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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作《中庸》以明中，孟子明性善之充达，皆举舜以为标。孟子称舜曰：莫大乎与人为善。而《中庸》则称之曰隐恶而扬善。窃尝疑之。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毁誉，三代之直道也。好人恶人，仁者能之。今曰恶则隐焉，然则当有劝而无惩乎？孔子以乐道人之善为益者三乐之一，又以恶称人之恶为四恶之。孟子且曰：扬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是乃乡愿苟求免祸之道，岂君子居德善俗之义邪？或曰：子张曰：嘉善而矜不能。隐，犹矜也，训匿者非。或曰：《易·大有》之《象》曰：遏恶扬善。遏，犹匿也，训止者非。二说相谬，然而皆是也。矜之则不忍彰而自隐之，矜之则不肯任而必遏之，是三者固相连。不彰之，然后可以阴进其忠告，彰之，则反使彼惭怒而不能自返，是隐之正所以遏之，固不相谬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孟子》后患之言，正与此同。其次章曰：仲尼不为已甚，义可见矣。君子度己以绳，接人用抴，不念旧恶，与其进，不与其退，是所谓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者也，岂要誉之心哉？孔子所谓称人之恶，孟子所谓言人之不善，乃好翘人过者也。彰人短者，所以炫己长，自失其思齐之善，而长其自是之恶，其弊著矣。惟常求人长，则常见己短，乃相引以进于高明矣。曾子曰：君子已善，亦乐人之善。必诚好善，乃乐道人之善。取誉者取悦于人，好为浮谀，非果乐道人善，而所道亦非善也。是故真恶恶者，必不彰人之短。而诚要誉者，亦非乐道人善。是其辨在志而不在迹矣。 虽然，此犹止论自修信反之义，而未及于长善化民之义也。夫隐恶者岂独全一人之耻哉？扬善者岂独成一人之美哉？隐恶而扬善者，圣贤化天下之大用也。反其道则乱，此不必深辨其志，惟论其迹，而利害之效已昭然矣。吾观末世之俗而后知之，请得而详论焉。 夫劝之与惩，固有轻重矣。人心必有所托。所托而非，必以是者代之。若去非而无以代之，欲其空无所托也难矣。此固言心理者所共证也。欲禁子弟之嬉游，而不引之于乐学兴艺；恐子弟之遇淫朋，而不为之择良友，此暗于心理之病也。然则欲止恶者必先导善，善生则恶自止。若徒止恶而不导善，则恶终当复，即使不复，亦止于不恶而已，不能进于善也；有所不为而已，不能有所为也。况乎徒禁其身，不能禁其心，恶根固在乎。言节制而不言充达，荀子之不如孟子也。能禁人为恶而不能使人为善，法家之不如儒家也。 董仲舒尝言天道暖燠常多，清寒常少，德教之与刑罚犹此。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论似迂而实精。义统于仁，吾尝辨之矣。老子称报怨以德，而孔子曰以直，世以此为老、孔之殊。然子思子亦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盖孔子之言，常世之义也。老子之言，则至人之量也。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好善之心过于恶恶，其直亦何非德乎？天备四时，生多而杀少杀以成生。圣人备四气，亦怒少而喜多，恶以成好，岂有所偏哉？然则劝也者，主也。惩也者，宾也。所以惩恶者，固欲其向善，使之去彼而就此也。岂独使之有所去而无所就哉？ 孔子曰：出而名不章，友之过也。吾尝疑之，友以辅仁，切切偲偲，岂以标榜名誉为职邪？互相标榜，又岂学者之利邪？及观于史迹，察于时风，而后知圣言固有深意矣。盖标榜之过，乃在其所标之非诚善，而又每与党同伐异相联故耳。若惟论标榜，则其过固不敌其功也。