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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圣同盟”作为一种国际治理的尝试，留给后人的启示值得探究。其中重要的是：大国之间能否达成共识是关键，否则他们的合作是脆弱的。除此之外，为了保障国际合作的长期稳定，建立国际组织更为必要。 1814年，聚集在维也纳的欧洲反法联盟四大战胜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正在锣密鼓地谋划如何构建一个战后稳定的欧洲秩序。在追求这一共同目标时，四强各有其欣喜和担忧。英国显然意在恢复昔日欧洲均势的同时，继续扩大它在全球范围的贸易。俄国首次被正式接纳为欧洲强国，若发生类似法国革命风暴，显然愿意继续充当镇压的“欧洲宪兵”。普鲁士统治家族则因在拿破仑时期几乎遭到灭门之辱，此时军方的最大愿望就是报复。相比之下，哈布斯堡王朝不仅恢复了其传统的大国地位，更是坚持以奥地利帝国的身份参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 然而，奥地利人的欣喜难以掩饰其内心的忧虑。在历经了18世纪的持续战乱与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的破坏后，这个中欧帝国囊括了欧洲最多的民族与宗教派系，而且在地缘意义上属于典型的“领土聚合体”。其弱点从梅特涅的担忧中明显地流露出来，即使“奥地利在它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干涉，例如，镇压民族革命，它也需要得到外部的实际支持”。因此，在1815年后的欧洲舞台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会像奥地利那样在渴望权势的同时，高度关注国际秩序的稳定及其与左右邻国的关系。而导致奥地利统治精英忧虑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国的地缘位置与其相对脆弱的综合国力。
为了弥补上述弱点，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1821-1848）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外交才智，让哈布斯堡王朝再现辉煌。为此，他为奥地利帝国设计了对外关系中的结盟战略：通过与俄国和普鲁士结盟来确保中欧稳定的同时，阻止俄普两国密谋，目的就是防止维也纳在欧洲的政治角逐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奥地利的同盟政治——神圣同盟（1815-1848） “神圣同盟”是由当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起的，并得到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赞同。1815年9月26日，通过签署《神圣同盟宣言》，三大保守君主向世人表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族的三个分支——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将情同手足般地相互提携”。显然，这一国际同盟意在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并严酷地镇压各国革命。后来包括法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君主纷纷加盟，甚至英国也予以赞同。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巨擘恩格斯则犀利地指出，“神圣同盟是所有欧洲的君主在沙俄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政治阴谋，对外就是维护维也纳体系与维护反对的君主专制政治秩序的君主互助同盟。” 就外交而言，“神圣同盟”的保守特点，主要表现在维护战时反霸同盟以及维护战后欧洲现状。这正是奥地利帝国所企望的。为此，1833年9-10月梅特涅推动了三个相关的主要协议： 一、奥俄两国意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现状的协议。它规定假如那里出现必须采取行动的局面，奥俄双方要在协商之后采取共同行动； 二、奥俄两国在波兰问题上达成共识，承诺共同镇压任何形式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 三、奥俄普三国甚至拒绝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定的“不干涉”原则，即如果有独立国家的君主要求外来援助，三国将根据“基督教神之意予以必要的干涉”。 从地缘政治上讲，当时梅特涅最担心的是法国革命思想的传播、奥斯曼帝国的脆弱以及波兰问题，因为这些是欧洲稳定体系的软肋，所以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前，他极力推动“神圣同盟”目的就是要借助保守同盟之力，把法国的潜在威胁以及各民族革命“绞杀”在萌芽之中。
