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节课我和大家分享了南北朝的道教，这节课和大家分享——披上紫衣的唐代道教。 南北朝末期，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北朝崇尚佛教，南朝偏于道教，但随着南朝的衰败，道教在南方日渐式微。随着唐王朝的建立，道教和道学一路前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重要的是作为道教灵魂的“道学”，也实现了回归。 大唐盛世是雍容华贵的，不仅表现在对各种宗教派别的接纳，更表现在对各种文化切实的接受与发展，否则就不会有大唐近三百年华丽诗篇。无论是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清平调》，还是徐凝“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忆江南》，也无论是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的《长相思·汴水流》，亦或是杜牧《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一首都是这么奇绝瑰丽，充满了想象让人回味无穷，即便是边塞诗和边塞民歌也充满了浪漫的人文情怀，丝毫没有苦与病的体验。  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道教”实现了大发展，“道学”也实现了回归，大唐道教的发展和道学的回归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的原因，二是皇权的重视，三是前朝的基础，最后是道学的幽深玄妙和养生仙道观念的影响。李渊称帝以后，一直到李世民等唐初的几位皇帝，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做两件大事：一件是寻根李姓的发端，确定理性始于尧时期的大贤皋陶（黄帝五世孙），这样的一个寻根对于完成皇权正统意义重大，可以让天下人相信“李姓”当政并非“以上犯下”，也非“乱政”，而是“天赋神受”；二是在寻根李姓发端的基础上，顺理成章的尊老子为先祖，自然老子的《道德经》就成了家学，而尊老子为“老君”、“太上”、“玄黄”的道教各派也就成为了自己人的教派，这个“自己人”再加上”自己人的教派”对强化统治意义不言自明。于是李世民登基之后，诏令编撰“世族志”，以皇命认定陇西成纪（现甘肃天水庆安县）为李姓宗族的发源地，这与伏羲文化的发源地“大地湾”在同一个地方。  李世民昭告天下，天下李姓都是一家，均出自甘肃陇西，从此李氏成为天下第一姓。一直到今天，每年大量的人从全世界各地回到陇西来祭祖，场面非常壮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崇李姓尊道学”就具备了广泛的可能性和认同感，道教和道学被提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高度，唐高祖下令将儒释道三教重新排序：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到唐高宗时又将《道德经》列为“上经”，地位高于《论语》，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又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由此可见唐王朝对道家和道学的重视，正是这种重视使道学究竟本体开始回归。 道教和道学在唐代的发展除了皇权的重视和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权者认为“外丹养生之术”能够满足皇族“强身健体”和“长生”的愿望，另一个就是“斋篆”之术，斋篆仪式、福禄之术可以为皇权统治消灾灭祸，祈求国泰民安。  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道教和道学得到从未有的重视，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谈到道教的外丹养生、先学思想以及福禄和斋篆的仪式，历来也是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个关键词提炼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关键词一是外丹、二是仙道养生思想、三就是斋篆及福禄之术。 外丹“黄白之术”，这是一个化学术语，意思就是“点石成金”的意思，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其实就是运用阴阳的原理和化学的手段让所炼的药物“以阴抱阳”，经过久炼做成认为可以长生不死的药丸供人食用。上古以来，探索“外丹炼制”的人非常多，都可以称为古代的化学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中国火药的发明。外丹的种类大体有三种：一是金石类，就是将朱砂、云母等矿物质烧练成丹供人服用；第二类是草木类的外丹，炼茯苓、黄精与人参等这类的中草药做成外丹供人服用；第三类就是和房中之术相关的人体材料，用这些材料做药来烧炼外丹。  由于古人的大量探索，魏晋至唐以来外丹的烧练技术越来越成熟，很多的道人、皇帝、皇亲贵胄、达官贵人都喜欢服食丹药，以期“成仙”、“强身健体”。至于是否有功效历来也是褒贬不一，但相传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明是因为服丹药而死，所以唐以后，服食外丹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后世还有一些当权者服用但也是零零星星。其实我们谈“外丹”这个话题是为以后谈内丹做准备。要谈“外丹”这个话题离不开三个人：一是晋代天师道的真人、二是上清派茅山教主陶弘景、三是神医孙思邈。葛洪作为天师道一位高人，他著有《抱朴子》一书，对外丹进行分类，分为“神丹”、“金液”和“黄金”三种，认为烧炼越久变化越妙，食之就更能令人不老不死，葛洪其人据说是服用了丹药而白日飞升。当然因为证据难寻我们在这个地方姑且一说，但《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却从此影响了道教甚远，至唐宋达到高处，葛洪的思想也对后世“内丹”修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有哪些修炼外丹并且服用成功的案例呢？金石类外丹成功的范例我是没有找到，但是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清派的陶弘景，再一个就是孙思邈，他们俩应该是个特例。上清派茅山宗祖师陶弘景也是一位熟练的炼丹家，他练出了一种“上清九转金丹”，并且长期服用活了八十多岁，在那个时候八十多岁是非常高寿的；另外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思邈，他既是医家又学仙术，是一位早期的内丹学大家，外丹的造诣也是非常的高，他练成了“五灵丹”长期服用活到了146岁，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正如上面所说，这两人所服的外丹应该是药物类的内丹，而非金石类，种种考据表明，这个结论更为可靠。  至于“斋篆仪式”和“福禄之术”同样也受到皇族的重视，这个话题较有宗教色彩，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做探讨。关于养生术其实应该追溯到上古时期，它应该是唐五代以后内丹养生的源头，这里我们就不再探讨了，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详细谈论这个话题。 由于唐王朝趟开胸怀拥抱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所以道教得以很好的发展，东汉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这部道教最早系统地阐述“内丹”与“外丹”的论著也在唐代得到了很好的注释，受到广泛的重视，为以后内丹学的发展竖立了一面旗帜，做了很好的铺垫。 道教遇到大唐是幸运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大发展，而且由于皇权高度重视，道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反过来讲唐朝“遵道之举”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道德经》中“玄门”大学问的代表也滋养了唐朝“开明开放”的大国气度，从这个角度讲，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