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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梦媛 （原创） “竞争者之间努力将对方挤出就业市场的这种对抗，迫使每个人都力图带着某种程度的严谨来开展自己的工作”——亚当·斯密 评论“牛津大学很糟”的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句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形象：
自由市场经济领域的人们大概没有不知道亚当·斯密的。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波折离奇之处，为人善良，没有多少书信遗留，没有八卦，阅读和思考是头等大事，友谊、他人的帮助以及家庭的支持是生命中最引人注目的点。 大可把斯密的一生看做是一部精英养成记，在那个时代，怎样的生活氛围和教育体系培养了这位“经济学之父”？ 1/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苏格兰的福斯河发源于中部高山地区，向东流经首都爱丁堡，经过港口城市柯科迪后注入北海。柯科迪的意思是“在坚硬山上的城堡”，因其可以鸟瞰整个海湾，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军事防御要地。这个小镇有一条自西向东的主街，环抱着海岸，海岸旁是带着露天楼梯的建筑，铺设的“荷兰式平面砖”极具特色。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这条主街上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柯科迪地区的海关官员，曾任律师、劳顿伯爵三世休·坎贝尔的私人秘书，以及苏格兰政府的两位秘书之一。老斯密在亚当·斯密出生前的几个月就去世了，他在遗嘱中指定了很多人作为斯密的“导师和保护人”，其中包括乡绅、教育者、专业人才和亲戚，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早一代的拥护者，这些监管人对斯密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是老斯密的第二任妻子，名门望族之后，她小心照料着这个体弱多病的遗腹子，用通情达理与大智慧引导其成为杰出的学者，在她长寿的一生中，一直让斯密享有一种安稳的生活。坚强的母亲、亲密的亲属关系和美好的友谊满足了斯密对安全感的诉求，抹淡了父亲去世可能造成的心理阴影。斯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寡母相依，侍母至孝，终身未娶。 亚当·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 这位杰出的学者曾经差点成为流浪的吉普赛人。三岁时，斯密曾被四处游走的吉普赛人掳走，他的叔叔从经过的流浪汉那里得知了吉普赛人的行踪，追上了他们，救回了斯密。幼儿时期这次有惊无险的劫持，算得上斯密本人生命中最大的跌宕起伏了。他的传记作家们常常苦恼于他安稳的人生，毕竟读者们总希望伟人的生命是波澜壮阔的，不苦其心志，如何天将降大任？但斯密留给后人考究的，真的没有花边新闻，只有学术。 1688年英格兰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推翻，逃亡到法国后，他一直致力于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夺回王位，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也有詹姆斯的拥趸。斯密出生前不久，苏格兰刚刚因为二世党人的夺权出现流血战争，他父亲所支持的新教徒辉格党一方获胜，斯密后来总结这场斗争说，“我们的祖先撵走了罗马教皇和觊觎王位者，保卫了我们行使个人判断的珍贵权力。”这或许是斯密关于“自然自由”的最早启蒙，“自由”贯穿于他学说的始终。 1688年英格兰发生“光荣革命” 斯密出生的时候，苏格兰普及“小学校”教育模式。作为全国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小学校”使全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读写能力。斯密就读的这所“小学校”叫作柯科迪市立学校，学校课程的设置可以与首都爱丁堡中学相提并论：训练英语表达，修习拉丁文，教授初级希腊文知识等等。 柯科迪的古典学老师托马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描绘了传统课堂上学生们所受的待遇，“他们填鸭式地往我们的脑袋里塞进不计其数的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把这美其名曰为促进我们的成长”。与此截然相反，斯密在柯科迪接受的教育是实用而精致的，这使他热爱经典著作，善于文字表达，对历史文化有深厚兴趣。 成年后斯密回忆说，“上学时期是小孩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在柯科迪接受教育是幸运的。我从小便有‘在独处和无人陪伴时喃喃自语’的习惯，这个习惯陪伴了我一生，而这个习惯在柯科迪时只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并没有遭到揶揄和挖苦。”斯密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天赋，以及超强的记忆力，还使他赢得了尊重。他慷慨大度且平和的脾气也使同学和老师对他怀有好感。 关于这种平和大度的脾气的养成，斯密曾说，童年时期的小孩在情感表达上都是很强烈的，成年人如果想要使小孩平和，就需要用另一种同样剧烈的情感来对抗。但在柯科迪学校，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老师们不需要斥责学生，因为学生是自律的。