凡罗拿会议(1822)的讽刺漫画，在此次会议上，梅特涅告知欧洲大国的君主们，是欧洲的城市暴民而非在座争吵的彼此，才是欧洲君主们的主要敌人。 毋庸置疑，梅特涅同时会尽一切可能通过“正统主义”约束沙俄充当欧洲宪兵的野心。虽然奥地利希望俄国在镇压革命方面予以必要的援助，但是他深知，这位沙皇热衷于单边行动，况且俄国人的天性，往往是一旦开动战车，就很难找到扩张的终点。因此，神圣同盟的作用诚如后来基辛格描述的那样，“三个保守的君主同意联合镇压革命，与此同时相互承诺采取集体行动。这实际上赋予了奥地利某种合法的否决权。”尽管梅特涅为了奥地利帝国的安危招来了不少的骂名，但他还是尽了一个臣子的“责任”。不过，他错误地判断了时代的潮流。当1848年欧洲革命再次冲击整个旧秩序时，这位奥地利老臣选择了对抗，并最终逃亡天涯。至此，他致力一生的保守政策以及“神圣同盟”，也随之名存实亡。 作为“维也纳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梅特涅在欧洲推行的“正统主义”，和以“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一直是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议题。汉斯 · 摩根索写道，“神圣同盟”作为一种国际治理的尝试，留给后人的启示值得探究。其中重要的是：大国之间能否达成共识是关键，否则他们的合作是脆弱的。除此之外，为了保障国际合作的长期稳定，建立国际组织更为必要。20世纪的国联与至今存在的联合国，在组织架构上均有神圣同盟的影子，确立大国的主导地位就是来自它的经验与教训。 奥地利帝国的孤独岁月（1848-1866） 严格地讲，1848年的欧洲革命并没有让“神圣同盟”彻底消亡。欧洲的民族主义及各种社会思想纷纷出现，让梅特涅时代的保守思想毫无抵抗之力。况且，奥地利帝国缺少的就是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其唯一的纽带，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正统”。只是在对外关系中，奥地利尚能得到沙俄的支持。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间的支持都是相互的。奥地利需要俄国支持镇压本国或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社会革命，而沙俄同样需要奥地利和普鲁士协助它与英法等国进行权力角逐。因此，“神圣同盟”对三个保守君主来说，意味着欧洲的团结。但这一虚幻的情景，很快受到不安的、野心勃勃的路易·拿破仑（即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挑战。他与此时渴望稳定的奥地利及其他多数国家领导人不同，并且曾对英国驻法大使坦陈，法国人民难以接受如此压迫性的维也纳体系。俄国深知法国的危险，并警告奥普等国，拿破仑三世是一个追求绝对权力且无视原则的政客。只有“神圣同盟”联合起来，才能够阻止他铤而走险。
外交上，俄国的信心来自与奥普两国的关系，以及三国的保守意识形态。可是在后来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普两国却出于各自的理由宣布中立。普鲁士在这场角逐中几乎没有利益得失；而奥地利却有太多的利益得失与陷阱缠身。如果奥地利根据同盟的约定加入俄国一方，法国就会借机削弱它在意大利的既得利益。1853年，法国外交部长对意大利的“长时间”访问，已经暴露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图。可是，如果奥地利因故未能履行对俄国的支持，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最好的结果是通过调解来息事宁人。1853年，奥地利提出“维也纳照会”就是为此目的。当这一尝试失败后，它又提出，履行“神圣同盟”的唯一条件，是普鲁士正式承诺，在与英法两国的对抗中始终与俄奥为伍。对此，普鲁士国王在华沙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上予以拒绝。尽管如此，当1854年1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沙皇只是要求奥普两国保持“武装中立”，因为他相信随着战争的深化，“神圣同盟”会以传统的军事同盟形式出现。 然而，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沙皇期待的那样，俄国不仅被迫接受了严厉的停火条件，而且让“神圣同盟”不复存在。虽然最后的和谈条件是基于当年的“维也纳四原则”，但此时奥地利绝非扮演着和谈的主导角色。实际上，奥地利不久就陷入了外交孤立：英法两国不会让在战时毫无贡献的奥地利得到任何胜利者的光环，而沙俄对奥地利的背弃比对普鲁士的胆怯更加怀恨在心。同时，普鲁士从未放弃过与奥地利在德意志国家中争夺领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随后的意大利统一战争与普奥战争期间，俄国政府对于奥地利的困境袖手旁观。显然，“克里米亚战争”给中欧地区带来了近代史上最深远的地缘影响——意大利统一战争与德国统一战争。 更令人尴尬的是，奥地利似乎在重犯一种历史通病：人们总是从自己过去的错误中学会犯更大的错误。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大失误是优柔寡断，而面对意大利统一战争以及普奥两强角逐时，哈布斯堡王朝决定为了命运、利益与荣耀，选择放手一搏。结果是，前者导致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它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被迫割地求和，后者产生的《布拉格条约》，则标志着奥地利正式退出在德语国家中的霸权争夺。面对这些新的客观变化，奥地利却无法改变它那脆弱的地缘环境与纷杂的民族问题。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奥地利帝国何去何从，一直也是困扰欧洲政治的问题。
