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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顾宪成在太湖之滨建立起东林书院的时候，应该绝无想过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东林”二字成为一种标签，用来标榜本朝政治版图上的一部分人群。 讲述 | 笨泥 . 客座嘉宾 组织 | 東西堂 Absorb、小M 遇见 | 回复 6 进入東西堂（dongxi99）社群 东林书院 当年顾宪成在太湖之滨建立起东林书院的时候，应该绝无想过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东林”二字成为一种标签，用来标榜本朝政治版图上的一部分人群。也正如“东林”成为一种政治标签是一种必然的意外一样，当魏忠贤拿起玉玺，在矫旨上用玺的时候，全天下的书院也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 天启五年八月壬午，魏忠贤矫诏，下令“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以东林书院指代全天下的书院，说明了以东林书院为核心而构建起的天下书院网络，东林书院成为全天下书院的代名词。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因在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斗争的表现使得万历皇帝对其厌烦，此后罢官回到家乡无锡。回到家乡后，顾先生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活，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么教书育人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后顾宪成先生的弟弟顾允成同样因为政治斗争而罢官回乡。
兄弟二人便在家中联袂讲学。随着两人学生的日益增多，顾先生家中显然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求学之人。因此，由乡贤出资，在兄弟两人家中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修建了数十栋房舍用作教学之用。一时间，无锡乡间读书声琅琅，夜晚灯火通明。两位顾先生的讲学博得了士子们极大的支持，同时也鼓励了他们把讲学扩大的想法。当时，在后来魏忠贤弹压东林党人之时遭到政治迫害而身故的马世奇、缪昌期等人便在顾先生最早的一批学生当中。
随着讲学规模的日益扩大，教学场所又出现了严重的短缺。顾先生因此经常对着身边人的感慨，贩夫走卒都有工作的地方，我们却连讲学的场所都得不到保障。当时，距离张居正禁止天下书院一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张先生本人与世长辞后也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政治清算。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开办一所书院成为了顾先生的愿景。 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的支持下，集合了常州府的许多乡绅的钱财，于万历三十二年在太湖之滨开始动工修建东林书院，经过了五个月的施工，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站在崭新落成的东林书院内，感慨万千，既然出仕失败，那么修建起一座书院用来讲学，也是人生乐事。在顾宪成先生崇高和庞大的理想之下，东林书院最早的一批教员如高攀龙、刘元珍、史孟麟、吴桂森等人，在顾先生的带领下，正式开始在东林书院的讲学生涯，并且参照先朝白鹿洞书院的规则，设定了东林书院的院规以及办学理念。
在东林书院里，顾先生把至圣先师孔子以及儒家的几位先贤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学说作为讲学要点。同时，也强调了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一系列讲学作为学院的学术基础。这就为东林书院在学术上定下了尊孔，承接“程朱理学”的调子。
东林书院自万历三十二年建成到天启五年被魏忠贤矫旨关闭，历时二十一年。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先后主盟（也就是当校长）。顾先生一直坚持东林书院只是学术机构，但是，当书院的学生经过科举步入仕途、当书院内部对朝政时局开启议论、当书院日益体现出对地方的政治影响力，那么书院就不仅仅是书院了。 东林党 万历四十年，顾宪成于家中去世，高攀龙接替了顾先生主盟的位置。在之后，越来越多在万历皇帝选择长子还是自己所宠爱的三子做太子的“国本”事件中斗争失败的离职公务人员来到东林书院，加入教师队伍后，顾先生所定的“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周敦颐）程（程颐）”虽然被继任者高先生不断反复的提及，但是，政治因素杂糅到学院日常讲学中已经无法避免。
而伴随着东林书院的声名鹊起，以它为核心的全国书院网络也渐渐成型。诸如志矩堂（由反对三王并封与内阁对立之后辞职回乡的于孔兼创立）、明道书院（在史孟麟的别府中设立）、虞山书院、崇实会馆、江右书院、徽州书院、关中书院等与东林书院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离职的公务员们在讲学之余不免针砭时弊，于是，结党营私的指责便慢慢产生了。
事实上，本朝中央政府的政治倾轧，早就开始了，其时间点早在张居正先生执政之时就出现了，东林书院的建立以及后来一大批官员、学者被称之为“东林党”，是一件纯粹意义上的政治事件。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国本”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围绕国本事件的就形成了鲜明的两个派系，两个派系在北京斗得不亦乐乎，后来建立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顾允成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史孟麟、于孔谦等人都是强烈反对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官员。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导致他们被罢官免职，开除出本朝公务员队伍。《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记载的《东林党议》就是从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开始写起。而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所提到的：“他们（东林党人）自己以“党”为名之前，就已经被作为“党”被弹劾了。”