这种自律的形成，是因为小男孩们都希望获得同伴的赞赏和认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愤怒和其他激情，学会超越感情的纪律。在小学时，斯密已经学会了自我管理和克制。 除了学校教育，早期柯科迪的生活也给斯密以经济学的启蒙。 他喜欢四处散步，在村庄里，可以看到那些互相分工合作的不满20岁的工人们，比独自承担全部铸铁任务的铁匠，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钉子。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倡分工合作，认为它有益于高效生产。 1736年有一个大新闻，一个名叫威尔逊的“自由贸易者”被捕，因为他企图劫持一艘征税船以弥补自己在走私中的损失，被捕后他企图从监狱逃跑，但失败了，而后在监狱教堂的祷告中，他又一次试图逃跑。城市守卫队的上尉命令部下开枪打死了他。这一场景被斯密的好朋友看见了，斯密也很快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了细节。八个月后，有人抓住上尉，并在威尔逊被打死的地方吊死了他，以此来表达对威尔逊所反抗的税收体系的不满。在《国富论》中斯密讲述了这个故事，并用专门的篇幅论述了国家税收的规则，认为不好的税收体制会妨碍经济的进步。 2/两所大学 1737年，在柯科迪的中学生活结束了，14岁的斯密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就读。 爱丁堡大学本是斯密接受大学教育的不错选择，因为它在法律、神学和医学等方面有不错的成就，而且爱丁堡就在柯科迪的西南边，隔岸相望，格拉斯哥却在稍远的西海岸。但斯密认为首都爱丁堡是放荡和罪恶的地方，距离稍远的格拉斯哥大学却弥漫着敢于质疑的精神和广泛学习的热情。 对于斯密的选择，家人是赞同的。除了斯密自己思量的原因外，还因为斯密的父亲曾是格拉斯哥的议员以及坎贝尔伯爵的私人秘书，借助曾经的关系以及坎贝尔家族的地方势力，或许能为斯密的未来发展提供便利。 斯密终生对格拉斯哥大学推崇备至，在他晚年，他把自己的继承人大卫·道格拉斯也送到了这所大学就读，他也曾建议自己的学生波切斯特男爵把儿子送到那儿去。 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位于一个小山谷的河畔，风景优美，这里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斯密在此就读期间大学里已经开始讲授各种启蒙思想了。这座城市同时也是商业之都，“无论就其组织还是贸易而言，都是苏格兰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居民都是贸易商和商人。”启蒙的思想加上商业的社会氛围，使斯密对伦理学、地方政治和经济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思考。 柯科迪和格拉斯哥都是港口城市，但有不同的境遇。汉诺威王朝入主苏格兰后便与英格兰联合，这使东海岸的贸易减少，再加上法国战争期间武装民船对过往船只的骚扰，使得柯科迪的地位逐渐下降，港口大量船只闲置。与之相反，西边的格拉斯哥由于参与了跨大西洋的贸易，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两座城市之间的反差使斯密很早就开始思考全球贸易的问题。 格拉斯哥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美洲殖民地的巨大牺牲，以及全球“大三角”贸易带动的残忍的黑奴贩卖。斯密公开谴责英国殖民体系中的这种经济掠夺是对“人类最为神圣的权利，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他从伦理学的角度谴责奴隶制度，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明奴隶制的无用性。 在格拉斯哥，知识总是这样紧密的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和牛津非常的不同，斯密认为，牛津是一个由老师们组成的封闭团体，在那里学术显得无用而可笑。 1740年，斯密获得第一笔斯内尔奖学金，于是他骑着马穿过整个英格兰腹地，从北走到南去牛津求学，一路上有机会目睹英国经济的发展。他观察了利兹和哈利法克斯的毛纺织业，谢菲尔德、伯明翰和伍尔夫汉普顿的金属加工业。他发现心灵手巧的人之间所形成的相互竞争的精神，能够带来一种更令人满足的生活水平。这与斯密一直强调的充分自由竞争是一致的。 在格拉斯哥时，斯密最敢兴趣的是科学和数学，他本希望在牛津精进学业，但其就读期间的牛津却恰巧在衰颓期。他多次指责该校的教育是落伍的，老师散漫渎职、误人子弟，绝大多数的教授已经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装一下都不愿意，学校的考试都是一些“愚弄人的”或死记硬背的问题。牛津这个学术团体“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充当庇护所，为已被世界各个角落驱赶出来的破产的体系和陈腐的偏见，提供遮蔽和保护。” 除了教学，让他更为苦恼的是学校在宗教方面要求严格，斯密说，“如果有人在牛津大学因为过度学习危害了自己的健康，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错，因为我们在牛津大学唯一要求做的正事就是每天去祈祷两次，每周讲课两次”。 强烈的求知欲无法在课堂上得到满足，斯密决定自行学习自然哲学、伦理学以及有关历史的知识。长时间的大量阅读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视，使斯密真的因为“过度学习而危害了健康”，在给母亲写的信中，他说自己患上了“根深蒂固的坏血症和脑袋颤抖症”，没有胃口、精神低迷、失眠、精神痛苦焦虑，这些症状一直持续。