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柳森 城市，一个与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所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城市记忆。 源于那份对城市记忆的珍视与敬重，2017年，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朱伟珏教授带着学生们“回”到自己的“娘家”——父母所居住的南昌路街区，开启了一场面向100多位居民的口述史调研。 随着一篇篇带着温度的访谈问世，凭借着对南昌路街区发展问题的关切与洞察，“热心居民”朱伟珏被瑞金二路街道的干部们“相中”，成了环复兴公园—南昌路跨界自治会会长。这个“会长”虽当得还不算久，却已让长期关注社区营造问题的朱教授浮想联翩。 当下的城市更新，尤其是“老街区”的更新，如何更具活力、更接地气、更得人心？朱伟珏教授将自己的心得向《解放周一》一一道来。 2000多万人 就有2000多万种丰富性 解放周一：朱教授，听说您现在经常直接就在南昌路一带办公，并把“探索如何保持城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作为自己近阶段最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 朱伟珏：是的。我把这看成自己本学年最后的工作，也是新年第一次重要工作。新年第一周，我和“环复兴公园—南昌路跨界自治会”的同事们召开了议事会，讨论如何让南昌路沿线店家的招牌更有序、更响亮。 解放周一：从社会学者到社区自治会会长，这一身份的转换，是否让您对社区营造，尤其是现在颇受关注的老马路、老街区更新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 朱伟珏：确实如此。其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帮助我看到当下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些立足街区的城市设计得不到居民的好评？为什么一些街区微更新被居民视为“陌生的外来物”？我心中似乎慢慢找到了症结所在。我可以从如今一些街道店招、店牌的统一说起。 之前，经常有朋友和我讨论，店招、店牌这个事，做得好是商家的门面，是城市的“面子”，做得不好是美学危机，进而影响城市形象。齐整当然意味着清洁、明亮，但为什么让人感觉街道的生气和自然的美感没有了？一些城市，色块运用非常大胆鲜明，却为何并不让人感到杂乱，也没有影响街道的整体美观？ 南昌路沿途那些特色各异的小店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城市，尤其是像我们上海这种大城市，它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它所承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个丰富性和多样性实际上也是美学上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只是把街道生活场景中的这些店招、店牌简单统一起来，等于对这个空间做了一遍“格式化”。空间看上去是齐整了，但那些因为城市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而留下的丰富性没有了。这启示我们，当我们觉得一个空间太乱，觉得一些店招、店牌太乱，简单的统一和清理一定不是最好的办法。 正如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有它自己的机遇，只要有人生活在其中，就会发展出很多非常好的细节。可一旦将这些细节简单齐整化，这个城市的面目立马就模糊了。所以，无论是思考如何让店招、店牌更有序，还是希望一座街区有更清爽的视觉系统，我们对自己任何有意无意的动作，都必须慎之又慎。 尤其，当一个城市进入存量更新期以后，很多地方会在有意无意中驶入“政府立项—政府投资—专家评审—资金到位—抓紧落实”的快车道。很多项目在主观上非常努力，也抱着以较快速度使某些街景得到改良的美好愿望，但如果这件事太着急去做，太急于做完，很容易导致某种粗放。这个过程里最大的危机在于，我们把城市本身的丰富性、多样性放在怎样一个位置？ 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大量的田野调查表明，上海这个城市有2000多万人，就会产生2000多万种丰富性，尤其在历史积累更为深厚的中心城区，具体到每一个地区、区位，每一个地块、街段，每一座建筑，从看得到的城市肌理到看不到的生成逻辑，彼此截然不同，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力量更是各异。因此，对于那些特别功能化、齐整化的城市更新方式，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鼓励公众参与 是为了看到更多的“人” 解放周一：可能在很多基层工作者看来，功能化、齐整化的更新方式“快”啊。有些基层干部甚至会觉得，如果凡事动不动就要去问居民的建议，有些事情可能很久都推动不了，这可怎么办？ 朱伟珏：问不问居民意见，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你是为真正生活在这个场所中的“人”更新，还是为其他什么更新。用我们社会学中的术语来说，你是把这里看成一个空间，还是一个场所。 解放周一：看作场所和看作空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朱伟珏：所谓空间，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概念，以往在规划、建筑设计领域用得比较多。在对一个空间的设计或规划中，很少看到其中的生态，也不大关注到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的人。工作方法使然，非常在乎如何多快好省地将想法落地，以某些比较格式化的方式去统一风貌。 但在社会学领域，有“场所”这个概念。和纯粹地看到一个物理空间不同，有“场所”意识的社会学家会充分关注场所中的人，考虑到人的习性，考虑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们眼中，场所里除了物，还有记忆、情感，有人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有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由此反观，为何我们现在有些建筑、有些设计让人觉得脱离当地居民的生活，有些更新让当地一下子没有了原本的生气，也就是上海人俗称的“市井气”？