东汉之末，盛行名誉之风，士以宏奖为能，乃多矫伪之习。当时识者如荀仲豫、徐伟长皆著论痛言其弊，而后世亦以为戒。然综观古今行谊之盛，士风之美，卒无过乎东汉者，赵宋足以几之，亦北宋诸公宏奖之力也。夫岂无过誉，然其利于众也岂浅尠哉。 善夫贺子翼之论谤誉也，不以一身之祸福、德之厚薄为言，而独以风俗为说。其言曰：君子乐人以君子相誉，犹之小人乐人以小人相谤也。乐人以君子相誉，欲以分其誉也。称人之长，愈以益己之长矣。扬人之功，愈以彰已之功矣。乐人以小人相谤，欲以分其谤也。攻人之长，则人莫能昭己之短矣。掩人之功，则人莫能明已之过矣。由此观之，世有君子则君子众，世有小人则小人众。以众分誉，愈分而愈合；以众分谤，愈分而愈腾。誉由众合，君子之道愈长；谤以众腾，小人之道愈消。则是谤者苦而誉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此论畅而精，非浅见者所识也。盖人之心行，其出于自动，知及之，而志断之，然后动作者十不过三四，其六七则出于不自觉，徒见所与居者之所为而效之，心理学者谓之暗示与模仿。《记》曰：相观而善之谓摩。又曰：古之君子，不必身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礼乐之精，在通之形神，是之谓化，犹天地阴阳之感人也。古之圣人，盖以此故矣。是故劝惩之道，其效之大者，不在有形之戒勉，而在于无形之驱率。其在于一人，则勉戒可施，而犹不可专恃。其在于众人，则戒勉之力多阻，不阻变徼。故曰：圣人之化民，非家至而户说之也。明乎此，则知言教不如身教，嘉言不如懿行。所见无非善，则不觉而趋于善；所见无非恶，则不觉而趋于恶。人群之孚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谓之风气。化民之道，亦进风气而已，是故君子隐恶而扬善。 魏叔子论史，谓当删略淫酷之迹，而详著生民疾苦之事。《元史》即略去元人淫暴之迹。陈几亭龙正随时问学，谓炮烙斮胫剔孕等事，止因纣为天子，后世必传，圣人因人见闻，举以垂戒。其后如秦符生、齐高洋辈所为，作史者止合约略其辞，不必若是详明。意外淫恶，匪夷所思，下愚见之，转会心而摹仿。近李爱伯铭《纣之不善论》亦谓传记百家载纣事惨酷无人理，孔子削而不著。子贡恐后世人主或问其言，以国亡委于气运，而姑以逞其忍怒辞而辟之，以见其不足信。即或有其事，而惟表其大端以示戒，不必穷其形相，以为残贼者导之观而树之型。吾观近世西方之小说，然后信此论为仁人之言也。昔扬雄评司马相如之賦，以为讽一而劝百，彼犹徒陈声色而已。西方小说写实主义之流弊，则不惜描摹丑恶，识者多议其非。帕尔生之论曰：厌世主义有曰朴兰克云，吾人当赞神明之善，而无语恶魔之当迹，此不可不致意者。盖人心具有至易导火之质料也，可为至言。专以致志以抉摘人类弱点为事，则驯至所见无非恶人，所至全无生趣，且适足以播其病，扬人类而已。此论尤切。彼写实主义者，何尝不以直书惩恶为义。不知书善书恶，本有不同。书善不当止言其效，而当详其为善之状，所以使人易遵也。不详其状，则虽戒勉而劝之道不至。书恶则当止言其效，而不当详其为恶之状，所以防人之效也。但言其效，已足以惩矣。放西方之论文者，谓文学之道德不道德不在题材，而在描写之方法。其论甚精。吾中人书善以劝，徒言其效，而不详其状，空多戒勉之词，而不长于描写，吾已论之于《传状论》矣。西人长于描写，则又并恶者而详之，则其失尤大矣。彼之所执，则以为如此乃真，乃足益人之智。夫人之欲知之真者以其辅善也，知而益人之不善，其知何取。专执真美而不衷于善，固彼之根本大病耳。彼必曰：文学与道德非一事，以道德衡文学，则失文学之真。夫文学之用安在哉？为其足以养人之情而通和人群耳。若反害人而乱群，则世间安用此文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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