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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真的是有些久远了，小时候跟着大人在“五七”干校的那段生活，忘了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但记住的却怎么也忘不掉。记忆深处那一个个不完整的片段，一幕幕有些模糊的场景，常常会穿过重重时空，浮现在脑海中，越是夜深人静，它们越强烈，越清晰。很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些破碎的记忆拾辍起来，穿成串，拼成图，无奈时间太久了，一些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及时间顺序可能不那么精确了。 大约在1969年底或1970年初，也就是爸妈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几个月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叔叔，说中央下达了指示，要求留京的家属和子女全部下到干校去。这个叔叔就是妈妈单位派回北京来接我们这些留守儿童的。现在一听“留守儿童”，都认为是进城打工人员留在乡下的孩子，但在1969-1970年，光北京市就有几万名像我这样的留守儿童，不同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去乡下当了农民。 几天以后，大爷将我送到了北京火车站。我在车上扒着车窗看热闹，大爷站在月台上，那个接我们的叔叔问大爷是我的什么人，大爷说：“我是她大娘的老爱人。”这个场景，成了我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镜头，这句话，成了我很多年以后逗大爷乐的一句话。顺便交代一下，大娘，是我小时候的保姆，带过我很多年。爸妈下放前把我寄养在了她家。但在大娘家发生的一次严重的煤气中毒，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大娘不敢再留我住在她家那需要烧煤球取暖的小平房里，干脆搬来了我家。那段时间，老太太一边给人看孩子，一边照顾着我的起居。 我们一帮小孩在那个叔叔的率领下向着中原大地——河南进发了。我们先到了信阳，在一个挺大的院子里住了一夜，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既不像旅店也不像单位。只记得第二天一早起来，我站在大院子里好奇地四下张望，看到对面房子前有个老大老大的黑木头箱子，长长的。叔叔喊我进屋，说别看了，那是寿材。我也没多问，反正莫名其妙有点害怕。 应该又坐了很久的汽车，但我没印象了，只记得我们一群人在一条土路上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到对面也有一群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待走近了，看出是一群说说笑笑的女人，叔叔指着那群人对我们说：“你们看那都是谁？”我们定睛一看，竟是分别数月的妈妈们，我们高喊着“妈——妈——！”“妈——妈——！”飞奔过去扑向了妈妈的怀抱。听妈后来说，那天我见到她时就知道傻笑。可我记得，我妈的脸变得好黑，衣服穿得好土，完全不像在北京时的样子，可妈笑得那么灿烂，好开心的样子，那是因为她看见了日夜思念的我啊。 当时外贸学院干校的校部暂时安扎在息县高中，与其他干校的营地相比，这里的居住条件算是不错的。我爸他们外贸部的干校也在息县，但在县城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院落，现在回想起来很像从前大户人家的宅子。我跟妈住在她们的大宿舍里，宿舍就是一间教室，里面住了二十来个人，老师和学生混在一起住。楼上是女宿舍，楼下是男宿舍。我去了之后，成了宿舍里阿姨们的小开心果。 到了息县不久的一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响声惊醒，妈叫我好好躺着别起来，就和阿姨们拿着脸盆、水桶跑出去了。空空的宿舍里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走出屋子，趴在廊子上往外看，看见不远的一处火光熊熊，过了一会儿，火势渐渐小了，再过了一会儿，人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原来是附近的一户老乡家失了火，他们帮着救火去了。以后又有几次半夜被惊醒或被叫醒，那是干校为了战备需要搞的紧急集合，这种演习小孩子是无需参加的。大人们摸黑打好背包立即出发，往往到天亮才回来。我记得有一个叔叔，是个上海人，他用鹅毛枕头捆成背包，后来让人发现了，很被人们瞧不起。 有一次，我也爬起来了，跟着大人集合在两座楼之间的空地上，庆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大人们都很兴奋，我也跟着兴奋，拌着广播中传出的来自卫星的东方红乐曲信号，人们激动地仰望着星空，等待着。那晚，我亲眼看到了那颗划过夜空的卫星！本来我一直搞不清我去河南的确切时间，是呀，我什么时候去河南是无人记录的，可卫星上天是有记载的，上网一查，卫星是1970年4月24日上天的，至少让我知道了那天我在河南息县。 息县的夏天真热啊，常常会连续几天40多度，夜里睡在蚊帐里闷得喘不过气来，不挂蚊帐又会被蚊子叮得体无完肤。记忆中常常是睡在汗水中，满后背和脖子上都长满了痱子。好在那里的降暑佳品西瓜又多又大，大个的一个就能有几十斤。酷暑季节，人们把西瓜放到大井里，下了工再捞出来，西瓜就成“冰镇”的啦。除了西瓜，那里还盛产好多别的瓜，菜瓜，面瓜，甜瓜……，在息县那段时间，各种各样的瓜可算吃够了。 