问题就出在，一些更新项目的推动者、设计者只是把一些社区、街区看成了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然后根据长宽高来设计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忽视了，这里有一个社会。 一个好的设计，一个看得到人、看得到社会的设计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不断去加深了解、不断去磨合，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有所不同。 解放周一：在社会治理或者社区营造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积极地去应对上述这些问题？ 朱伟珏：其中最大的一个要点恐怕就是公众参与。所谓公众参与，其实要强调的，就是除了政府、专家以外，我们所有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的民众，也有权利去对自己的空间、场所进行把握。站在政府的角度，意味着要多听各方的意见，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包括我们社会学家的意见都可以听一些。最后经过充分讨论的东西一定更接地气。 以自治会最近在关注的店招、店牌问题为例，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街道层面达成的共识是出导则，而不直接出手干预。店招牌的材料必须是轻质、环保的，不能做得太大，不能有危险性，然后，如果你比较低调，不做店招牌也没有关系。 我们应该理解，像南昌路沿线的这些小店的主人其实都懂审美，很多人在设计上是非常能干的，他们对自己的店像对自己的孩子般呵护备至。我们应该相信，他们一定会拿出自己的智慧，去呈现自己店内外最好的风景。 考虑到风貌的延续性，我们则建议：万一店面易主，希望后来者尽量不要大兴土木，可否稍改一下就行。这样省钱又环保。对于一些历史文物建筑，则一定要以保护为要。 当然，这些意见要想让店家们听得进去，街道方面首先得做好服务。无论何时，店家和街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需要一点一点地培育，一点一点地花时间去思考。 这样做也许会很慢。但在我看来，城市更新，尤其是对老城区的更新，步伐就应该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个人觉得，南昌路即便不动也已经很美了。很多时候，对于街景、风貌，局部去改进或完善是可以的，但如果因为“懒政”，简单推行一些格式化的做法，就会有问题。 包括我自己在南昌路做社区营造，也遇到过很多瓶颈。我收获的启示是，当我们和街道合作，一起去思考在一个街区做些什么的时候，双方之间一定要努力磨合出一个点。这个点实质上就是大家协商的结果。 情感也是凝聚力的来源 解放周一：您一直强调，您首先是南昌路的居民，对它有很深厚的情感，然后才是一个社区营造的践行者。 朱伟珏：没错。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如果我对南昌路没有那么热爱的话，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在社区里面推动共治，其中一定是有认同感、有情感支撑的。这就好比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很深情的东西，否则就没有“乡愁”这种说法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南昌路的基层公务员都很喜欢看我们整理出来的口述史。然后，因为懂得，所以认同；因为认同，所以对自己在南昌路的工作更怀有敬意；因为怀有敬意，他们就放慢了脚步，对工作既投入又审慎。 在南昌路的工作，我会10年、20年地做下去，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治理案例慢慢做，一个弄堂一个弄堂地做。 解放周一：听说情感研究是近年来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新趋势。从情感角度理解城市，可以给当下的城市更新提供哪些新的视角？ 朱伟珏：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里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越来越多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者发现，在城市、在社区，越来越无法忽略情感的重要性。尤其，情感是建立人与人之间联结的关键要素。 我的学术伙伴、法国学者罗兰教授曾分享过一个来自法国里昂的案例。每个月大概都有一个周末，在里昂广场，有一处跳舞的地方，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其中。这件事一开始是公益组织的创意，希望能促进社会平等，让不同阶层的群体可以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他们做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个想法真的实现了。 当人们在一起跳舞的那一刻，不管你本来是法国人，是一个移民二代，还是一个叙利亚难民，都能在这个共舞的过程中，产生一种类似法国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所强调的“团结”的情感体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人们团结在一起时，这个城市是有爱、有温度的。这背后的道理在我们推动公众参与社区共治的过程中同样适用。 受此启发，我们也曾设想在南昌路搞一个街区艺术节，鼓励当地居民、老人、白领、沿途商家共同参与。让大家感受一下，公共空间中不只有价值、利益、功能，还有信任、情感的流动。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整个区域的人更好地团结在一起。相信有了这样的情感基础，我们未来的社区营造、城市设计一定会更走心、更接地气。 如今很多街区都会设置一些电子液晶触屏，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依托。这块触屏上播放什么内容非常重要，我也建议街道层面一定要精心策划。比如，除了惯常的南昌路沿途文化名人介绍、特色商家介绍，我们还可以针对南昌路本身的特点，制作它的文化短片。可以是曾经的历史与生活方式介绍，也可以是社区中某位老奶奶的故事、她生活的建筑、她擅长的手艺，等等。这些内容可以以某种恰当的比例，作为推广南昌路的内容，和商业广告一起呈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这是团结南昌路上所有居民、店家、社群的一种方式。 作为社区管理者，你想去团结别人，就一定要考虑他的需求，同时给予他一些新的东西。有服务，被服务者才会愿意跟你交流。