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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这本日记的主要内容是1939年至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并对此时期的物价水平和个人收支做了详细的记录，这对研究抗战期间的人民生活和经济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物价飞涨 在郑天挺的日记中，当时的物价飞涨，民众苦不堪言。以下以食品和就餐两项为例做进一步的说明。 （一）食品 1. 大米 大米是生活必需的食品之一，每石价格由1939年初的30元涨至1946年初的30000元，短短7年就上涨百倍。尤其是1942至1944年，涨幅尤其剧烈。
（注：表格中只列出日记中初次记录物品价格的日期，重复的价格不列入，下表亦同。） 2. 鸡蛋 每只鸡蛋的价格由1942年初的五角猛涨到1945年中的140元。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年中，鸡蛋几乎涨价了近10倍。 作为相对廉价且易得的营养品，鸡蛋如此昂贵，令普通人望而却步，不得不选择其他食品果腹。不少西南联大的教授，包括郑天挺，都染上了伤寒，可能都与营养不足有关。
3. 面包 面包是人们的日常食品之一。在抗战结束前的两年间，每只面包的价格也从10元飞涨到了500元！
（注：日记中出现了大小两种面包，此处仅列出了大块面包的记录，过滤掉了明显是小面包以及未明确说明规格和数量的购买记录。） 4. 其他食品 烧饼和猪肉也是常见食物，日记中虽然未如以上三种那样记录详细，从以下的简表也可见一斑。
（二）就餐 就餐不外乎简餐和酒席两种。吃面最简单也最便宜，每碗在三年里由6元狂涨到400元。一碗羊肉也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从40元涨到了150元。难得遇到短暂不涨价的时候，供应的分量也明显缩水了，而且也仅仅是个别店家在临时维持罢了。
去饭店里点菜就更夸张了，两三样小菜也要一百多元，而且并不味美。整桌的酒席开始只要不到500元，两年后就要5000元了。难怪郑天挺感叹“昂哉”，“可惊之至”，“可畏哉”。
（三）其他消费 其他方面的消费价格也远高于战前，以下仅举三例为证： 1943年，郑天挺大病初愈，去照相馆拍了一打一寸相片以作纪念。明日取件的价格要143元，若当日取须240元，超过战前的200倍。 1944年，他买了两小盒牛油和两只蛋糕，花费千元，而在战前只须两元不到即可。 1946年，他去南京中山公园看花，发现门票竟要50元，比战前高500倍。茶水每人100元，另加茶叶140元，也比战前高1400倍。 物价如此飞涨无度，既与战时的紧张供应有关，也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对此，郑天挺就发出过疑问：昨今两日米价尤飞涨，前日尚二百六十元一石，昨已涨至三百二十元，今日已四百元矣，不知何人又在操纵。 二、联大教授的困境 （一）收入相对丰厚 在当时，大学教授的收入已经算是丰厚了。1938年，郑天挺在长沙的包饭费用是12元，相当于县政府公务员的月薪。 “此间县政府各局三等办事员月薪国币十二元，滇币百二十元。教职员包饭一月，竟与其月薪等，亦无以对此间人士也。” 下表是截取了几条郑天挺的月薪记录，均是教育部开始大幅增加补助和薪资水平的月份。连郑天挺也赞叹，“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可谓至且尽矣。”
（二）生活负担沉重 然而，对比高物价，薪水就显得不足用了。 到了1940年，5月的包饭已必须50元。此时，郑天挺的妻子已过世，还要养活在北平的两女三子。他负担北平的房租260元，汇款贴水还要285元，日用至少20元，而收入仅312元。这样月亏达40元，还未计应酬的开销。当年7月，昆明的包饭费又涨到了82.99元，他无奈地惊呼“此大可惊之数也！”幸好有先人留下的股票本金5000元接济，否则难以想象该如何生活。 1944年2月，女儿郑雯仅买了些日用品，竟用去五千馀元，接近郑天挺当时的月薪，足见物价畸高。从下表不难看出，以面包为代表的生活成本增幅迅速，远高于薪水的增幅。
