的“心与理一”的境界，都是偏重于人生修养的“内圣”层面，而经邦济世、匡济时艰仅是实现“内圣”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普遍的、绝对的终极意义。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同胞和危在旦夕面临灭亡的中华民族，就成为近代思想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因之，爱国主义就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主题。近代思想家宣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其根本目的乃在于爱国。从这种意义上讲，启蒙是为了救亡，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谭嗣同继承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传统，突出“仁”之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圆满性。但是谭氏强调仁之价值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其落脚点不在于成就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心灵境界的超越，而在于匡济时艰，“冲决网罗”，“遍度一切众生”。传统仁学中的“仁”，其目的价值乃在个体道德心灵的超越，立足于个体道德层面，其理想境界为“天人合一”。谭嗣同的“仁”，其目的价值乃在超度一切众生，救国救民，立足于社会层面，其理想境界为大同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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