良性沟通形成了，社区凝聚力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链接◇ 纽约城市更新：回潮还是变革 ■钟晓华 回到最初的“城市更新”概念，多数是指城市衰退时的土地再开发。在美国，19世纪末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以及20世纪50、60年代的战后重建，是其中两个重要的高峰时点。 纽约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始于后者，后来又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谷底，以及1992年之后新的高潮。进入21世纪后的更新则与其他全球城市有了更多共性甚至直接关联。 “联邦推土机”：1949-1974 纽约的城市更新历程，最为著名的应该是1949年开始的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支持的“贫民窟清除”计划。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贫民窟”标准，但大量老旧房屋、商店和街区被推倒，矛头直指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聚居的贫困社区。这个过程主要的推动者罗伯特·摩西，可谓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忠实捍卫者。 在当时的纽约，随着重工业西迁、小制造业迁至城郊，城市中的经济基础迅速衰减。工作机会、经济来源和地产投资的减少，令市中心的工人阶级街区衰败。摩西领导的当局认为，“除了大规模拆迁，没有其他拯救之策”。根据1949年《联邦住宅法》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各城市能够将联邦资金用于荒废区域的拆除和重建。整个上世纪50年代，纽约贫民窟清除委员会都在以此为名，拆除成片纽约社区。 面对当时并不怎么受制约的公共建设领域的公权力，最著名的抗争莫过于以雅各布斯为代表的草根运动。在华盛顿广场、格林尼治村、苏荷区、小意大利，有效的抗争最终使这些社区及公共空间幸免于修路修桥计划或贫民窟清除计划，不仅留下了空间遗产，也产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样经典的学术遗产。 这里无意展开具体抗争过程，但是在当时不尽完善的城市治理结构中，雅各布斯这样的先锋人物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社会决策流程的娴熟掌握、高超的社会动员技巧，并巧妙利用了政客斗争来争取绝对支持，无疑是高质量公众参与的典范。这些经验影响了日后纽约的治理创新与机制完善。 更新治理：1970-1990 上一阶段的联邦城市更新计划并没有实现所承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反而加剧了城市中的种族与阶级分化，催生了一大批评论家，其中包括第一批社会改革者和廉租住房倡导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那些作为政敌的大政府正统批评者也开始利用该计划的缺点，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议程。城市更新的物质影响可能有限，但过程经验铺垫了去中心化改革，成了赋予地方当局更大灵活性并推出康复更新计划的背景。 在1970-1990这个阶段，虽经历冷战、经济萧条，城市更新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从强人政治的叙事转向了更为多元的更新治理。 这一时期虽然仍有林肯中心这样被称为“打上冷战烙印”的更新项目，但更多的城市更新代表了多阶层、种族的纽约人所参与、博弈的复杂进程。这段关于更新政治的讨论，突出了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服务于谁的利益以及谁将控制其改造等问题。 这一时期有两项重要的城市运动，其后也留下了持续性的政策遗产。其一是20世纪70年代因拯救中央车站的运动引发的关于城市遗产保护的大讨论。此前已有大量宝贵遗产倒在推土机下。1964年，建筑师内森·席尔瓦在宾州车站的废墟上举办了一场展览，称为“失落的纽约”，后来还出版了同名书籍，相当于纽约历史建筑保护运动的圣经，促使当局签署法案，成立了地标建筑委员会。 其二是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社区花园运动。不同于20世纪30-60年代摩西时期自上而下的公园建设模式，当时正逢金融危机，许多空置和废弃的地块因市场逃离而被城市政府收回，成为新的地方性公共土地。特别是在曼哈顿下东区、地狱厨房和东哈莱姆等街区，出现了许多隙地。由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发起的社区花园运动不仅美化了空地，也因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区参与而获得城市及区政府的认可。 1978年，纽约市政府启动了“绿手指计划”以提供协助和协调，由市政总署赞助，由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社区发展块资助，社会组织负责协调城市空置的租赁土地。 更新回潮：1992-2000后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复苏，纽约和美国各大城市一样迎来了城市人口增长、城市中心区扩张的又一轮更新高潮，期间也有2011年因次贷危机而导致的停滞，但此时看来又在回暖。这次浪潮被很多学者称为战后更新的回潮、“重拾摩西梦想”。 联邦层面，数十亿美元资金用于复兴再贫困化的社区、重建中央商务区，以“为了所有人的兴建住房”计划和赋权区划倡议为代表；城市层面，继任者Bloombery的经济机会计划覆盖纽约市全部五个区，旨在实现2030年人口增长百万的目标，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野心。就连前文提到的社区花园，也因经济回暖而面临被收回再开发的危机。 但是，更新进程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波浪线的起伏与轮回。在相似的表象下，是不同的初始条件及影响因素，来自利益主体诉求更为多元理性、资本权力更为分化制衡、过程张力更为复杂突出。 在大兴土木的空间表象背后，社会力量推动下的政策创新（如社区委员会设置、小商业服务部、纽约机会倡议、公私合作的水岸开发等）并不鲜见。虽然这些政策创新根本抵挡不了资本开发逻辑，但“包容发展”被称为治理创新的原动力，并在愈发理性的抗争中由各类行动者持续实践。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城市研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