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腐败官员，大约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左传》里记载了一个尧帝时的故事：“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只是囿于当时的物质水平不高，腐败的表现不过是多吃多喝的“饕餮之徒”。 随着社会财富激增，监察官吏的法条和部门也随之应运而生。汉代有针对官吏经济犯罪的两种专门刑律：“主守盗”和“受赇”。前者打击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的人，后者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 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禁止大吃大喝，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职！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政治生命从此结束，想“易地复出”？没门！ 隋唐时期的
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也是皇帝的耳目之司。隋文帝通过宫廷政变而篡夺北周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大量充斥着原北周旧臣。为了保证这些官吏对新政权的忠诚，
隋文帝就利用御史台对各级官吏进行全面监督，不仅查访官吏的公务，而且也了解他们的私生活。这就使得当时的御史能够充分行使职权，一些重大的贪污案也是经
御史弹劾而被揭发出来。 而到了隋炀帝时期，担任御史大夫的裴蕴善于揣摩炀帝的心意，凡是炀帝不满意的人，他就罗织罪名加以诬陷，炀帝打算宽恕的人，他就想办法释放。大权在握的裴蕴滥用职权，使监察机关成为紊乱朝政、违法乱纪的渊薮。隋炀帝时期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与御史台的变质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代学者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宋朝在设置各级各类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监察措施。如果一个官吏贪赃枉法，他就可能受到上下左右诸如监察官、关系人、受害人与“秘密侦探”等多种人的监督揭发。 但事实是，有相当一部分负有监察检举之责的官吏官官相护或徇私舞弊，同时受害人也担心报复而不敢告发。 针对上述弊端，宋朝还有几套方法，一是周防法，监察各级官吏的监察官本身也受到监察。其二为考课法，文武官员定期进行全面考核，是否枉法犯赃是其中的重要项
目。此外还有“连坐”法，某官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举荐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注意防范下属犯贪赃罪，举荐者关心被举荐者的德行，官员贪赃
一定程度受到牵制。 再严的制度和法条总有漏网之鱼，有的皇帝看不下去，就要亲自出马反腐。明代朱元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下手最狠的皇帝，他喜欢亲自参加刑狱的审判，往往刻意追求查出大贪大案。他还亲自编定《明大诰》，汇总自己审理的案件，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 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朱元璋设了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不干净。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故
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 一一做了处理。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令人编《醒贪简要录》颁布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朱元璋亲自作序，表述了颁布《简要录》的初衷：“四民之中士最贵，民最苦……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现在做官的不念民苦，甚至还刻剥而虐待他们的，真是太没有心肝了！ 《简要录》还规定，官吏贪赃银六十两以上的要斩首示众，百姓不分贵贱，皆可直接到京城告发地方官吏的贪污罪行，地方官吏不准拦阻。 普及法律，发动群众，严刑峻法，这些都是提高贪污代价的办法。然而，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不可能避免。而在人身依附下，又很难建立起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朱元璋至死也弄不明白，他杀了那么多贪官，以身试法者为何还“前腐后继”。 相比之下，清朝雍正帝的做法就高明得多。他对守法官员给予合理报酬，同时对越轨墨吏行以严刑峻法，刚柔并济，赏罚分明。 雍正接手的大清朝，国库空虚，亏空巨大。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
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有鉴于此，雍正给官员们发放数目可观、远高于平日工资的“养廉银”，同时还额外再给京官发津贴、给不同级别官员规定不同数额的办公费用，同时取缔“馈赠礼金”和“索取归礼”等陋规。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常有令人“闻风丧胆”的“钦差大臣”。从雍正朝的情况来看，钦差大臣的确很有威慑力，因为，担任这个职务的，大多是直接归皇帝领导、专门查办地方官贪污案件的。钦差大臣一般由清正能干的中央官员组成，与地方没有瓜葛。 同时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这些人与被查的贪污犯没有利益关系，就不会对地方官包庇纵容。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从调查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这样一来，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填补亏空，遏制了“前腐后继”的歪风。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这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
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把自己欠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一旦发现贪官污吏，雍正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赃官的罪一旦核实，就把他的家抄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女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
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但其反腐策略和思路，仍值得后世借鉴。 （作者：张志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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