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应当清醒的知道，东林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而东林党则是一个政治概念。虽然顾宪成先生强烈的反对将东林书院政治化，但是，一批由免职公务员组成的学术机构，确实很难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 对于他们“结党营私”的指责，从万历二十一年开始就不曾间断过。而对于朝野所议论的“党争”，顾宪成这样向万历辩白“若夫党之一字，汉唐宋倾覆之原，皆在于此。臣非特口不忍言，目不忍见，抑且耳不忍闻。……臣衰病日侵，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世，来者且以臣为戒，又臣之大罪也。”顾宪成洋洋洒洒数百字，无非是论述了吏部在京察之中工作是对的，绝非结党营私。同时，点出了“君子群而不党”的说法，因为自古以来，党争都是臭名昭著的存在，“党”绝非褒义。而另一位后来被视为东林党干将的史孟麟也辞职了，他在其辞职信中提出了“朝廷之公党”与“辅臣（内阁）之私党”的概念。也就是说，回到笔者先前第一章所论述的，东林党以天下为公自居，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天下的党，是朝廷公党。
在围绕国本之争中逐渐聚集起来形成统一政治主张的文官们，又因此京察与内阁一派的政治斗争，在万历的眼皮底下，帝国的朝堂已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政治势力。 东林党人们的眼中，君主是天下公器，东林党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东林党人们希望要把言官从现有的政治规范中独立出来，既然君主是天下公器，那么，君主自然是道德的楷模。 如果君主出现德行上的毛病，言官们理应对君主进行批判。如何保证言官们的监察权呢？自然需要无条件的保证言官们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监察权的完全独立。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传统的。东林党的这一坚持，贯穿了晚明帝国的朝堂。
如果我们翻开由天启年间以阉党们所编修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等文献，便可以知道，被列为东林党人的除了顾宪成、顾允成、史孟麟、高攀龙等东林书院的创始人之外，绝大多数被称为东林党人的官员们实际上与东林书院并无关联。就像被阉党们称之为东林干将的李三才在万历四十四年给万历皇帝上的一道奏疏中所说的，东林书院是顾宪成等人在无锡讲课的地方，高攀龙等人也都是研究学术、自我约束的当世君子，这样的一个东林书院，又怎么能够说他对国家怀有二心呢？ 东林书院的文学活动
丽泽堂，东林书院内的一处讲学之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室。在这教室的横梁上，挂着这么一副文字，内容是“伏愿上梁之后，德自成邻，文常会友。闻己过，道人善。勿虚讲习之功。”这幅文字点出了东林书院在学术之外，也重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样的文学活动。
顾宪成先生亲自拟定的《东林会约》（校规一类的存在）中就说诗歌可以有助于涤荡心灵、升华自身。所以，在东林书院的“卫道救时、儒家正统”的宗旨之外，还有着一股蔚然的文风。文人士子扎堆的地方，怎么可能不吟诗作词呢？所以，在书院里兴起文学之风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因此，东林书院的知识分子们除了研读儒家经典外，也经常吟诗作对。在万历十一年进士钱一本的一篇文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晚明文坛盛世。万历四十一年，钱一本受邀到东林书院讲解《易》，在学术讲座之后，大家作诗一首以祝贺钱一本先生讲座的完满成功。包括史孟麟在内的许多东林书院的老师与学生都作诗庆祝。参与作诗的人数达到十三人，一共写了五十二首诗歌，可见东林书院内文风之灿烂。
钱谦益是东林党后期的重要人物，也被视为东林党的党魁。 万里三十八年，钱先生时年二十八岁，在殿试中取得了一甲第三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探花。探花郎钱先生意气风发，本想在朝廷里大干一番，谁知道天不遂人愿，在晚明的党争中，探花郎屡屡被罢官又屡屡被复职。 折腾来折腾去，钱先生便开始醉心文学，被人称为“东林浪子”。在其家乡虞山居住的时候，游山玩水，写下许多诗作，渐渐的成为东南文坛的领军人物，当时许多后起之秀，无不以自己的作品得到钱谦益的评价为荣。而钱先生本人也喜欢提携后进，经常为文坛后辈的著作题写序言。于是，在钱先生周围便慢慢聚集起一帮文人，形成了晚明至清初文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流派——虞山诗派。
