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测试的世纪实验——第一批高智商的孩子后来都怎样了？

最早的智商测试已出现百余年，始作俑者大概没想到，智商被后人发展为一项军备竞赛。那些第一批测出高智商的孩子，后来都怎样了？

撰文/Dean Keith Simonton 翻译/丁林

图文编辑/丁林　新媒体编辑/房永珍

如今的人们常常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实：IQ测试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悠久。实际上，与IQ相关的心理学研究只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最早版本的IQ测试出现在法国，是Alfred Binet和 Theodore Simon在1905年的成果。然而，直到IQ测试离开巴黎大学前往美国加州，它才逐渐和“天才”这个概念联系到了一起。

1916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M. Terman）将上述智力测试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并让大量的儿童参与，使该测试标准化，创造了后人熟知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刘易斯·特曼（来源：斯坦福大学）

科学家创造这些智力测试，最初的动机是帮助诊断、挑选出那些智力低于均值的儿童，以便适时给予他们特殊关照，让他们能跟上学业。但是特曼灵机一动，想到：为什么不用这个系统研究那些智力最高的孩子呢？这些天才孩子长大之后，会不会变成天才成年人？

百里挑一的“特曼人”

特曼教授让成百上千的学龄儿童参与了他刚刚炮制的IQ测试。很显然，跟踪随访的样本量不能设置得太大——智力前2%的样本看似不多，数量却是前1%的两倍。再说，选的人多了，难免碰到有些孩子最终江郎才尽的情况。干脆就选择那些精华中的精华吧！

于是，这项研究最终选择了1528名最最聪明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1岁左右。用“聪明”这个词，其实有点对不起他们的实力：这群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51，其中77位IQ值甚至高达177~200。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还要不断参与各种类型的测试和考量，直至人到中年。

这些测试的结果最终汇集成了鸿篇巨著《天才的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这个大部头在1925~1959年期间出版了五卷，可惜特曼在最后一卷尚未出版前就去世了。直到今天，这群智商超高的“特曼人”中健在的一小群人，还在被继续研究着。

研究带来了“坏消息”：没有一个被选中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天才。他们非凡的智慧最终流向了“相对平凡”的事业，例如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等。其中的两位，机缘巧合地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特聘教授，并最终接管了这项他们自己也是被跟踪对象的长寿研究。这两位教授分别是Robert R. Sears和Lee Cronbach——这两个名字显然不能算家喻户晓。

更意料之外的是，许多特曼人甚至没能在任何脑力活动中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些相对的“失败者”，大学毕业率或者取得职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的概率要远低得多，最终从事不需要任何高等学位的职业，概率却远高得多。

当然，以上描述的都是男性特曼人。上个世纪初的女性，无论多聪明，大多注定成为家庭主妇。甚至智商超过180分的那部分女性，也不是全部选择追求事业。将她们考虑在内是不公平的。总之，成功者和不成功者之间的决定性差异无论是什么，反正不是智商。

“学渣”的逆袭

不过，故事没有到此为止。在数量庞大的“差生”（那些IQ得分不够跻身特曼人行列的孩子）中，至少有两位获得了比聪明的特曼人更高的声望。

他们中的一位Luis Walter Alvarez生于旧金山。他在10岁左右的时候参加了测试，却因得分过低而没能成为特曼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25岁时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Alvarez利用液氢气泡室进行基本粒子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相比之下，没有任何特曼人获得过任何诺奖。

两人中的另一位William Shockley也在被“特曼”群体拒之门外后，于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Shockley比Alvarez年长一岁，在斯坦福附近的Palo Alto长大。尽管他在特曼的IQ测试中表现得不够天才水准，但他最终分别在著名学府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后来他加入贝尔实验室，开始寻找合适的固态材料，以便取代当时统治电子元件的玻璃真空管。最终的研究成果，正是晶体管。

△Alvarez（左）与Shockley（图片来源于网络）

实际上，Alvarez和Shockley的故事在诺贝尔奖得主群体中并不罕见——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以及研究量子物理路径积分的理查德·费曼，都曾因IQ得分不够而被专收“天才”的门萨协会拒之门外。