从收支平衡来看，郑天挺负债的月份也不少。比如，1944年9月，“届止今日，凡欠联大二八〇〇〇元，欠北大二六〇〇〇元，吉忱五〇〇〇元，共五九〇〇〇元。” 有同事一家仅三口人，在1941年的家用也要600元，平时绝不敢浪费。在1943年的一次校务谈话会上，有人就提议：“近来本市物价上涨，情形异常险恶，六年以来同人等随身衣物变卖一空，现状已近崩溃，前途更难设想。为此请求教育部改善待遇，以战前俸给十分之一，乘当地物价指数为最低标准，俾学校得以保全。如教育部对此问题不能有解决办法，势难继续维持。” 三、应对之道 面对如此的高物价，教授们大概有政府补贴、自己增收和节省支出三种应对方法。 （一）补贴 联大教授要求教育部增加薪水，连学生都要求增加学费的贷款额度，否则就罢课。 教育部也确实大幅提高了教授月薪中的生活补助、生活加成费，大米补贴。对于任教十年以上的，奖一千五百元。家庭人口五人以上的，发放四百至六百元不等的奖助金。此外，联大另外有一百多教授可领数万元的特别研究补助金。 当然，教育部的补助仍与教授们的期望相差甚远，奖金也微乎其微，没有什么大用。 其他方面也有一些补贴，略有裨益。比如，美国联合援华会补助百万，清华提供了服务社福利金三千五百元，昆明富商每月资助三万元。 （二）增收 联大教授要改善收支的窘境，还是要靠增收，主要途径为代课、写作、演讲、投资等。 1. 代课 教授每日在校的任课时间在四至八小时之间，极少为八小时。所以，大多数教授都在课余去别处代课，而且有在三四处兼职者。像闻一多在中法大学兼职授课，并有家教，每月可进账四千五百元。 不过，郑天挺担任联大的总务长，行政事务繁杂，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兼职赚外快。唯有一次，他在云南大学以讲师名义每周任课二小时，领到总计八万元的代课金。 2. 写作 教授中以写作补贴者也很多，像闻一多选译新诗，一次就可得二万元。 昆明各报的星期论文每篇可得八百元，有些小报的稿酬更加优厚，每千字就有二三百元。于是，同人争先恐后投稿，甚至有担任报纸主笔的同人要求报社大幅涨薪。 郑天挺却深以为耻，“文章固无价，信用更无价也”，而且“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他坚持写《明清史纲》等学术性著作和论文，只求“略得微酬”，并以“无一文之兼职”而自豪。一次，收到《清国姓臆测》的稿费一千二百元，他还不好意思，称“全文不足三千字，每千字且四百元矣，无乃太多乎？”在日记中，郑天挺最大的一笔稿酬是，“入修志稿费三〇〇〇〇元。” 3. 演讲 教授到各个单位演讲也是增收的常见方式。比如，郑天挺在华山小学为昆市警察讲历代警政，收到演讲费四百元。至省党部讲“明代之云南”，得演讲费二千元。 随着米价高涨，连稿酬和演讲费也可以用米来支付了。日记有记载：“西孟来约加入讲演作文公约，文稿千字斗米，讲演一次米二斗，允之。” 一次，他去裕滇纺纱厂演讲，收到的酬金是袜子和毛巾。不要小看了这些物资，当时青年袜的市价是一千四百元，毛巾每条一千五百元，即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费算下来竟达三万元。 4. 出售 有时，出售一些物品也可以赚钱。五年前，郑天挺刚担任总务，有朋友推销美国铅笔，但学校用不到，不得已就自己买入。现在卖出了五打，单价三百元，也入账了六万元。这恐怕是当初绝想不到的惊喜。 5. 投资 物价高涨之下，校中同人从商者甚多。而郑天挺每月领到薪水后的“可支配收入”不足，更无余钱加入。后来，他也投入了一千五百元，于一年后盈利九九九元。但由于币值大跌，这些盈利根本不值一提。 （三）节支 除了增收，节支也是不得不做的。郑天挺本欲给女儿郑雯购买新冬衣，无奈太贵，只得由旧衣面料改制。 “雯儿来，天寒无衣，新作一袭须四五千元以上。不得已，先以余之旧驼绒袍加以前购罗斯福布为面，作长袍一件，手工亦已二百五十元矣。” 另外，他还从北平寄来一些旧衣，挑拣其中的可用之物。平时的消费也是能省则省，吃饭常用最便宜的饼和粥凑合，有时走路上班，连车费也省了。 然而，个人的努力终究有限，难以抵御物价的汹汹涨势。所以，郑天挺认为，“然不于经济物价加以统制，公务员与教职员之生活终无所济也。”从日记可知，抗战时期的大学教授尚且如此，一般人又将如何生活，这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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