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754年1月22日，鉴真大师东渡到达日本

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在唐朝建立后的630年至838年二百余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每次最少两百五十人，最多五六百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等，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多人。使团成员的素质较高，以便更好地吸收唐文化。遣唐使向唐朝赠送礼品，唐朝回礼，这实际上是两国的贸易。日本留学生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阿倍仲麻吕）。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化改新”。文化方面，他们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也深受影响，至今仍保留唐朝的某些风尚。如建筑、书法、饮食、茶道和节日等等。唐朝赴日本的使者和僧人也不少，最有影响的是高僧鉴真大师。

鉴真大师（688年—763年10月4日），俗姓淳于，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在长安元年（701年），14岁的他随父在扬州大明寺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初年（708年）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开元元年（713年）鉴真成为了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有名的和尚，回到扬州大明寺主持。并以这里为中心，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

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年）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师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

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大师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从天宝元年（742年）年开始至天宝七年（749年），7年中，鉴真大师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在返途时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法师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东渡，终于在754年1月23日到达了日本九州。鉴真大师登陆地点是一个美丽的海湾，半环抱着它的，是嶙峋矗立在海中的断断续续的石山。这个海湾的名字叫秋目浦，位于九州岛南端南萨摩市的坊津地区。据明朝史书《武备志》记载，当年的坊津名头可不小，是当时日本的几大良港之一。

鉴真大师2月到达平城京（今奈良），此后，他定居日本奈良。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大师的到来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公元757年至公元759年完工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亲自主持修建成的日本律宗总本寺。在这一系列的弘法活动中，鉴真大师及其弟子对佛教艺术中的雕塑、建筑、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开创了新的样式。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