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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东/文中国出生人口开始大面积萎缩。按照国家统计局1月23日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 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千分点。中国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仍然规模庞大，接近1亿人。但国家统计局估计，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仍会继续减少。 人口学家梁建章、黄文政提出过政府鼓励生育的一揽子方案，从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到拿出占GDP总额2%-5%的数额（近4万亿元）奖励多生育者等。此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又再度掀起关于人口政策的讨论。 应该说，在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尚未清除的情势下，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与政策建构，让生育回归人类繁衍的“自发秩序”轨道，是纠偏的必要步骤。包括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但拿出4万亿奖励生育这一政策倡议，尤其是如果用于直接补贴生育二胎者的话，是值得商榷的，它显示出倡议者对市场调控生育能力的疑惧。如果说，迷信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计划和操控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其在生育领域的相关能力？显然，对后者的操控远较前者更难。 计划经济的成功取决于要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否则决策者的规划必然是“理性的自负”，将经济搞得一团糟，因为决策者无法精准计算出真正的市场供需。问题是，在生育繁衍领域，“全能的上帝”视角在哪里？人类的生死，本质上可以交由市场进行供需调节，如果生育孩童的成本高过人们预期带来的收益，生育供给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 计划生育的“理性自负”所带来的灾难后果，我们都看到了。强制生育也必然如此。当然，梁建章所倡议的并非强制生育，而是用金钱奖励来予以激发。但这并非新的政策创见，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都有过类似的举措。以深受“少子化”所困的台湾为例，将2岁儿童送至当局签约的托育机构，最高可获每月10000新台币的奖励，第三胎以上再加1000元。但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政策成效。 影响人类行为的基本单元是基因。而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以寻求繁衍为根本目的，所以生育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心理特质，也与生育所产生的亲情结构相适应。这是我们决策的出发点，即不要担心人类在本能层面缺少生育意愿。 缺少生育意愿，尤其是多胎意愿，一定是因为生育成本太高。一胎已经保证了基因的延续，二胎导致生活品质下降，于是被我们的理性所拒斥。一个数据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只有1.91，比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都低。 要知道，中国农村有着长期的多生育传统，在计划生育的严苛政策下尚且如此，何以现在变了？根本原因或许在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让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以前没有儿子，农民老了根本无法生存；现在，虽然社会老龄化程度高了许多，但农村养老问题反而不像以前那么致命了，适龄夫妻更多考虑的是生育抚养成本。 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政府的奖励金额能够超过生育抚养成本，就会鼓励更多人生二胎。但这个数额的边界是多少？为什么是4万亿而不是4000亿或40万亿？这种奖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根本起不到刺激生育二胎的目的？或者是金钱都流到了那些本来不需奖励就想生育二胎的家庭中——他们本来就处于社会阶层的金字塔顶端。奖励生育政策会不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退一步讲，假设金钱奖励的确刺激了生育，那又如何？老龄社会的问题，不是靠即将降生的新生儿缓解，而这些新生儿的父母如果有二胎，则意味着他们在抚养更多老人之外，还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养育，负担进一步加剧。政府的奖励终有停止的一天，那是否意味着被奖励出的二胎老了之后，新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又将浮现？ 因此，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充分尊重个体意愿、不要迷信政府调控，更应该避免“上帝视角”。生育的抉择受到复杂变量的影响，我们需要做的实际上是尽最大可能减少此前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其他交给市场。 （作者系互联网科技从业者、自媒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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