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为国 一 不久前，和想拍摄京杭大运河的摄影朋友去浒墅关采风。朋友拍了一些运河与周边景观的照片，还拍了运河上的南津桥、兴贤桥和大同桥（高铁桥）。然后又去文昌阁，文昌阁在运河南的一个公园里，进去要买门票。我们对管理人员说，只是在门口拍张照片，她同意了。拍了照后，我们问她有没有宣传册之类的可以看看，她回答说没有，然后又道：“文昌阁始建于1604年（明万历年间），原来不在这儿，后来移建过来的。这里原来是运河上的一处税卡，运河上经过此处的商船、货船都要交税。” 笔者听了就问：“古代的浒墅关钞关就在这儿？” “不在这儿，应该是在北津桥那边。但遗址不知还有没有，听说政府有计划要恢复。”她显得十分肯定。 听她这么说，我们马上来了兴趣，冒雨前往北津桥一带探寻钞关遗址。 到了北津桥附近，四处寻找，没有找到任何钞关的遗迹。费达生曾工作过的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建筑正在做移建保护。问工地上的人，他们也不知道这钞关遗址在什么地方。我们失望而归。 后来笔者查找相关地方志史料，才明白：古代的浒墅关关署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在现在的兴贤桥北、运河西岸米厂、粮库到原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一带。 二 浒墅关钞关始建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那么，为什么是“钞关”（收纸钞的税关）呢？这与明朝的税赋政策有关。 在明朝刚建立时，实施的是“重农抑商”政策，主要着力于田赋的征收，而对商税并不看重。当时商税在整个国家的赋税中所占比例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明朝初期，朱元璋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发行“大明宝钞”，就是纸币。同时也铸造铜钱，作为流通货币。起初，宝钞的发行是限量的，所以比较有信用，也能直接去银库兑换现银。但是后来发行越来越多，没有节制，就导致了钞值日跌、通货膨胀，宝钞也就没有了信用。于是在杭州等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里，商人们在做买卖时，私下以金银定价，不用宝钞。对此，朝廷虽屡加禁止，但禁而不止。 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市镇大量出现，商业日渐繁荣，商税的收入日渐增多，商业税作为重要的税种之一进入了朝廷的视野，朝廷开始广泛征收商税。由于京杭大运河上来往的商船、货船很多，于是明朝廷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设置了七个关卡，向过往船只收取关税。当时天下有八大关卡，其中七大关卡都设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而浒墅关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当时大明宝钞的信用日跌，大多商人不肯使用，于是朝廷强令那些经过税关关卡的商人、商船、货船以大明宝钞来交纳关税，于是关卡就成为了“钞关”，于是浒墅关关卡也就成了浒墅关钞关。 三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明朝初期，朱元璋对苏州的百姓实施重税，重税导致苏州府出现了严重的逃税现象，据《明实录》记载，从宣统、正德年间到成化、弘治年间，苏州府出外逃税的人数约有七百万人。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江南巡抚周忱来到苏州时，苏州府已经“逋税七百九十万石”，问题非常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钟首先想办法减免了苏州府约八十万石的税粮，然后又从“平米”上想办法。何谓“平米”？那时百姓交赋税就是交税粮，这个税粮要自己运到政府指定的地方，因此会在运输途中出现损耗，这个损耗被称为“耗米”，仍要算在纳粮的百姓头上。在周忱当江南巡抚时，苏州一府的粮税是正米二百余万石、耗米七十余万石。而其中的耗米是由官田和民田均摊的，被称为“平米”。 那么，周忱是怎么做的呢？他将每年的“平米”的羡余存入济农仓，“以备水旱赈贷及农乏食与夫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不等口粮，俱取足于此。” 很显然，周忱搞了一个“小金库”，借此，周忱用来改折银两冲抵一些赋税和徭役。明朝的百姓除了要交赋税外，还要服各种徭役。其中的赋税就是指税粮，而徭役分别指里甲正役和杂役两种。原来里甲费是按户征收的，而杂役包括力差、银差和听差，起初只是银差可以用缴纳银两来充役，而其他服的都是实役。 到了周忱做江南巡抚时，为了解决苏州地区严重的逃税问题，周忱就用存入济农仓的羡余“平米”来改折银两冲抵一些赋税和徭役，这样就不光是“银差”可以用银两充役，其他的徭役也可以用银两充役了，甚至赋税也可以用银两来折现了。这样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此，周忱自己也说：“虽加于民，余利亦归之民。自耗米之外，更无扰民色目也。”而百姓也觉得这样的举措更加便利，自然欢迎。这样的变革意义重大，很快，其他地方纷纷效仿。 周忱这种做法在全国的推广缘于“金花银”的征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各卫（明初，朝廷曾在一些险要地区设置了很多卫所，比如金山卫、威海卫、天津卫，等等）的官员仍要到南京领取俸米（即金花银的赋税），但“往返劳费，不得实用”。