虞山诗派总体来说受到钱谦益的影响，以复古为基础，在复古之外又尊北宋之文风。虞山诗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冯班曾转为说道“虞山多诗人，以读书博闻者为宗，情动于中，形于外，未尝不学古人也，上通《诗》（诗经）《骚》（离骚），下亦不遗于近代”。这段话就很明确的说出了虞山诗派的风格，就是复古而不拘泥，以学术为根基。 钱谦益先生在当时被世人称之为“东林党魁”，其学术思想自然与东林书院一脉相承，早在钱先生初入仕途的时候，就受到顾宪成的赏识。 晚明时候的学术界，对于阳明心学及程朱理学的辩论日益激烈。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派针对阳明心学较为空泛的理念提出了批判，而以李贽为首的另一派，则在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亦儒亦禅、非儒非禅的学术流派，这一流派被称之为“狂禅”派。在嵇文甫先生的《晚明思想论》中这样写道“伴随晚明始终的这次学术领域的持久争论，引发了政治及文学上的变革”。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狂禅学派偃旗息鼓。 说起狂禅学派，我们自然不能以“由阳明心学发展而来”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而一言蔽之。嵇文甫先生说“狂禅”学派是似儒非儒、似禅非禅，这个学派以李贽为领军人物，往上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叶的泰州学派，往下延续到明末清初。 这个学派的文人以“狂”为特色，旁人说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而杨向奎先生也说到狂禅学派由泰州学派发展而来，完全不在乎孔孟的礼乐、程朱的礼教，是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异军。受到篇幅限制，笔者不就狂禅学派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只说明这个学派与东林学派之间的学术分歧。
狂禅派在当初是被主流学术派斥为“异端”的，虽然今时今日，我们把李贽先生视为晚明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但在当时的学术界看来，狂禅派的人“狂而空泛”，也就是说，不管是其他学术流派还是东林学派，都认为狂禅派不仅没有解决阳明心学空泛的毛病，反而加以发扬。 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价狂禅派是“堕于狂禅而不返，无乃徒侍其虚空知觉，而寡躬行之定力”，也就是说，狂禅派就是口花花没有实际用途。而黄宗羲则认为狂禅派是朱熹、陆九渊两人在学术分歧上的具体表现，宗羲先生说道“于是宗朱（朱熹）者诋陆（陆九渊）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也就是说，晚明这一学术争议，并不是在当时形成的，追根溯源是肇始于南宋。而贺麟先生的说法则更值得玩味，贺先生说道“讲程（程颐）朱（朱熹）而不能发展到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必失之支离；讲陆王二不以程朱为约束，必失之狂禅。”也就是说，两个学术流派其实都有失偏颇。
狂禅派的学术风格确实偏向于空疏，也成为东林学派攻击的把柄，以传统儒家学派卫道者自居的东林学派对此深恶痛绝。而在天启年间成为内阁大学士，亦被视为东林党人的朱国桢则把狂禅派贬低为流毒，对狂禅派的首领李贽先生大加抨击。 他说道“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指李贽）《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始终也。”在朱国桢眼里，读书人不读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反而去看李贽的著作，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作法。梁启超先生则说“旧派中之王学，晚明学风之弊，流为狂禅”。于是，以传统儒家捍卫者为使命的东林学派与狂禅派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
东林学派指责狂禅派以阳明先生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为基础思想，使用“以禅证儒，以儒证禅”的求学方法实际上是学佛教而抵死不肯承认与佛教有关联。而正是这种思想的传播，才使得儒家与儒学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 而李贽先生则在其《三教归儒》一文中说“儒、道、释三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这样一种学术认知之下，李贽将“狂”发展到极致，大力批判假道学，他说道“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不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也就是说，程朱理学以欺世盗名为宗旨，而以程朱理学为尊的一帮大臣们以“虚名”误国，就是所谓的“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如果我们以万历年间的政局作为时间节点上下探索，便会发现李贽先生的说法并非无的放矢。早在世宗朝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一堆以写“清词”为工具，在大礼议（讨论嘉靖皇帝生父生母的历史地位的一场历时五年的政治活动）中依附皇帝而上位的大臣们，早就把儒家应有的精义丢失殆尽。而李贽先生提出的“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的议论，到现在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
但是在东林学派看来，李贽的学术思想自然是流毒，顾宪成说“李卓吾（李贽）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而东林学派另一人物冯琦则说李贽“背弃孔孟，诽毁程朱……以实为空，以空位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
事实上，这一场学术争论，不管是东林学派还是狂禅派，都没有最终的胜利者，两者都在清军的铁蹄之下泯灭于历史之中。 晚明思潮的历史分期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其著作《明季党社考》中提出把“东林党”作为一个过滤器，来区分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可以更好的理解晚明政治。而实际上，在晚明学术与文学上也是如此。