为了改善食堂伙食，干校的一群男教师和学生经常下河摸蚌，就是一种蛤蜊。息县就在淮河北岸，河里生长着一种椭圆形的蚌，个儿很大，我见过比鞋还大的。当地人不吃这东西，干校的人每次去都满载而归，一大桶一大桶地抬到食堂。可惜的是，我吃了以后过敏，浑身上下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奇痒无比，挠破了又流黄水儿，后来妈带我去县医院看了一位老中医，喝了几副汤药才好的。 有一次，干校的叔叔们去附近的一条河里摸鱼。河不是很深，他们用草包在河尽头的不远处把河道堵截起来，使其形成一个水洼，再把水洼里的水用脸盆淘出去，那哗啦哗啦淘水的场面可壮观了。等淘得差不多的时候，人们便跳下去摸鱼，摸到一条就往岸上扔一条，岸上有人专门负责拣，正当人们摸鱼摸得人欢鱼跃的时候，忽然有人脚下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摸出来一看，竟是一个婴孩的尸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死个人不算是什么稀罕事，更不会为捞出个死孩子去报什么警。可怜那死孩子，就那么孤零零的被丢在河滩上。我们几个干校的小孩远远地看着，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往近了走。后来不知是我胆大还是想证明自己胆大，我走到了那死孩子跟前，那孩子也就一两岁，一身红碎花棉袄棉裤，肚子鼓得很大，小脸儿和小手泡得肿肿的。我不知道后来大人们怎么处理了那个小尸体，是埋了？还是就那么留在了河滩上？夜里那儿的野狗可多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干校的人去帮助贫下中农搞“双抢”（即抢收抢种），休息的时候在一个老乡家喝水，正好这家的媳妇刚生完孩子，妈和几个女同志进屋去看望，我也跟着进去了，产婆子头上缠了块头巾，拥着被子坐在炕上，襁褓中的婴儿甜甜地睡在母亲的身边。妈妈她们问孩子是在哪儿生的，回答是，俺们乡下人都请接生婆在家生孩子，哪像你们城里人，生孩子还要去医院。还说剪了脐带就用灶膛灰裹上什么的。我那时正处在对生命来源有着好奇心的年龄，对她们的讲话内容记的挺清楚的。过了几天，“双抢”结束了，我又跟着妈和阿姨们去看望那个产妇，不幸的是，那刚出生没几天的孩子已经死了，说是得了“七日风”死的。当问到孩子埋了没有，回答却是：才几天大的小伢子，不用埋，用块草席裹了扔坟地里喂野狗了。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民对生命的态度。我不知道它是否具有代表性，但这的的确确是发生在息县，春秋时的息国，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史的中原大地上。我无语。 赶集，那可是最好玩的事了。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县城里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马路两边都是卖农产品的。有趣的是，那儿的许多东西都按个儿卖，不按斤两卖。鸡蛋七分钱一个，小个儿的可以还价。新鲜大枣一分钱五个，我记得有一种糖，不是很甜却很香，焦焦的脆脆的，三分钱一块，一块能吃好半天呢。从小没少吃巧可力的我，那时候想吃这种糖都得等到赶集的日子。还有就是糖水，其实就是把一粒水果糖（没有任何水果成分！）放在玻璃杯里，用开水冲化了，淡黄色，二分钱一杯。再有一种用泥巴做成的小鸟样子的小哨，一吹“啾啾”响，三分钱一个。对了，我还看到过叫花子偷东西，那叫花子老头儿手里拿根棍子，棍子的一头有一个带倒钩的铁钉，在一个卖沙果的地摊前，老头儿趁着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当口儿，用那棍子迅速往果子上一戳，果子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他的破篮子。那动作之神速，跟他走路蹒跚的样子绝对联系不起来。小餐馆里要饭的人更绝，他们不开口，就往你旁边一站，把手伸到胳肢窝里挠几下，捉出个虱子，双肘撑在饭桌上，就在你的碗边上“嘎嘣”一声把虱子掐死，你说，这饭你还吃得下去不？那些要饭的人很多都是白白胖胖、红光满面的，让人看了很反感。 息县的花炮特别好，都是我在北京从没玩过的。有钻天猴，有天女散花，有在地上跳的，转的，蹿的，有往天上钻的，花样特别多，有一种带降落伞的，放完花炮还能得到一个小降落伞，我最喜欢了。 想来那时候的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没有任何学习上的压力，在记忆中，没有考试测验，作业也很少。每天下了学就是疯玩。绝对无组织无纪律。只有一次，我们被集合到了一起，由一个干校的大学生教我们唱歌，他拉着手风琴，一下午教了我们好几首，有《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我们那些天就挥着棍子互相比划着砍来砍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真是开心。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里，一切艰难与困苦，忧愁与烦恼，都让我们的父母承担了，属于我们的只有快乐。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南面那个小楼的西头，是干校的医务室，干校干部和家属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在那里解决问题。