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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上司的文章，行文调侃刻薄，说上司如果行事太过头，会变成土司云云。我寄给东西看，他当时还任职于报社副刊部，给我回了封信，详解为何不便刊发该文，说文章如果见报，会给我带来麻烦，而去惹这样的麻烦，显然不值得。我想想也是，虽说我讽刺的是泛指的上司，并不针对某个人，但以我时任顶头上司的气量，见到这样的文章，不是被我气死就是把我恨死，没准还真会闹出人命。 如今想起这件事，是因为近来习惯于三省吾身，回想自身的种种毛病。我奇怪当时居然没想到这一层，若不是东西提醒，我可能很久也不会想到这一层，他的提醒说明他思维缜密，也是对我的善意，为此我一直心存感谢。说实话，我只是个小职员，无欲无求只想把书编好，通常不会与人结怨，但有时也会遇上想法怪异的上司，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看着都不顺眼，似乎属相或星相相克。 我还发现这些年来，但凡跟我过不去的官员，仕途都不怎么顺畅，这并非因为我有多少本事，恰恰是因为我太没有本事，连接招的能力都没有，想想看一个官员把一身武功用来对付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他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去走仕途？旁观者会觉得他无聊。当然，奢望权势者有雅量，也是不现实的，当年梁漱溟试过一下，结果不怎么好。 我常说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因为位高权重，那情那欲都比百姓强得多也烈得多，如今常见一个官员可以包养几十个情人，换了我就不行，不仅钱不够，就是有钱身体也吃不消。官场就是个洪洞，所谓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不怪人，要怪也只能怪洪洞的衙门，都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洪洞就相当于旧社会。 扯远了，还是说回写文章的事。这件事说明，我写作时心里是没有上司的，或者说目中无官人，以现代社会的处世标准看，显得不懂人情世故。要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就没有一点顾忌，那不可能，这是一个充满顾忌的社会，人情、亲情、风俗、观念乃至文化差异都是顾忌的因素，在这些顾忌的背后，是个人面对社会的恐惧，于是老练的文人执笔时，或婉转迂回收住锋芒，或点到为止寓意于春秋。 问题是一个作家写作时，心里应该想到上司吗，应该有所顾忌吗？我想没有必要，不但不应该想到上司，连皇帝也不要想，梁漱溟说话时就没去顾忌皇帝的感受，哪怕皇帝就在他身边。作家写作时自己就是皇帝，驾驭着文字纵横捭阖睥睨天下，做文人连这点豪情快意都没有，还不如摆个小摊卖西瓜。这是我后来想明白的。 其实我们写作时，心里总是有读者对象的，想着给谁看，决定了文章的属性。如果担心姥姥看见会尴尬，舅舅看见不高兴，再或者哪个同学看见了起疑心等等，这种担忧一定会影响笔头，所以我有时候劝人，若是心里有顾虑，最好不要当作家。人并不是生来就无所畏惧的，要经历惶惑、恐惧从而知天命，进而从心所欲，大作家内心的读者对象，是社会大众，他们往往想得很多很远，而想得越多越远，具象的读者就越模糊，写出的文字也就越能深入人心，超越了个人，赢得了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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