实际上，斯密一生都在与这些身心失调引起的疾病做斗争。 对牛津的失望，使他在后来一直鼓励学术竞争制度，例如“教师的薪酬应该由课堂上的学生数目来决定。”这在他后来任教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时实现了。 3/学优为师 不论在牛津的生活怎样，到1745年，斯密也要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了。与斯密同时代的斯内尔奖学金获得者们，绝大多数都选择进入教会工作，但斯密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教会工作没有前途，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更多成就。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苏格兰人的身份不方便进入教会。苏格兰人曾多是二世党人的支持者，信奉天主教，不像其他地区那般拥护新教，所以在爱丁堡和牛津，斯密的宗教信仰总被怀疑。 1746年，斯密回到家乡本想要成为一名私人教师，但在凯姆斯律师的劝说和鼓励下，亚当·斯密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一名教授英语写作和文学批评的教授。凯姆斯是斯密父亲曾指定的“监护人”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大法官。 当时的爱丁堡大学有一个不错的公开讲座制度，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开设一系列的公开讲座，向大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可以收取讲座费用。斯密在学校的支持下举办了公开讲座，这给斯密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益。1758年，好朋友大卫·休谟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在爱丁堡，您的讲座获得的收益超过了每年100英镑。”在当时，一个顶级教授一年的收益是150英镑。 在经济方面，斯密一直是富裕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在继承遗产后第二年便去世了，于是他获得了父亲所有的遗产。除了身为教师这几十年的收入，斯密在年老时，出任苏格兰海关税务专员，年薪600英镑，同时还享有巴克勒公爵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 斯密很支持爱丁堡大学大范围开设公开讲座，他欣赏学术市场中的竞争机制，“竞争者之间努力将对方挤出就业市场的这种对抗，迫使每个人都力图带着某种程度的严谨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和曾经在牛津大学遇到的老师们消极怠工的情形相对比，这种自由竞争让斯密觉得很有活力。 在爱丁堡讲座中获得的成功给斯密带来了很好的学术声望，这为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铺设了垫脚石。 1750年，斯密曾经的逻辑学老师约翰·劳登去世，学校决定于1751年公开选举这一教席的继任者，评判候选人资质的形式是提交一篇《论观念的起源》的文章。年初，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校务委员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他凭此“获得了所有成员郑重的接纳”。向当地长老会签署了信仰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声明，以及完成了格拉斯哥大学“惯例的效忠宣誓”后，他回到了母校格拉斯哥成为一名教授。 斯密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法学等多门课程，在课堂上传播法国启蒙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格拉斯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 格拉斯哥为斯密提供了施展自己的舞台，他的课听众如云，在按听课学生数量收费的制度下，斯密每年收到的听课费高达1500英镑。成为教授不久后，他便在教授大院内享有一栋不需要支付房租的住房，他把其中的一部分租给富裕的学生，收取房租。1787年，斯密还被选举为格拉斯大学的名誉校长。
在此期间，他将逻辑课上有关道德的讲稿整理出版为《道德情操论》，这成为他在著作上的第一次成功。 《道德情操论》阐述了人们如何才能具有辨别是非的道德观，斯密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人们要将自己放在公正的旁观者的立场上，这样在判断事物时才能不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更能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这种客观公正的立场能督促人们在行事的时候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 《道德情操论》即使不能被称作是一本绝对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毫无疑问也是一本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所接受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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