智商的傻瓜式算法

在那个年代，“智商”确实就是“智力的商值”，也即一个孩子的心智年龄除以他/她的实际年龄，再乘以100。举个例子，如果一个5岁的孩子能够在针对10岁孩子的任务中表现良好，其智商值就是（10÷5）×100=200。就这么简单粗暴。

△如今的智商“跑分”则是根据各年龄段智商测试的正态分布来评定，与平均智商（IQ=100）每个标准差相当于15分（图片来源：维基共享）

特曼将这种算法应用到他的英雄之一，历史上首个对“天才”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身上。

年幼的高尔顿曾经给他的姐姐写过一封短短的信：“我今年四岁。我能阅读任何英语书籍。我可以念出任何拉丁语实词、形容词和主动动词，外加52行拉丁语诗。我能算出任何加法题的答案，还会以2、3、4、5、6、7、8、[9]、10、[11]为系数的乘法。我知道怎么兑换便士和先令。我会读一点点法语，也知道钟表指示的时间。”

这封信里数字9的位置被橡皮擦破了，数字11的位置则用贴纸这种更好的办法盖住，从文中去掉。年幼的高尔顿显然意识到自己言过其实了，但具备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心智年龄更高的证据。那么，4岁孩子的正常表现应该是怎样的呢？很简单：能道出自己的性别；能分辨放在面前的钥匙、小刀和硬币；能立即复述刚刚听到的三个数字，能比较眼前的两条线——就这么多。通过类似这种的传记证据，特曼判断高尔顿的智商接近200，因为他的心智年龄几乎是他实际年龄的两倍。

天才排座次

特曼开启他那项聪明孩子的研究多年后，一位名叫Catharine Cox的研究生加入了他的团队。由于特曼的研究基本已经固定成型，她发现很难从其中分出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材。于是Cox尝试了一个大胆的另类方案：她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为什么不干脆找一批“成人组”天才，然后通过历史资料来回溯他们童年、青春期时的IQ呢？

列出一份“天才清单”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Cox找到了一个已发表的现成名单，并从中挑选出最著名的一些人。最终，Cox列出了历史上的192个创新者和109个领导者。这个样本里包括近代西方文明史上最有头有脸的人物，创新者包括牛顿、卢梭、塞万提斯、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领导者包括拿破仑、纳尔逊中将、林肯和马丁路德——所有这些人今天都有超长的维基百科条目。

列出清单容易，但要估算所有301位天才的IQ可不简单——乍一看这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幸而特曼在发明“斯坦福－比奈”测试的一年之后，就发现了IQ值能够根据人物传记进行估算。

Cox决定对她的301位天才使用同样的评估方案，并进一步对方案实施了改进，例如：通过多个传记来源，整合出研究对象更详细的人生轨迹；邀请独立的评估人通过这些传记进行IQ估算。

所有301位天才，此前都已经根据引用文献的数量多寡，进行过影响力高低的排行——法国皇帝拿破仑高居榜首，而英国女作家哈丽特·马蒂诺则不幸垫底。Cox根据这个排行，很快计算出：人物的成就与其IQ有统计意义上的关联性，而且这种关联即便在对数据可靠性（有些传记内容不那么可信）进行校正后依然成立。

她在1926年首次展示这一结论后，这种正相关性又被其他人重复证实了多次。看来，取得的成就和非凡的智力还是有联系的。所以特曼最初的设想又没有错了？非也——四个问题给该结论泼了冷水。

☞问题1：智商与成就关联远远谈不上“巨大”

智商和人物成就的关联性，不仅谈不上“巨大”，甚至连“大”也没有。多数统计学家会将这一关联性描述为“中等”。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例外情况的发生还有大量的余地：特别高的成就可能对应低于平均的IQ，特别高的IQ也可能对应着泯然众人的命运。前者已经举过例子，后一种情况呢？威尼斯历史学家Paolo Sarpi会是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他的智商据估算高达195，在301人中名列前茅，但他的影响力在排行榜中仅在第242名，位于最低的20%部分。

另外，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美国人Marilyn vos Savant。她曾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IQ值的保持者。据说，她10岁那年参与了经过修改的斯坦福-比奈测试，并取得了满分。如何将斯坦福-比奈测试中的表现转化为具体的IQ数值，目前还有一些争论。即便如此，要说Savant比最聪明的特曼人、Cox的所有301位天才智商还高，恐怕没人会有异议。但她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因超高智商而出名，仅此而已。