到了宣德年间，周忱奏请“重新额定官田中的极贫的佃户所上交的两税（夏税和秋税），并确定都可以用银两来交纳。而其中属于金花银的赋税，则按四石米折一两银子解京。”这个奏请很快得到皇帝认可并批复，遵照实施。于是百姓交纳金花银不用再交粮食，而是只要交银子即可。北京各卫的官员也用不着跑到南京去领俸米了，只要在北京领相应的银子就行了。 到了王仪当苏州知府时，又将官田和民田“平米”（折耗）平均化，并将金花银改为“二石折银二钱五分”。 苏州府这样的赋税“改折”对明朝廷的影响是显著的，所以到了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和江西巡抚赵新等人建议，明英宗下令“南畿（即苏南地区）、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和广西的税粮共四百余万石，以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为率，共折银100余万两，解京充俸。”于是金花银由原先的“以米支付”改为“以银支付”，形成制度。 后来，赋税改折逐渐由南方扩大到北方，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起，“北方二税皆折银”。这种做法继续扩大到小麦和丝绸等，如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令“南直隶各府州县运纳夏税小麦，免征本色，每石折银五钱。”这样，全国各地的赋税就都可以用银两来折现了。 后来，军屯的屯粮征收也折收银两了，工匠也可以交银免役了，盐茶这些朝廷垄断商品的税收也折银征收了，再后来，关税也折收银两了，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钞关开始钱（铜钱）钞兼收。到了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朝廷又令各地钞关“俱许折银”。“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令各钞关折收银两”，于是这项规定成了定制。 四 从朝廷层面上来说，到隆庆六年（公元1529年），各地的钞关都折收银两了。那么，苏州的浒墅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折收银两的呢？ 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户部设钞关。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浒墅关钞关设官署，向过往船只收取关税（船料税），这个关税收的是“大明宝钞”。关于此事，清《浒墅关志》上有明确记载：“景泰元年，户部尚书金濂建言，仍于浒墅添设钞关，以算商船料钞，又差主事于苏、杭二府监收，一年更代。奏准各处商税课，仍照正统年间现行事例额数收办。令每船一百纳钞十五贯。”那么，这个大明宝钞到底收了多久呢？ 从清《浒墅关志》上的记载来看，在“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奏准钱钞兼行”，也就是说在浒墅关钞关设立的第四年，就钞钱（铜钱）兼收了。 到了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朝廷“又令各处船料钞俱钱钞中半兼收，每钱四文折钞一贯。”也就是说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各地钞关收税是一半收钞，一半收钱（铜钱）。以钱折钞——四文钱折一贯钞。而就在那年，浒墅关钞关被“罢革”，具体原因不详，一直到成化七年才恢复。 从成化七年到嘉靖八年，浒墅关钞关有些年份是钱钞兼收，有些年份是折收银钱。比如在正德年间，“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令每钞一贯折银二厘。三年、四年，俱收本色钱钞送司钥库交收；五年以后，俱折收银两进内承应库应用。七年，令在京九门税课、在外各钞关俱收旧钱，与国朝铜钱相兼行使。八年，令临清河西务自本年起，淮安、浒墅、杭州自九年起，各船料及商税课程俱收受本色钱钞。十四年，令各钞关暂折收银两，按季差官，解部转送太仓银库。十六年，司钥库太监刘荣等奏淮河西务、临清、扬州、淮安、浒墅关各钞关，自嘉靖元年为始，照旧收受本色钱钞。” 但是，浒墅关钞关最早折收银两不是在明正德元年，而是在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就在那年，明朝廷“令各钞关照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意思是说在弘治六年，浒墅关钞关收税折收银两，其中一贯钞折银三厘，七文铜钱折收银两一分。这是方志史料上记载的浒墅关钞关折收银两的最早年份，即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 到了弘治八年，“主事刘景寅奏准查照旧制，仍收钱钞。”也就是说弘治六年的折收银两的变通举措没有确定下来，在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期，浒墅关钞关是时而折收银两，时而钱钞兼收。就这样摇摆不定，一直到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才由朝廷颁令，最终确定下来。从此以后，浒墅关钞关收税就只收银两了。 本版摄影 崔俊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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