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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国家要被瓜分,慈禧想一个办法,却将天下人全逼成了反清人士

 半梦书斋 2019-01-24

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在这危急关头,她表现出过人的随机应变本领,转而镇压义和团,不惜一切代价向西方列强媾和。同时,对于当时不追随自己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地方督抚深切示好,把这些人从“叛变”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此后,她痛定思痛,发起了广泛而深刻的“新政”改革... ...

眼看国家要被瓜分,慈禧想一个办法,却将天下人全逼成了反清人士

话说,每赶上某个历史事件的十年、百年“诞辰”,各国史学家往往会对其进行讨论、考察,一批史论作品也应运而生,宛若史学界的一场狂欢。如今,《钦定宪法大纲》自推行已有百年,可是,史学界对此却兴致缺缺,鲜有史学家旧事重提,反而是法学家们对此津津乐道。

两方学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天差地别,十分微妙。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耐人寻味的差距,还是因为,两方学者的研究方向不同。史学家并不看重某个历史文本本身,而是在乎它对后世的影响和实际效果,法学家则更看重文本的内容和思想。

简而言之,法学家喜欢让历史说话,史学家则喜欢替历史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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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也就是载泽等五位满清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百年之际(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各方法学家组织了诸如“宪政百年”之类的活动。之后,纷纷对慈禧立宪进行研究讨论,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

其实,按照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宪政百年”这种说法实在站不住脚,仿佛我国在清末就已经宪法治国,很容易让人产生谬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清末顶多是有了“宪政思想”,而并未实际立宪。

并且,有些朋友将百年前那场“立宪”称为“宪法改革”,更是一种误解。因为,当时的清政府“立宪”是“无中生有”的,并不存在革新。况且,慈禧立宪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专制统治,从出发点上就已远远偏离立宪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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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法学学者则认为,“宪政百年”是2001年,因为,在1901年时慈禧就在西逃的过程中,在路上发布了新政。他们将这一时间点视作中国有了宪法思想的开端,其实并不严谨,毕竟,十九世纪末的张树声、汤寿潜这批开明人士最早有了宪法思想。

但是,将1901年视作我国宪法的重要时间节点是没错的,毕竟,在这一年中,梁启超先生发表了《立宪法议》,“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 ...”可以说,就在满清政权苟延残喘的最后十年中,新政的推行使中国的经济、军事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国各地无数实业拔地而起,部队有了新的编制和模式,新学堂取代了私塾成为主流教育机构,向国外输送了大量留学生,陈腐的科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相比过去封建史上的任何一次政治改革,满清新政所带来的成果都具有其更加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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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清末新政固然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搞起来的。也不可否认,新政改革有着多重局限性,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但尽管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此前,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曾进行过多次政治改革,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有了多次的失败作为基础,新政最终成功推行,虽然,作出了成绩,但是,对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局势以及民众对满清统治者的需求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在推行新政之前,有戊戌变法的事件在先,慈禧的诚意让所有人怀疑,就连奋斗在新政第一线的张之洞等人都未免畏首畏尾,唯恐落得脑袋搬家的下场。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每个国家发生的政治改革中,机遇和风险都是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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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导改革的领导人一定是要有出色的胆识和推动改革的能力。

美国政治家亨廷顿就曾说过:

“改革是一条艰难的路,改革将要面对的问题比革命面对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

一是、改革必须承受住两方面的质疑,同时面对保守派和革新派;

二是、相比于革命者而言,改革者必须具备更多的社会力量,在对各种变故的处理上也要比革命者成熟。要立足于各种变革,但是,却不能顺应变革,要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三是、对于改革者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有轻重缓急之分,这些问题的尖锐程度远甚于革命。”

由此可见,精通于深宫内斗,不通政务的慈禧很明显不具备一个改革者应有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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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去世前留下一份公开的遗嘱,内有“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 …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之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临死前的她,似乎并无意改变宪政改革的既定路线。

可以说,慈禧虽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但是,至少在权术方面她另具天赋。而她的继承人载沣和隆裕皇后则更差劲了,根据后人回忆,载沣是一个遇事犹豫不决的人,别人都说他忠厚老实,其实,就是说他平庸无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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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载沣活得非常有规律,在宫中说话办事也十分谨慎,这是他唯一的优点。这样的人在和平年代可以做一个普通王爵,但是,身逢乱世由他来主持大局未免有些捉襟见肘。隆裕太后比载沣更加优柔寡断,遇见变故除了痛哭流涕别无他法。

如此二人在面对革命热潮时采取的不是疏导,而是镇压,最终,将天下人全都逼近反清的热潮之中了。

参考资料:

【《清末新政》、《钦定宪法大纲》、《考察政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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