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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30年代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秘书长。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63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他1924年就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写出过《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一系列著名的史学论文，出版过《清史探微》等影响极大的学术专著，在专业上获得的鲜花和掌声不知有多少。
（郑天挺教授） 郑天挺先生到南开后，首先抓教学。他规定，教师上课必须按教研室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讲授，并须先在教研室试讲，再正式登坛授课。他亲自为本科生讲授中国通史基础课，并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余门选修课。又招收清史方向的研究生，为全国高校和科研所培养输送人才。先后创建明清史研究室和历史研究所。晚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明清史进修班，在天津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郑天挺先生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极高的社会声望，主持南开历史系教学科研近三十年，奠定了南开史学重镇的基础。他把北大的史学优良传统带入南开，倡导“求真、求新、求用”的学风，不愧为继梁启超、蒋廷黼之后的另一位南开史学宗师。 1940年初，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沈履赴四川大学任教务长，空出来的职位，梅贻琦等校领导有意让41岁的郑天挺教授担任。校领导多次要他担任此职都被他拒绝。郑天挺无数次上书，希望专事学问，不做总务长，联大领导不答应。后来北大领导以照顾三校关系为由，力促他上任，他才不得不当了此官。其实，当时郑天挺十分缺钱，夫人病逝，5个幼儿托弟弟抚养，孩子们的生活费全靠他这份工资，在物价飞涨的年代，压力可想而知。 他之所以拒绝做官，是因为：第一、兼职教授只拿职称工资，无津贴、车补、房补等“油水”和特权。第二，西南联大的崇学之风很浓。陈寅恪上课时，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一半是学生，一半是联大的老师。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其时已名满天下，但照样一节不漏地听陈寅恪讲课。哲学家沈有鼎讲《周易》，闻一多夹杂在学生里听讲。郑昕教《康德哲学》，数学教授程毓准跑去听课。第三，当时大学的实权在教授会、评议会（以教师为主）手中，学校一切重大事务全部靠其决定，行政人员无多少权力，更谈不上特权。 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有志于做学问者肯定对行政职务不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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