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的老乡也找上门来看病，因为不收钱，再加上医务室有个姓张的大夫，针灸扎的特别棒，慕名而来的当地人越来越多，最后一传十，十传百，“北京来的大夫看病不要钱”的消息在周围十里八乡传开了。以至于每天早上医务室还没上班，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有不少老乡是赶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夜路，天不亮就等在门口的。因为医务室和干校幼儿园在同一个小楼里，我们每天放了学就跑到那个院子里玩，放假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看到那些等着看病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由家人搀扶着的老人，有怀里抱着的孩子，更多的病人是用门板抬来的，躺在被子底下“唉唉”地呻吟着。 病人多了，医务室很快就招架不住了。有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女孩，好像就是前一篇里提到的，去北京接我们的那个叔叔的女儿，也就十五、六岁吧，立即被医务室收为了编外“大夫”，红药水呀紫药水的就成她的活儿了。张大夫看她灵巧，还教她针灸，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也上阵，动手给病人扎针。从小就喜欢给布娃娃打针喂药的我看着，那叫一个眼谗！于是我有事没事就找借口进医务室，去看他们给人治病。后来我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份“工作”：发号。我把白纸裁成方块，写上数字，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发给等候看病的老乡。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拿到小纸片儿，就像拿到了救命符一样，那场景，每次回想起来，心灵深处都会有一种震撼。后来我们搬到固始以后，也是常有老乡找上门来求医。在固始，我就住在干校医务室对面。有个妇女背了个十几岁的男孩找到医务室，男孩腿上烂了个大窟窿，烂得露出了骨头，已经不能走路了，医务室的几个阿姨天天给那男孩打针换药，后来就把这孩子的腿治好了。还有一个老太太，眼睛睁不开，用一根细麻绳勒住上眼皮绕着脑袋绑一圈，硬把眼皮子向上吊着撑开，也找到我们干校医务室。我一直在想，我后来走上学医这条道儿，是不是跟那时候有关系。 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干校转移到了固始县。我们还是住在一个县中学里。这回我们不住集体大宿舍了，那个学校有个杂物房，干校的人把那房子隔成了三间，我和妈分到了一间，很小很小。我们的房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我见那里的妇女洗衣服都用棒槌打，发出有节奏的“叭叭”声，挺好玩的。有一次妈不在家，我想给妈一个惊喜，便找了两件我妈的脏衣服拿到河边去洗。可我没有棒槌，于是找了块大石头，心想用什么砸不是砸，道理都是一样的嘛。衣服洗完了，在水里漂干净，拧干，晾起来一看，我傻了，衣服上被我砸的大大小小都是窟窿。 在那小屋没住多久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医务室对面，跟小玉家是邻居。我们也不用天天吃食堂了，可以自己做饭。没炉子，更不要提什么厨房，就在房前空地上，用三块砖头，左联右联加横批，上面放个锅，下面烧麻杆儿。老乡见我们起伙了，就常来卖麻杆，还拿着家里种的菜来卖，记得我们老吃丝瓜炒鸡蛋，也许是我小时候不喜欢丝瓜那个味儿吧，所以记得清楚。有时老乡还来卖河虾、活鱼、甲鱼什么的。有一次妈花了四毛钱买了只甲鱼，放在脸盆里养着，我们几个小孩蹲在地上围着那脸盆玩，忽然那甲鱼，就是那王八，下了一个蛋，没过一分钟又下了一个，一连下了三、四个，我们几个兴奋极了，拿着蛋，终于大声地、理直气壮地说着那个平日不敢随便说的词：“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可算过足了嘴瘾。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玩具，也没有任何课外读物，除了听喇叭里天天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外就没别的了。有一次不知谁拿了本小人书，没头没尾，但却是彩色的，我们围着看，一遍又一遍，最后人人都能把整本书背下来：“天上黑乎乎，老狼离了窝，地上打个滚，老狼变外婆……”想想看真够可怜的，这种现在两三岁孩子的歌谣读物，我们几个九岁十岁的孩子却读得津津有味。 干校又要迁移了，要迁到离县城很远的地方，妈做出了决定：送我回老家。我离开了干校，离开了只生活了一年多的河南。一年，现在好像一眨眼就是一年，可对我来说，那一年却很久很久，我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第一次，它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 好像该写的都写完了，却又想起一些零七八碎，算了，结束吧。 附：知道吗？我们在固始住的中学校舍，最早是县医院，那个我住过的放杂物的小房子，曾经是医院的太平间。这事儿是我到大连以后才知道的，告诉我的人说，当时住房紧，没办法，只好对我们隐瞒了事实。难怪呢，那房子后面有好几个蛇窝，我见过好粗好粗的蛇，紫底黑花纹，盘在房后晒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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