△Savant与丈夫Robert Jarvik。后者是著名的人造心脏原型机Jarvik-7的发明人（来源于网络）

Savant倒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声望，在《大观》杂志开设了周日专栏“问问Marilyn”。但这个专栏显然没法和《堂吉诃德》、日心说等“低智商成就”相提并论。高到溢出的IQ值并没能给Savant带来任何创作上的优势。

☞问题2：过高智商妨碍领导力

有些领域的从业者取得更高成就，对智商的强调远没有其他领域那么高。最明显的是，那些著名的领导者，IQ值平均而言远低于那些著名的创造者。这其中，军队统领（将军或元帅）的IQ值低得更加明显，在Cox的301人名单中，他们的智商均值比其他群体低了20分。最负盛名的军人当然是拿破仑，但他IQ的最高估值也只有145分，这种成绩放到特曼人群体中，是属于比较笨的。

△“在政治中，愚蠢不会拖你的后腿。”——拿破仑（来源于网络）

有些时候，过高的智商甚至会妨碍领导力。领导者要成为“人民之子（或之女）”，常常意味着心智上也要与大众距离更接近。在这些情况下，亲和力比能力重要得多。这些研究的结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天才”这个名号常常被加在杰出创造者，而不是伟大领导者的头上。领导者更多地展现出魅力，而创造者更多地表现出天才。

☞问题3：“坚韧”比智商更重要

IQ与人生成就的关联性低到了什么程度？低到了就算二者真存在关联，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可能盖过IQ。除了评估301位天才的智商，Cox还从中筛选了100位人物传记信息最为详尽的天才，并对这些人的67项个性特征进行打分。她发现，与动机、志向相关的性格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其中“坚持”鹤立鸡群。按她的话说：“高智力加上最高级别的坚持，能够达到的成就远胜于最高级别的智力加上不那么高的坚持。”

△“轻易做到他人难以做到的，是天赋；做到靠天赋难以做到的，是天才。”——瑞士哲学家埃米尔（来源于网络）

也就是说，那些高成就者最初常常不被抱以太多希望，但单凭他们的IQ做出判断往往是种低估。“天生我才”并不只有智力，还包括动力和毅力——或者按照某些当代心理学家的说法，“坚韧”（Grit）。

☞问题4：评估方式不同

Cox造假了！虽然她不是故意的，但确在事实上构成造假了。她估算出的IQ分数，不能与特曼的IQ分数放在一起——它们大部分情况下评估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

一方面，“斯坦福-比奈”测试的是孩子对基本认知能力的获得与发展程度，这些能力包括了记忆、推理以及“读、写、算”等基础的学术技能。这些能力本身没啥“天才”可言，几乎所有人到年满18岁的时候，都理应掌握所有这些能力。真正让一些孩子显得更“天才”的，是他们获得这些能力的速度。一个智商200的5岁孩子，虽然不知如何就获得了普通孩子10岁才能掌握的能力，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另一方面，Cox的所谓“IQ评估”，常常基于一些成年人中也凤毛麟角的超凡表现。

☞问题5：明智选择天才之路

在大多数词典中，“天才”这个词条下都有多种解读——获得140以上的IQ得分只是其中之一。《美国传统字典》中还给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先天具有某种崇高的智能，常被冠予那些在艺术、思考或实践中被视为最杰出者；在视觉创造、原创思维、发明或发现方面有本能式的非凡能力。”这个解释放到Cox精挑细选的顶尖创造者身上十分恰当，但与特曼发掘出的1500来个小神童却格格不入。

所以，如果你有在IQ测试中取得140分以上的能力，放手去测吧——在2岁时进行测试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2岁孩子达到3岁水平并不太难。这么一来，你在蹒跚学步的年纪就能到达人生的巅峰，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沉浸在“天才”的优越感之中。

然而，如果你不幸在多次尝试后依旧落榜，也没有必要陷入绝望。你在“艺术、思考或实践”领域中仍然有其他的选择，在“视觉创造、原创思维、发明或发现”方面还有获得成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