奥地利帝国走向最终解体（1866-1918） 毋庸置疑，奥地利或曰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能接受在中欧地区、特别是德语国家中的二流地位，实属不易。即使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维也纳的统治精英虽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最终他们接受了现实：随着德国的统一完成，欧洲的霸权开始从巴黎转移到了柏林。与此同时，面对俄国对巴尔干斯拉夫民族运动的支持，以及与新兴的意大利在权益上的纠纷，奥地利亟待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支持它。德奥同盟时代开始于1879年7月，该同盟主要针对的是俄国，属于典型的防御性同盟。即当德奥两国中的任何一方与其他某个大国进入战争状态时，另一盟友需要保持友好中立。 奥地利决定与德国结盟出于下列考虑：其一，奥地利在欧洲六强中的综合国力（如钢铁、煤炭与纺织产量）只是比意大利略强一些。例如，在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时代，大国的一个硬性指标是“你有多少海外殖民地？”甚至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欧洲二流国家，也多少拥有一些海外领地。然而，奥地利是唯一没有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大国”。其二，奥地利认为在提升科技与生产能力的过程中，德国是最可靠与捷近的投资方。其三，奥地利对外领土扩张或渴望保存的地区是日趋紧张的巴尔干，而能够真正支持奥地利的国家只有德国。当然，基辛格等人认为，这一结果并不是由奥地利的外交努力使然，而是因为俾斯麦退职后，德国政府在追求“世界政策”时陷入了外交孤立的困境中。特别是当威廉二世轻率地废除了与俄国再保险条约后，选择奥地利作为德国的盟友显得更为迫切，毕竟衰落的奥地利仍然不失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大国。 在短短的数年间，曾经辉煌的奥地利帝国，接受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领导，这一现实说明奥地利是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即担心俄国从侧翼包围自己。因此，维也纳必须依靠德国强有力的支持。1908年德奥两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的合作结果，明显地鼓励了奥地利决定在巴尔干放手一搏，同时德国准备对其盟友予以“无条件”的支持。这一政策完全有悖于当年俾斯麦严格遵守的“有限责任”这一同盟底线。实际上，作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欧洲大国，德国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正是在德国这个唯一盟友的全力支持下，奥地利坚持认为，在巴尔干危机中任何妥协无异于“自愿放弃其传统的欧洲大国地位”。 除了奥地利帝国的地缘环境，在当时民族国家盛行的欧洲，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时代，奥地利帝国境内共存着诸多民族的“反常现象”也决定了奥地利的外交政策。这样，骄傲的哈布斯堡王朝抱着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走进了欧洲大战，但是四年后的结果却是整个奥地利帝国的终结。 （本文系王黎教授在“战略圆桌”第四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经作者审阅刊发。编辑：一行，图片来自网络。） 嘉宾介绍 王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英国阿伯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主要著作有《欧洲外交史 1494-1925》，《扩国视角下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美国外交——理念、权力与秩序》等。 the end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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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
克里米亚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