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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霞 上回说到，1942年底，刚刚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董毅，入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过着无聊而苦闷的小行员生活。三个月后，他从伪“联银”的计算局调到了营业局。 一跨进营业局的大门，董毅直观的感受就是“憋屈”：“从后边安静宽大舒适的计算局的办公室移到这里，觉得处处别扭，十分不便，不习惯，守在桌子的一角，腿都无处放。” 虽然办公环境不如计算局，但是营业局活儿倒是轻松不少，计算局成天忙着算账，有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这是因为计算是银行最基础的工作，在当年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只能靠人力用算盘敲敲打打。计算局的累，实在是银行的本分，刚进来的人分到计算局，其实也是为今后做业务打基础。 相比之下，营业局的层次高了一些，日常细务也相对少了。董毅负责的是外汇组的期币买卖，“做传票，一张做四张，总打戳子”。虽然“作买卖传票及写转账日记的零碎手续甚是麻烦”，但比起算账来，辛苦程度当然不可比拟，所以他很有信心地说：“作一些日子后当可熟习。” 虽然工作轻松了些，但随着北平物价的不断上涨，董毅一家的生活却日渐紧张。1943年1月28日，董毅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行中发下配给面半袋，代价只七元五角，即得廿二斤面。在此时，实便宜之至，不知下月尚有否。”他每天不得不为怎么过“紧日子”操心： “旧历春节在即，下午先发下本月薪水，及本月饭贴，计共百八十六元九角，加上扣去的饭费、储金、所得税等共二百一十元整，不算少了，可是家用月非三四百元不足用。……物价较年头（接旧年说？）贵有三四倍，食粮更贵得出奇。……现在钱实不是钱，东西才是东西，回来计算年底各项用款需三百元余，今只得二百元，奔走各处拟押借些钱皆未成功。” 到了2月24日，他的心情变得更加焦虑了： “现在东西是东西，钱不是钱，今日金价涨达千二百八十元，为以前所无，东西如何不贵。德意在欧非战况再坏，足金价还得涨。” “愈来愈惨了。我未入行前配同人二袋白面，我入行之月即配合一袋，今则半袋且是有味之玉米面，越来越坏，看其再坏下月变成什么东西。” 到了年底的12月中旬，他的日记里又叹息道：“今日是发薪的日子，以前在刚加特别津贴时每月领到觉还有些用，如今又过了半年，生活程度又涨，拿到这个口袋深深发愁，觉得这点钱够做什么用呢？！半年前四百元差不多，如今每月差不多都要八百元左右，我亦不知如何混过去。” 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费用从三四百涨到了八百，薪水呢？董毅的日记中有记载，月薪“扣净所得税及储金余二百四十六元九角正”。薪水才涨了区区几十元，用度却增加了四五百元，难怪其日记中的哀叹声越来越多。 北平如此，同为沦陷区的上海，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据统计，1942年底的上海物价是战前的49倍，1943年底为176倍，到1944年底，已是战前的2500倍！素称捧着“金饭碗”的银行职员，也不得不啜粥糊口。过去待遇让同行们羡慕的中国银行职工，此时每日全家以稀粥果腹者比比皆是。 当然，跟当年其他职业比，银行职员的待遇算是相对较好的了。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经理王百先之子王越有回忆：那个时期（1942年前后），经常有银行职员来求父亲不要裁掉他们，不然就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了，父亲为了保住大家的饭碗，工作越来越忙，每天回家也越来越晚。 不过，普遍的贫困之下，权势者总能找到敛财之路。当普通行员生活日见窘迫，薪水和物价越来越不成比例时，银行却还在大兴土木。董毅愤愤地写道： “联银有钱（？）便胡'折腾’！不是改这，就是修理这，拆那，工事动个不停，也不知都是谁想的那么些酸主意，搜刮来那么些钱不用，不分润在各关系人身上，留着作什么用？去年赚了三百万，提出一二百万，在北边院子内由日本竹中工务店承办建筑一座大楼，约期一年呢，把原有一座好好的三层楼及平房等全都拆除了。原有建筑物的损失，就是十余万不止，因业务发达，又建新大楼，与旧大楼相连，一年后不知又是什么情形。如恰巧盖好，却为他人所用，亦不可知。” 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丁兆，那会儿还是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她父亲在邮局当高级职员，每月工资有200多块钱。她回忆说，“当时是高工资，家里10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开始倒也没有成为多大的负担”。北平沦陷前期的1938年至1940年间，“我们都吃白米饭、绿豆干饭。……后来就不行了，记得1941年、1942年，我们就经常吃白薯、杂豆米粥，吃多了，经常吐酸水”。丁兆接着继续写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开始对日本人不利。当时的北平物价飞涨，我们家的经济困难起来。父亲一个人工作挣钱已无法承担这么一大家子的生活，可谓家大口阔、入不敷出。我们的生活也每况愈下，从吃白米饭变成棒子面，然后是发霉的棒子面，最后是混合面。” 北平沦陷期间，混合面一度是由日伪政权以配给方式售卖给百姓的基本“食粮”。在后来许多回忆或描述那段日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中，食用混合面依然是人们脑海中抹不去的“黑暗记忆”。即使在当时，就有报纸公开讽刺： “（混合面）杂有不知名之成分，食之而非其正味，弃之则未免可惜，入于口中嚼之而吱吱作响，进于肠胃，不能完全消化，遑论养分之吸收。”（未完待续） 作者为学术期刊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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