晚明文学及思潮源流多变，复杂纷繁，而且与朝堂上的党争杂糅一起，所以，不以东林党这一视角来抽丝拨茧，是非常难以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理顺的。 首先是阳明心学之中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性灵派系以及之前提到的狂禅派，以批判程朱理学为其学术标签；其次则是东林书院影响之下的江南地区的虞山诗派、及后来的复社等文人社团，以经世致用，尊儒尊孔、推崇程朱理学为其使命。 这两大学术思潮贯穿了自万历到崇祯期间的这一历史区间，而无论本朝中央政府中的党争或者在学术界的辩论，都是围绕着着两大学术流派而产生的，期间夹杂着政治、学术乃至地域的影响。 按照张永刚先生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思潮“以天启四年为界。本年，政坛上，东林党人杨涟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遂有“六君子”、“七君子”之难；学术上，实学思潮已然成为江南地区的主流思想；文坛上，竟陵派领袖钟惺辞世，标志着性灵文学逐渐让位于社团文学。”在天启四年之前，主要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学术斗争，在这之后，则是东林党与阉党的殊死搏斗。
这一时期历时32年，是阳明心学发展的繁荣时期，由阳明心学发展而来的性灵文学是帝国文坛以及学术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阳明心学由正德年间开始发展，而后慢慢在学术界影响到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并且开始影响到程朱理学垄断的科举考试中。顾炎武先生就曾说过，在隆庆年间，科举考试中就有许多考生表面上奉行的是程朱理学，实际上却大量使用阳明先生的学说，在暗中诋毁传统儒学。而在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期间，则以行政手段大力打击心学。在张居正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万历皇帝对其展开了残酷的政治清算，所以，朝堂之上部分信奉阳明心学的官员就主张应该在孔庙中从祀王阳明。以这一事件作为节点，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正式分庭抗礼。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先生罢官回到无锡的时候，阳明心学已经再次发展出诸多流派，其中最主要的流派就是以李贽先生为代表的狂禅派。狂禅派也被视为明代思潮的最大变数。 在程朱理学这样的土壤上诞生了阳明心学以及其后的其他诸多流派，这不得不说是明代社会的一大幸事。而阻击阳明心学的学术流派则是东林学派。在万历朝后期，围绕明心学的核心“无善无恶”这一学术主张展开剧烈的辩论，以顾宪成先生为首的东林学派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成为了晚明文坛的主流力量。
而这一时期，李贽在湖北麻城讲学，被史学界称之为晚明思想界的启蒙。在李贽客居麻城的这三年里，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先后四次拜访李贽，与其讨论学术，之后其他学者如刘东星、梅国祯、杨定见等人也与李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及学术关系。 以李贽为代表的狂禅派逐渐成型，到了万历二十六年前后，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首，黄辉、潘士藻、刘日升、吴用先、李腾芳等官员、学者在北京的崇国寺葡萄园结社，自称“葡萄社”，这次结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结社以吟诗作词、雅集宴会为主题，而是以学术讨论为主题。后来东林党借助政治力量对狂禅派发起攻击，而李贽也受到了政治迫害在监狱中去世。此后狂禅派被瓦解。
之后，竟陵学派也开始崛起，万里三十八年，竟陵学派的代表人物钟惺中进士。此时距离东林党在学术辩论中取得胜利不到十年时间，而本朝党争愈发激烈。围绕着被打上东林党标签的李三才是否进入内阁成为内阁大学士一事，东林党人与朝堂上其他派系的人正在展开激烈的政争。钟惺因卷入党争而步顾宪成的后尘，被罢官返乡。竟陵学派也逐渐式微。另一方面，东林党因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杨涟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后，东林党在中央政府的政治斗争中全面败退，出现了东林党“六君子”、“七君子”等政治惨案。东林党归隐于山野。
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阳明心学（竟陵学派）还是程朱理学（东林学派）都归隐于山林。
从天启五年开始到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一共历史19年。这一时期，随着东林学派的归隐山林，在江南地区，社团文学争相兴起。但是，阉党并没有轻易放过东林党的打算，而东林党人也非坐以待毙之辈，因此，东林党与阉党展开了生死相搏的政治斗争。
也正是因为政治斗争的激化，使得政治上的“党”与文学上的“社”日益关联，党社成为一体。所以有了“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因为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除了尊孔孟、引程朱之外，在政治上，东林学派认为皇帝是天下公器，作为天下公器的天子就必须如同青天白日一般昭昭日月。而文官们的责任，则是帮助天子成为犹如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需要对“天下公义”负责任。而言官在这其中则起到监察的作用。东林党人认为君主、官员都需要服从“天下之公”。不得不说，这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股思潮，在明末之后就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之中。直到清末，“天下公义”、“开放言路”等才重新成为当时部分士大夫们的追求。
所以，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复社，都以天下公义作为武器与阉党展开殊死搏斗。这一时期，东林党与复社都倡导经世救世的理念，但是在反复的高强度的政治斗争中却逐渐丢掉了自己曾经引以为荣的“天下公义”的政治理念。而东林党与阉党持续的政治斗争使得帝国元气大伤。
嘉宾及声明笨泥（傅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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