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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道才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历史上堪称有开山之功的古文献学家。他以传授和整理古代文化为己任，对周代古文献的研究、保存、整理和流传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能够得以流传并享誉中外，孔子功不可没。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00-前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故又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孔子曾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在先秦诸子的作品中，引用《诗经》者颇多，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最早提出孔子编订《诗经》论断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一文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自唐代以降，这一论断受到质疑，认为孔子并不是《诗经》的编订者；其代表人物有朱熹、朱彝尊、王士祯、赵翼、魏源、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现当代《诗经》研究者基本上也持这一观点。其理由是：《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那时孔子还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此时孔子年仅8岁，不可能编订出《诗经》来。 但是，如果认为孔子与《诗经》的传承与传播毫无关系，那就错了。在传承与传播《诗经》中，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居功至伟。 首先，孔子整理过《诗经》，还为《诗经》正过乐。据《论语 ·子罕》篇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意思是说：“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开始正乐，使《雅》归《雅》，《颂》归《颂》，各得其所。’”这说明，孔子整理过《诗经》，并为其正乐。学者杨伯峻先生在他的《论语译注》上解释说：“‘雅’和‘颂’一方面是《诗经》内容分类的类名，一方面也是乐曲分类的类名。孔子的正雅颂，究竟是正其篇章呢？还是正其乐曲呢？或者两者都正呢？《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礼乐志》则以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因为我们已经得不到别的材料，只得依从此说。孔子只‘正乐’，调整《诗经》篇章的次序。” 其次，孔子将《诗经》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性文献，要求人们将它们运用于政务和外交领域，从而扩大了《诗经》的影响力。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诗经》，就没办法和别人言谈答对；虽能熟读《诗经》，但不能按照其精神和原则处理政务和外交事务，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要求从政者和学生认真学习和运用《诗经》，将《诗经》所倡导的精神发扬光大。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诗经》的影响力。 再次，孔子将《诗经》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积极挖掘、发挥《诗经》的教育功能。孔子认为《诗经》的内容和思想都是纯净的、无邪的，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是教育人们的好教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诗经》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情操；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考察政治得失；可以帮助人们交流情感，密切人际关系；可以对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进行讽喻和批评，还可以帮助人们增长博物知识。 由于孔子的积极宣传及大力提倡，《诗经》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了汉代，更成为与《书》《易》《礼》《春秋》齐名的五经之一，成为我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程道才）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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