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中国历史典型的儒家官僚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party，而是一个聚集起来谋取私人利益的朋党。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王朝史，从未产生过任何有政治目标、施政纲领的政党，有的只是党同伐异，官官相护，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朋党。这样的朋党是政权制度最大的蛀虫，没有任何裨益。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讲学其中。起初，东林书院只是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际，一群清谈文人议论讽刺朝政、评论时事官吏的场所，算是一个非官方的伪学术团体。 哎，说学术团体都抬举他们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人们的肮脏社交圈子，借议论朝政，大放厥词，影响舆论，从而谋取私利，比如包庇地主阶级盘剥穷苦大众、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其性质更像现在的某些没社会责任心的大V公知，凭借其在士林里的影响力，贯以口舌之利，危言耸听以获取舆情支持，从而逐步将影响从民间向朝堂扩散。 而东林党的由来，其实是其敌对势力阉党给取得名。这些东林党人们整日忙着鼓吹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一副救国救民的样子，但为了维护其身后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却又对明末饥民、和灾民们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且对征巨室款赈灾极其阻挠。 你看这群人，是不是跟现在网上某些人很像，中国的这种文化真的融在血液里，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哎。 一开始的东林书院，其实还是比较纯粹的，主要就是关注一下社会存在现实问题，但随着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前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地主、大商人们也暗中投资，最后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靠资本运作起复干预朝政的政治势力。 而东林党人们贯以谈气节、性命，以“清流”自称。但随着明末政治斗争越发残酷，朝堂上出现了很多以籍贯为基础的乡党，比如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浙江人的浙党等势力，反正从东林党开始上台以后，什么党派都冒出来了，各方角色粉墨登场，上演了明末有名的纷乱党争。 从万历立太子争国本开始，东林支持立皇长子朱常洛，而坚决反对万历想立爱妃郑氏生的皇三子朱常洵。因内阁阁臣在这一事件上虽然也主张立长，但态度暧昧，于是东林党的政治斗争就此展开。 虽然在立太子之争中胜出，但郑氏集团为了谋夺皇位，一再策划谋害皇太子朱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三大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感兴趣的自己查资料，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一系列的事件，到万历死了以后，朱常洛登上皇位后，东林党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但可惜懦弱的朱常洛干了一个月皇帝就归天了。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关系了，东林党获得了在朝堂上的主要权力，同时还掌握着清流舆论的方向，可谓声势之极，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朋党势力。 万历年间这一些列事件，也为后来南明一直不能形成统一抗清局面，埋下了祸端。 朱常洛挂掉以后，天启登基以后，东林实力大增，但天启虽然喜欢做木匠，但政治能力却没有那么弱，他用魏忠贤制衡文官集团，而东林又与诸多乡党之间有矛盾不能形成统一战线，由此天启一朝，勉强还能做到国事运转，没有彻底酿成无底线无原则的党争大祸。 待崇祯上台以后，杀了魏忠贤，自此以后再不用宦官来制衡文臣，给了东林从容收拾政敌的机会，于是崇祯十七年，空谈气节性命的东林，将非东林的人全部排挤干出了朝堂，间接使得崇祯陛下创造在短短十七年里换了五十多个首辅的辉煌记录。 在我眼中，东林党更像是一个如键盘侠一般的组织，他们把控舆论，惯用大义胁迫，非东林者皆是敌人，国家财政都快崩溃了，他们还在摇旗呐喊为大地主大商人们减税、坚决抵制万历想要曲线缓解财政状况的矿税之法。 这样性质的东林，比之明代言官还要可怕，言官们空有风闻参奏之权，却没有实际管辖问责之权，而东林却同时具备了这些权力。他们在朝野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党同伐异，影响之恶劣。 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如果一群网络喷子键盘侠、毫无良知节操的公知大V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大概东林就是这种情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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