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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减少，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行为疲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转变加速、经济社会约束性因素强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高价教育模式、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放大，以孩子为家庭核心的生活方式、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生育年龄逐年上扬，传宗接代和大家庭等传统生育文化淡化、不婚人群扩大、“丁克”增多、不育不孕症发生率提高，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专家 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 刚刚获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中国人口数据，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为1523万人，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中，出生人口数量位居倒数第三的年份。倒数第一和第二的年份分别为，1961年出生人数最少，1190万人，1960年次之，1392万人，出生人口数量最少的两年均落在“三年困难时期”。 2018年的出生人数比2017年减少200万，降幅为11.61%，可谓“陡坎式”下跌。 纵观2010-2018年年度出生人口变化，其中，五年的出生人数比上年有所增加，增加最多年份为2016年，增加131万，增幅为7.92%，这是全面两孩生育政策释放的结果；其次为2014年，出生人数增加47万，增幅为2.87%，这是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效果。 连续三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比上年有所减少，2015年出生人数减少32万，降幅为1.90%；2017年出生人数减少54万，降幅为3.02%；这两年的出生人数下降可以解释为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集中释放生育堆积能量形成出生高峰后的相对减少。 但是，2018年出生人数量陡然减少200万，减幅高达11.61%，难以解释。 如果单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不足以解释一年内出生人口数量陡减200万。因为比较2018年前后的育龄妇女人数，并没有发生突然大幅度减少的现象。 根据联合国测算，2016年至2018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总数呈现递减趋势，逐年减少486万、527万和552万，比上年分别减少1.33%、1.47%、1.56%；同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逐年减少128万、173万和233万，减幅为0.80%、1.09%和1.48%。 虽然育龄妇女和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下降速度加快，但是趋势平稳，并无大幅波动。 显然，2018年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单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难以全面解答。 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理论上解释，应该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行为疲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转变加速、经济社会约束性因素强劲（如高房价、高养育成本、入名校竞争激烈、就业竞争激烈、社会竞争加剧）、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高价教育模式（如各类高价的辅导班、学习班等）、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放大（如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以孩子为家庭核心的生活方式（家庭几代人为了孩子成长疲于应付、孩子的高消费等）、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生育年龄逐年上扬，传宗接代和大家庭等传统生育文化淡化、不婚人群扩大、“丁克”（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增多、不育不孕症发生率提高，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句话，现代生育年龄人群的生育兴趣（birth taste）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这些要素可以解释生育孩子数量减少，但是不足以解释一年陡然减少200万。要想精准回应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加详细的人口数据和经济社会调查数据的支撑，例如，2018年出生人口的孩次结构，孩子母亲的生育年龄构成，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等。 换个视角，也不必惊讶。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变化，有九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200万人以上（1955、1958、1959、1960、1961、1964、1974、1976、2018），还有八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100万人以上。看来，年度出生人口陡减也不失为常态，但是，在人口转变不同时期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减少的原因与今日一定不同，产生的背景和后果迥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详尽分析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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